师恩难忘

　　昨天夜里，又梦到了魏传宪老师，半夜醒来，心里怅然若失。转眼之间，他因为可怕的癌症离开我们已经十年了，每每想起那些与他在一起度过的美好时光，我就忍不住嗟呀再三，抚膺长叹！

　　二十六年前，我在二中上高一，传宪老师是学校教导主任，本来不给我们代课，可是高一下学期教我们的语文老师因被学校安排去外地进修，他被临时安排给我们上语文，我便得以与传宪老师有了真正的师生缘。

　　在此之前我与传宪老师是见过几次面的，因为他的女儿魏敬爱与我是初中同班同学，开家长会时见过他，但是由于那时年少胆小，根本没有正面瞧过他长得什么样子。直到他给我们代课，我才真正注意到他：他身材矮胖，脑袋大，脖子粗，左边额头上有一道长长的疤痕，看上去样子十分凶狠。还有一个显著特征是他的臀部很大，经常穿一条当时流行的咖啡色喇叭裤，半条裤腿都沾满了尘土，我们老是偷偷笑他走不动。可是他一站上讲台，就立马与他的外表判若两人，他在讲台上手舞足蹈，不停走动，讲起课来抑扬顿挫，旁征博引，让我们这些山区的孩子简直佩服得五体投地。

　　四川人有一句经典的自嘲：“天不怕，地不怕，就怕四川人讲普通话。”在我们山区，全校老师包括语文老师没有一人讲普通话，只有他是一个另类。他是土生土长的南江人，又在川内学校上的师范，其普通话水平可想而知，可他不顾流俗，坚持用普通话教学。尤其是他在课堂上为我们朗诵《中国爱情诗赏析》当中那些经典名篇的时候，那蹩脚的普通话经常把我们逗得哄堂大笑。但是笑归笑，我们这群情窦初开的山里少年还是在他的启蒙下，极大地开阔了我们的文学视野，为我们播下了一颗充满激情与想象的文学种子。

　　我在校期间，传宪老师已经是全国的教学名师，他在中学语文教学研究方面发表了很多学术论文，还担任着陕甘晋川冀五省语文教学研讨会副会长，经常有人邀请他外出讲学。他在课余还与人合着了一本《女中学生与美》的书，我至今能想起来那是一本淡蓝色封面、装帧着一朵像是百合花的小书，大约一百六七十页的样子，他还专门为我们讲了其中几个章节，主要是美学欣赏。说实话，当年我们学校大部分孩子来自山区农村，不仅衣不蔽体——穿的是补丁摞补丁的“八国联军”，而且食不果腹——吃了上顿愁下顿，自顾尚且不暇，哪里有心思关心女同学美或不美呀，所以把那本书草草翻了翻就不知扔到哪里去了。但是，我还是对他无比崇拜，在那个年代不是谁都可以出书的，能够著书立说的人绝对靠的是真才实学，我虽然没有读懂，不是先生的好弟子，但是先生的真学问却是社会所公认的。

　　传宪老师教学之余，还把学校的文学社搞得风生水起。在他的支持指导下，学校以高中部学生为主办了一个春雨文学社，我也是成员之一，刚开始是油印小报，我们自己刻蜡纸、自己印刷，发行的范围仅仅在本校之内。后来，他找到一个得力助手叫何东晓，是我的学弟，十分热衷诗歌创作。传宪老师自筹经费，何东晓具体操办，把昔日的油印小报换成了铅印报纸《同学少年》，文章质量、版面装帧有了很大提升，报纸发行范围也从偏僻的南江二中一隅逐步扩展到川东北多所中学。我当年在报纸上发表了一首小诗《如果》，可能传宪老师从中看出了我的某些文学潜质，他课余时间找我谈心，告诉我文学创作也是一条出路。我当时想也没想就一口回绝，“文学创作是黑道，我绝不会以文学为生！”传宪老师非常失望，说：“那你就走你认为的红道吧！”其实当时他早已看出来我偏科严重，数学鲜有及格的时候，通过高考进入大学几无可能。师弟何东晓就听从了他的建议，一门心思扑在文学创作上，在校期间获得全国“十大校园诗人”称号，高三毕业即被四川大学破格录取，而我当年则名落孙山。虽然后来经过补习，我勉强考上北方一所三流大学，选择了与文学没有关联的经济管理专业，我也暗自努力要向老师证明我当年没听他的建议是正确的，可是毕业过后经过二十多年的打拼，我既没有凭借经理管理知识发家致富，更没有在时代大潮中建功立业，反而是在很多个夜深人静的时候，默默用文字舔舐自己在尔虞我诈的经济社会中所遭受的暗箭与伤痛。假如当年听从了先生建议、或是大学选择与文学相关或相近的职业，我现在的生活会不会是另外一种状态？

　　在高中时，有与传宪老师同村的同学为我们讲过一则轶事：说是他青少年时期受过一个小名叫“粗鲁子”的人欺负，生性倔强的他一直耿耿于怀，苦于又找不到抱复机会。后来，他的儿子降生，就给自己的儿子取名为“粗鲁子”。这个敦实的小男孩经常由他姐姐带着在校园里玩耍，我们叫他，他都嘿嘿一笑。我很怀疑这个故事的真实性，觉得以传宪老师的品德断不会如此低俗，但是想起历史上文人搞怪的事也层出不穷，对那些恃强凌弱的恶棍进行恶搞也不见得就拉低了品格。可惜，斯人已去，今生今世我是无法向他亲自求证了。

　　（罗拱北，中国散文学会会员、中华诗词学会会员、陕西省作家协会会员、咸阳市作家协会会员。2016年出版散文专集《花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