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泥湾忆事
题记：一九六五年十月，南泥湾农场成立，编入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生产建设兵团序列：农建十四师一四一团。从西安招收来近两千知识青年，其中绝大部分是六五届初高中毕业生，他们由此开始了走入了充满酸甜苦辣的人生之旅。几十年过去了，那一些人，那一些事刻骨铭心，让人难以忘怀。
一、身边的童话
我当时分配在七连，在繁重的体力劳动和枯燥单调的生活之外，最引人注意的是我们连队旁边的阳岔沟里住着的唯一的农户，我们习惯叫他三代人，因为家里只有三个男性：爷爷、儿子、孙子。爷爷最爱带着孙子去逛金盆湾，常从我们连队前边的公路上走过。金盆湾是个大村，住着几百户人家，曾是三五九旅旅部所在地，那里有个供销社，卖着布匹、盐巴、煤油、火柴等简单的生活必需品。老人是那里的常客，当然常常也只是看客。老人身材不高，偏瘦，头上扎着陕北人习惯的毛巾，不过已陈旧的看不清颜色，胡须也白了大半。他喜欢把孙子架在脖颈上，慢慢地走，和孙子有一句没一句逗着，最吸引人眼球的是随行的还有一猫一狗一猪，猫是狸猫，狗是黄狗，猪是头黑猪。他们有个共同的特征就是四个蹄爪都是雪白雪白的，即人们常说的“四蹄踏雪”。队伍的顺序往往是这样的：猫在前边开道，离爷爷三、五十米，太远了它会等，还回头“喵、喵”地催着。狗有时与猫同行，但大部分时间和爷爷在一起，左右随行。猪则殿后，摇头晃脑的，甩着小尾巴，不紧不慢地跟着，嘴里哼着谁也听不懂的调子。他们的欢乐行在我的视线里成了一道美丽的风景，这景象深深地刻在我的脑海里。
时间长了便有了接触，三代人住着三孔窑洞，门前是一片土场，窑壁上挂着鲜红的辣椒和金黄的玉米，赏心悦目。三代人由于少与人交往，都显得木呐，相比之下，还是爷爷比较善谈。原来爷爷是上边下来的揽工汉，那时南泥湾由于三五九旅的撤离而有大量的土地闲置，爷爷留下来，又接来奶奶和儿子，着实过了几年好日子，甚至农忙时还要雇几个短工呢。然而奶奶死得早，家道中落，儿子在学大寨修梯田时，又炸断了一条胳膊，爷爷和儿子都没有再娶女人。家里添的孙子还有一段故事：那是三年饥饿时期，陕北来了许多逃荒的女人，尤其以中原人多，那里的女人在分下口粮后，为了给家里省下一口，就只身外出讨饭，碰到有吃的人家就留下来。爷俩留下了个女人，还给生了个孙子。待饥饿的日子一过，那边来了个男人，不但接走了女人，还要带走孙子，爷俩把家里值点钱的东西都给了他们，才留下这个小人人。
他们种着沟里的十几亩地，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日子过得很平实。他们对生活没有奢望，也从不灰心，他们就是这样以最大程度的努力劳作着，为后代的繁衍创造着条件。
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当我重访故地时，爷爷儿子都已过世了，孙子已是远近闻名的运输大户了。
二、黄狗与白狗
在我们连队旁边住着一户农民，叫“三代人”，家里养着条大黄狗。在成立南泥湾军垦农场之前，这里还是座劳改农场，而劳改人员是不准养狗的，所以比邻“三代人”的猪场也自然成了大黄狗的领地。那时的南泥湾还比较荒凉，常有豺狗，土豹子出没，它常巡视其间，极其负责。作为犒赏，能吃到饲养员给的剩菜、剩窝头甚至肉骨头，它更是把这当成半个家了。
当我们接管后，猪场仍然是猪场，黄狗并不因这里换了主人而放弃自己的权利，但好景不长，团部为了安全起见，很快给各连猪场配备了狗。我们分到了一条白狗，个头和黄狗差不多。因为是“公家人”，食物有定量保障，白狗显得更壮实一些，白白的脸上有黑亮亮的鼻头，很逗人喜爱。狗真是个有个性的动物，忠于职守，于是两个狗的矛盾是不可调和的，他们都视对方为入侵者，决斗就成了唯一的选择。
它们的决斗让我们这些生活单调的年轻人兴奋不已，都成了热心的观众。刚开始，他们天天咬仗。每每在猪场的开阔地相遇，白狗俨然一副主人相，总是先呲牙咧嘴，耸耳竖毛，撑腿弓背，狂吠不止，摆出一幅凶样儿威慑对方，而黄狗不喜欢这套“来将先通报姓名”的繁文缛节，往往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扑对方，专捡要命处下口。但见黄狗腾挪跳跃，白狗武孔有力地抵挡反扑，你来我往，半天不分胜负，只好带着血淋淋的伤口和疲惫不堪的无奈分开了，以便来日再战。
随着时间的推移，黄狗和白狗相遇时目光逐渐温和了。再后来，则相安无事了。到了仲秋时节，他们还结伴去寻找爱情呢！
三、老骡子
老骡子是我们连队车把式老王的绰号，外人听着不雅，却不带一点嘲弄的成分，甚至还有几分敬意呢。因为连长常夸他干起活来像上了套的骡子，舍得出力又有耐性。
他有个很儒雅的名字叫王芝兰，是我们团百里挑一从当地农村招收来的。来时三十多岁，偏瘦的身材中上等个子，腰板笔直，脚步轻快。淡眉细眼，尖尖的鼻子，高高的额头，留着当时文化人才有的大背头，最外边的衣服永远是披着的，很有派头的样子却一字不识，连名字也不会写，我们都习惯叫他王哥。那时南泥湾军垦农场组建时间不长，喂牲口、赶马车对我们这些刚从西安来的知识青年，实在是勉为其难，而马车又是山区不可或缺的生产工具，团里因此才决定在当地招收车把式的。
饲养班里有了王哥和王嫂，马上就变了样。牲口棚收拾得干干净净，马、驴、骡个个喂得油光水滑。开春时节，他有个绝招，给大牲畜灌一次清油拌木耳，清理肠胃，防病健身。牲口在他的调理下，显得特别精神。
作为车把式，王哥在当地这几十里川道上颇有名气。首先让我们见识的是，赶车的鞭子在他手上简直是出神入化：两丈开外点上香，鞭到香头落，鞭子像长了眼睛似的。软溜溜的鞭子他抡得呼呼作响，挥舞得像棍子一样有力，抽到磅秤上，能让百十斤的秤砣高高翘起。而他的“回头鞭”鞭子甩出去更是绝活，只是王哥赶车时很少把鞭子打在牲口身上。
车把式的本事在平时是很难分出高下的，尤其是在平坦的大路上，好像谁都能赶马车似的。只有山高路险坡陡弯急或出现意外险情时，才能显示出王哥技高一筹的风采来。他来后不久我就有幸见识了一次。
那是个莺飞草长春插春播的大忙季节，作为炊事班长的我要到五十里外的临镇去采购肉、蛋等副食品给大家改善伙食，运输的任务自然落到了王哥的头上。当我们的马车走到一个村口上，看见路边黑压压的站着一群人，原来是兄弟连队一辆马车路过时受到意外的惊吓，窜到路边的河滩上，陷在泥淖中。只见车身倾斜着，随时有翻进河里的危险。车上装的十几箱鸡蛋命运叵测，事务长急得眼泪都快下来了。拉车的四头骡马个个汗流浃背，乱作一团，车把式脸色发白束手无策。有几辆路过的车把式试着给帮忙，都没把车赶出来，反而使车况越来越危险了。“老王来啦！老王来啦！”有认识王哥的高声招呼着，大家自动让开一条缝，那个车把式眼里也透出希望的光来。
王哥利索地跑到车前，前后左右仔细查看了车况，又看了看要冲上公路的那个近四十度的护坡，踢开那些碍事的石子儿，然后不慌不忙地挨个整了整牲口的辔头，轻轻地拍着它们的脖颈，让它们各就各位安静下来。这时，王哥才高高地举起了鞭子，在头顶上摇得呼呼作响，嘴里“吁、吁”“哦、哦”地吆喝着。再看那几头牲口也渐渐地兴奋起来，合着王哥的口令步伐跃跃欲试。说时迟那时快，只见王哥一个闪电般的“回头鞭”和“驾”的一声大喝，车“忽”的一下子就从泥淖中窜出来，跃过护坡上了公路，人们悬着的心一下子放了下来，继而惊叹“一鞭子！一鞭子！”王哥刹时化险为夷赢得了一片喝彩声！
待我们再上路时，我还在“啧啧”地赞叹不已，直夸王哥本领高强，王哥也很兴奋地打开话匣子述说秘籍，他告诉我牲口是很有灵性的，碰到这种情况，它们也想着把车拉出来，问题是那个车把式操之过急，只顾拿鞭子乱抽，把牲口都打毛了，晕头转向你东我西地乱拽，车自然越陷越深越危险。王哥说他做的其实很简单：就是先稳住牲口的情绪，再调整它们的步伐，等它们的动作一致了，一声号令，它们劲往一处使，车自然就拉出来了。
王哥那神奇的一鞭子，是他练就的过人功夫，更高人一筹的是他爱牲口懂牲口，他把牲口看作工作的伙伴，而不仅是役使的工具。
我对王哥的绰号也有了更深的体会。
在那个物质缺乏的年代里，方向盘、售货员、听诊器是最吃香的行业，是人们追捧的对象。王哥就握的是我们连的“方向盘”，他却从不摆架子，他经常外出，不管谁让捎点吃的用的他都答应，一视同仁。虽然不识字，却是豇豆一行、茄子一行交代得清清楚楚的，大家对他打心眼里充满敬意。
不过，王哥也有让难住的时候，文化大革命时背“老三篇”毛主席语录跳忠字舞，他张口结舌、笨手笨脚、狼狈不堪，全然没有赶车那利索的潇洒劲，常惹得大家掩口窃笑。
后来，我们农场整体搬迁到了三门峡库区，那里地处关中平原，使用的都是机械。大大小小的拖拉机，轮式的链轨的，搞运输的田间作业的，马车只做些辅助性的工作，王哥就没那么显眼了，也显得有些失落了。
再后来，实行家庭承包生产责任制，连队要把马车卖给生产队，一贯服从指挥的王哥恼了，他拒绝执行命令，把骡马拴在自己门前，日夜地守着，不让买家牵走。连长知道我和王哥关系好，让我去劝劝他，可我知道马车对王哥意味着什么。才几天不见王哥瘦了一圈，面对一脸悲戚无奈的王哥我灵机一动，“既然办家庭农场，王哥何不买上两头牲口自己用呢？”话一出口，王哥精神为之一振，像换了个人似的。那时一头牲口千儿八百的，对我们来说简直是天文数字，还是我们哥几个凑钱才遂了王哥的愿。
王哥又忙起来了，自己用牲口犁地送粪，农忙时东家请他去耕地，西家要他去松土，我又看到了那个风风火火的老骡子。
一九八六年，我调离农场回到西安。一晃几年过去了，听说王哥的家庭农场颇具规模，骡马成群，儿女都大了，还都进了西安，我真替他高兴。九七年突然听说王哥脑溢血瘫痪了，我利用出差的机会绕道去看望他，只见他齐耳的长发着遮着半张脸，口里的涎水把前胸都打湿了半边，我惊讶得半天合不拢嘴。我忙上前拉住他的手，问他认识我么，他木然地望着我，已不会说话了。我不禁黯然神伤，感叹命运多舛，这就是我那充满活力一天手脚不闲的王哥么？
一晃又是近十年，忽然听说王哥去世了，晚来的消息让我没能赶上去送他，这几天王哥的音容笑貌总是浮现在我眼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