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化的春节
革命化的春节
我到生产队三个星期以后，我们学校67级二班的吴干刚和刘克刚同学也从其他公社转到我们公社，分配到我们的生产队。过去在学校里，我只是听说过，67级二班有两个刚，都是男娃子，特别淘气，班主任对他们都脑袋疼。过去只是听说，没见识过。现在就和我同在一个生产队。这也算是一个缘分。又过了一个星期，当地洪雅城关镇的邓成义，何群舒两个知青也分配到了我们的生产队。
这样一来。我们的生产队就有了五个知青。四个男生，一个女生。尽管大家都来自不同的地方，反正大家都是知青，这就已经足够。当年流传一句名言，天下知青是一家，几年来大家都在一个生产队，劳动生活上互相帮助，无论有啥事，相互之间都能有个照应。
1969年春节是2月17号，在下乡临出发之前，妈妈曾跟我说，我们家里的钱也不宽裕，你刚到生产队没几天就又要赶回来，一个来回要得花不少钱，太浪费了。这个春节你就在生产队里过吧，也好给当地乡亲们留个好印象。
眼看就到春节了，我们几个一起下乡的同学们遇到一起，围在公社大院门口，正在兴高采烈地议论着什么，武装部的周部长和公社里一个主管知青工作的干部走出公社大院，把我们拉进了办公室，向我们交办一个任务，要我们几个在街上，打鼓敲锣为公社制造一些过春节的热闹气氛。
我们几个谁也不会，站在那里不免有些为难，不好意思地说：“我们都不会，你们另外找其他人来干。”周部长微笑着说：“没关系。你们随便打都可以，只要能打出儿像样的鼓点调调声就行了。好坏没关系。我晓得你们都从成都来的，多多少少都能打一点儿……”
于是乎我们几个就腰挎着鼓，手提着锣，在罗坝街上三人一行排起队。妆模作样地敲打着鼓点，在街上来回走了几趟，反正当时的罗坝乡街道不长，走几个来回也用不了多长时间，由于我们所敲打的锣鼓曲调，是在学校里所熟悉的升旗仪仗锣鼓曲调，与当地农民敲打的喜庆曲调，完全不同样，这支临时组建的小鼓队，所做的即兴表演，立刻引来了上百上千人的围观，我们几个知青越发得意起来，敲打的更卖力了……。
大年初三，公社在罗坝街上的洪雅县二区医院门前搭设了一个简易舞台，当时下乡到罗坝公社的所有知青（包括1964年下到那里的知青）和当地的社员们都参加了文艺联欢表演。那几天公社街道和二区医院门前上非常热闹。表演的水平我们不敢说有什么高水平，但大家都如此这般，彼此彼此，只能说是尽量吧，尽量努力表演得好一点，谁也不用笑话谁。
过春节这几天，在生产队里，我没有在我的小木屋做成一次饭。常被队里的社员们强拉去到他们家去做客。有几次我在小木屋厨房已经点火做饭。被那些好客的社员们不由分说地灭掉灶塘里的火。我被强拉到他们家。大家亲亲热热地围坐在火盆边。天南地北地聊着那些永远说不完的话题。
大年初四晚上，生产大队开会。在会上，大队长宣布由石建华作为我们大队的知识青年代表，参加1969年洪雅县农业学大寨大会。和大队和生产队的干部一起，初六到公社报到，然后一起出发。先到新民公社集中。
在这次会议期间。我遇上了我们学校里的很多知青。一个月前，刚从学校分手，能来到这儿参加会议的知青，应当说都是表现不错的，一个多月的农村生活。给我们这次的知青聚会增添了不少新的话题。同学们在这里重逢，洋溢着无比兴奋的情感，比起在学校里的学生时代。多多少少都显得要成熟老练一些。谈论的话题比在学校里，显得要深沉和复杂一些，又好像除了相聚的时间和地点发生变化以外，其他的什么都没有变。
会议的特点是一路参观考察，一边就现场实际解决问题，交流经验，指出不足之处。订立改进措施，从新民公社开始，走柳江、中保、汉旺等二十几个公社，行程进四百多里路，每天翻山越岭，几乎走遍整个洪雅县。的确受到了过去从未有过的体力和耐力艰苦锻炼。
通过开会这几天的沿途步行，我们看到了洪雅县的大致概况，洪雅的确是一个非常贫困的县，基本上没有工业。全县的主要经济支柱来源于农业的发展。相当多的生产队都是地处穷山恶水之中。一天的工分制，10分工为一个工。一个工只值不足一角钱一天的生产队，实在是太多了。还有的生产队一天工只值八分钱呢由于那些地方根本就不通车，从当地生产队来县上开会，要徒步走几天才能赶到。开会的代表身上穿的几乎都是破破烂烂的。他们的那身穿着走在街上，如果不是看着他们胸前佩戴的那个颜色鲜红的代表证，很难令人会联想到。那些衣着破烂的人竟然是从公社到来县里开会的代表。县学大寨会议的会务组，发给每个到会代表一天三角钱会议伙食补助，他们都舍不得用。拿一块不知道用了几年的手帕包了又包，裹了又裹，准备拿回各自的生产队，交给队里好记工分儿，自己却在数九寒天的严冬里，蹲在公路边，一边啃着从家里呆来的干玉米饼。一边端着土碗，喝着刚井里打上来的凉水。
我们很多的同学校友，为了显示出：自己和当地的贫下中农已经打成了一片。春节期间，寒冷的冬天，他们的会议伙食标准就是：端着茶缸，喝着刺骨的井水，啃着从生产队带来的冰冷的玉米饼（被我们常常戏称为原子弹的圆形超厚的玉米饼，直径超过1尺，厚度超过3公分）。他们付出的代价实在是太大了。和他们比，我们算是好得多了。洪雅县城到我们公社25公里，可以通长途汽车，公社到我们生产队，走路也就是5里路。我们学校里参加这次会议的很多知青，坐在一起闲聊天的时候，开始调侃道：我们学校的革委会、军训团、工宣队，他们都还真算没欺骗我们，洪雅全县27个公社，有26个公社都安装了电话，已经实现了电气化，所谓楼上楼下电灯电话，可谓世外桃源。结果喃，就是这26个公社，只是每个公社的办公室安装了1部手摇电话，每个公社的公社办公室才安装了几盏电灯，也算有了电气化。还有一个地处边远山区人口上万的公社，就连手摇电话机也没有。更不要说是电灯了。全县只有两三个公社的街道小旅店才有二层小楼。只有那么几个小单间。也可堪称为楼上楼下吧。
就是在这次在新民公社召开的洪雅县农业学大寨预备会议的大会会场，同样也是没有电，用的是气灯，虽然没有电灯，但这几盏气灯摆在会场，效果上还是挺气派，挺亮堂的。
说到桃源，洪雅县还真有一个名叫桃源的公社，离县城有将近百八十公里，那里不通车，要步行几十里山路以后，才能走到公路边，才有可能搭上过路的便车到县城。收音机在那里根本就收不到信号，那里的乡亲们长期与世隔绝，应当算是世外桃源。
要说人间天堂，还真有啊，距离我们罗坝公社十多里路的地方，有一个天宫公社，公社境内有一座山，叫着八面山，此山有个特点，在十几里路的范围内，不论你从任何一个方向看着这八面山，这座山都是一样的景色。看不出有任何不同的画面，故而人称八面山。这八面山上还居住着一群麻风病人，据我们了解，那些麻风病人长期与世人交往，他们就连人民公社的社员都不是，在山上他们是完全的自给自足，种啥就吃啥。当地政府不允许他们下山。山上的人不准下来，山下的人不敢上去，他们长期被隔离在山上，处在完全与外界隔绝的封闭状态。他们所处的地理位置都在白云之上，号称天宫，所谓天宫不就是天堂吗？麻风病人住在天宫，不就是人间天堂吗？
洪雅县农业学大寨会议结束后，我在县城关镇遇上饶开智同学，他在离开成都到洪雅三区找他哥哥饶开明之前，到我们家去了，妈妈托他给我捎来了两斤萝卜干。我从洪雅城关镇步行五十多里路回到生产队，直接回到我的小木屋。没想到，全大队的15个知青，全都在我那个小木屋里聚齐了。
他们这一点儿倒是很主动，从来没有人把自己当外人，我还没回到生产队呐，这十几个知青在我的锅灶里煮上了不少黄豆，香肠和腊肉，把我刚拿回来还没有开封的两斤萝卜干，全部都倒进了大锅里。因为来的人太多，有十五六个人，在烧萝卜干的时候，我趁大家不注意，在锅里起码加了有四两盐，结果他（她）们还是一点儿都不客气，连汤都没有给我剩下，全吃光了。就差点儿没有把我的锅碗一起吃掉。全大队的知青聚在一起，热热闹闹地度过了大年十五。1969年的革命化春节从此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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