那盏希望的灯

　　最近，有一则很扎心的报道，格斗孤儿“被解救”回家，被强迫摁评语手印的孩子们哭成泪人，现场工作人员很无奈地问接孩子们的人：“你们征求娃娃们的意愿了吗？”这帮以拳明志的孩子，本有机会成为中国的播求，但只能回去天天吃土豆，回到那个窗户就是一层薄纸、风稍大点就会吹破、一年吃不上三顿肉的家，甚至过上与毒品打交道抑或流浪的生活。而这事件的源头，在于他们表演时被人拍了段视频发到网上，又有媒体指鼻子挑眼，说俱乐部没有收养资质、没有让他们接受义务教育等。

　　有人说，他们老家肯定会有个交待的。是啊，可是网友们的记忆和金鱼一样，只有七天的记忆，当他们淡出视野后，又有谁会记得这批为生存挣扎的孩子们呢？

　　历史上，有晋惠帝“百姓无粟米充饥、何不食肉糜”的故事。面对那些为生存而挣扎的群体，用“想当然”的方式指责评论，何尝没有晋惠帝之风呢？

　　一、

　　《欢乐颂》除了好看之外，其背后的深意是对社会“阶级分层”的真实写照，一个人的出身如何，大抵决定了之后的命运走向，这个观点真实而残酷。

　　网上有一个热议话题：“为什么很多人辛劳一生，仍然生活在社会底层”。答案很多，比如说读书，寒门再难出贵子，知识也不一定能改变命运。穷人的孩子光靠吃苦，很难拼过优质资源的孩子，起跑线上已经低了几个级别。

　　每年上清华北大的，家庭一个比一个好，而“穷二代”们屈指可数。坐落在安徽大别山深处偏远乡镇上的毛坦厂中学，被称为“亚洲最大的高考工厂”，每年输送上万毕业生，高考本科达线率达到90%以上，孩子们每天晚上点灯熬夜，何尝不是点燃希望。可是，又有人跳出来说，这不符合我们素质教育的本质要求，不能把我们的教育搞成“生产机器”。这些人想到否？在高考的激烈竞争中，所谓“全面发展”对农村孩子和普通家庭学生来说是一种不折不扣的奢侈。

　　在城乡教育差异悬殊的情形下，我们有什么理由指责那些贫寒子弟通过“高考工厂”实现命运。再比如，打工，更是难求富贵。随着资本的地位和作用不断提高，收入分配中“重资轻劳”现象凸显，资本压榨劳动现象十分严重，导致靠劳动获取收入的收入增长缓慢。很多人怀揣着勤劳致富的梦想，忍受生理的极限，从事着建筑、制造、搬运、运输、环卫等繁重的体力劳动，所得报酬十分微薄，甚至经常发生农民工为讨要工钱招致挨打的事件。勤劳致富在严酷的现实面前变成了传说中的童话故事。

　　路遥《平凡的世界》里，孙少平拼死拼活地扛一天石头，不要命也就挣五毛钱，在矿井下忍受阴冷也就挣几百块钱，每天忙完后浑身散了架，但孙少平依然坚持每天读书。为了方便，他没有在工棚住，而是一人在只有四堵墙，没门没窗，没水没电的房间里借着豆大的烛光看书。而现在，这样的“孙少平”很多，可很难混出来的。

　　一个搬砖的24岁小伙说，用纯粹力气养活自己，根本不是在“努力”改变未来，只能算是“承受”自己的过去。每天兢兢业业，不敢迟到、不敢早退，甚至连辞工回家都得求爷爷告奶奶，没有五险一金，没有任何放纵的资格。对于这些正低头“承受”着的人，哪怕他们的未来一眼能够看穿，也请别挥舞着“不努力”的大棒去敲打他们。

　　二、

　　一些人，或许生活很优越富足，但也不要丢了悲悯之心。并不是每个人都有迈向成功的机会和能力，出于种种原因，注定有一批人要与权力和财富失之交臂，最终沦陷为社会的最底层。

　　翻开陈年旧事，有一篇《华商报》国企工人潘鸿强自杀的事，现在看来依然刺目。

　　这个有着31年工龄的国有企业工人。2010年6月10日清晨，他在车间用一把机床刀挥向自己的脖子。他的遗物是一张工资存折，死前存折里只剩下0.46元。在生存还是死亡之间，潘鸿强选择了后者，走上一条令世人叹息的不归路。

　　潘鸿强每月到手工资600元，加上补助共850元，一生围着机器转的他，买房差钱、孩子上大学用钱，生活窟窿不断，工作是天天孤零零上夜班看门，住的地方是最深巷子里“看不见阳光的角落”。别人曾调侃他，“就你那点工资，连双鞋都给娃买不起”。穷困潦倒、孤独无依、前途无望、疾病缠身、负债累家、一直在生存底线上挣扎，面对众多困扰，很难说有多少人可以永远坚强下去。虽然不清楚压垮潘鸿强的最后一根稻草，到底是什么？但是，对生活了无希望，肯定是他内心的写照。而生活中数不清的窝囊事、烦心和倒霉事，肯定是不可承受的。

　　正是“潘鸿强们”撑起城市的繁华，但他们永远站在城市的背影里。

　　也许你会被凌晨四点清理垃圾的清洁工吵醒，也许你会为快递员送件迟缓而久等，也许你会因为服务员上错菜而扫兴，也许你会因为施工污染而过敏，但你的一个投诉就会让他们白干。

　　一方是生活、另一方却是生存，也许他们的家人正等着工钱救急呢！

　　三、

　　广袤蓝天下，总有一些角落，深藏着鲜为人知的哀愁与无助。

　　在网络聚焦明星们天价片酬、电视里腹黑宫斗时，还有一群人，在伤痛、苍白、无奈、孤独的生活中苦苦挣扎，只为了哪怕1%的翻身机会。

　　很老的一个故事《许三观卖血记》，他卖血就可能面对死亡，为什么他还一次次地坚持呢？他不怕死吗？因为就这么个卑微的小人物，卖血就是他能挣脱命运捆绑的唯一方式。

　　贾樟柯的电影《天注定》里的小辉是个打工仔，网名“我是一只小小鸟”，过着“想要飞却怎么样也飞不高”的生活，出身贫穷，父母贪婪，感情坎坷，独身在外漂泊的心酸与寂寞，都是网罗在小辉头上挥之不去的沉重枷锁。

　　一天，他上班时去同事常岭处串岗，两人攀谈时常岭不慎切到了手，酿成了一处工伤。公司车间负责人给出的处理方式是由公司承担医药费，小辉承担误工费，要求在常岭住院期间，小辉的工资全部归他。这样的惩罚对小辉来说显然是无力承担的。而他那位清纯可人、从事特殊服务、已有一个三岁女儿的恋人莲蓉，其心理成熟度远胜其外表。夜总会里，一面是唱着苏联进行曲、身着苏联军装的、任由客人挑选的三陪女，一面是在那老式的绿皮火车厢里老式干部打扮、一口官腔的老嫖客。小辉心中女神任人采摘，爱情美梦随之破灭。这种冷漠世界的冲击，让小辉这样一位孤身在外、或许还对未来抱着美好幻想的年轻人无法面对，最终跳下了宿舍楼。

　　这几年有不少报道：有为母治病而劫持人质的两兄弟；有爬上高楼讨薪的农民工；有富士康自杀连跳事件中的年轻人……这些触目惊心的警告，不要忽视社会底层的困境。在任何一个社会，决定其发展前途命运的，都是其最短板——社会底层的生存状况。

　　四、

　　跟拍社会底层30年的摄影师马宏杰，他记录了有的姑娘父母和媒人买卖货品般讨价还价的情景；有达成交易时，几只布满皱纹的手伸向厚厚一沓钱；也有送走女儿后在大风中扶墙痛哭的瞎眼的母亲。

　　在马宏杰看来，挣扎在贫困边缘的人会抓住每个希望，有时是不能用伦理道德去衡“你说他们不道德？在没有生存保障的情况下，何淡道德”。他的态度是只记录观察，不谴责也不颂扬。

　　我想，如果最早爆料“格斗孤儿”的人，也有这样的考虑，而不是求新鲜、求点击率的话，这些孩子也许不至于经历短暂希望后，又回到失望的原点。你让这些孤儿拿什么抗争命运？

　　这些底层是“沉默的大多数”，他们不会发声、不会辩解，他们在沉默中坚忍、支撑。那么，请那些键盘侠、道德婊们，不要用自己的“三观”去品评甚至干涉他们的生活。

　　且问一句，“你征求他们的意愿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