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洛观津：中州帝乡之旅

　　卷一：南阳邓州

　　最初听到邓州，在我心目中只是一个毫不知名的小县，因为从邓州到济南，甚至没有直达的火车。当我放眼神州的版图，发现它是僻远的中州——豫西南大地上，一座位于秦、楚之郊的古县，自古号称三省雄关。它的北面，便是最早的中国：洛阳。“此天下之中，四方入供，道里均。”三千年前，当周朝定鼎九州的时候，周公在此卜建了进据关内的新都。河洛之间，天下风云，注定在此际会。而今小小的邓州，就在这颗心脏的边缘，正是这颗心脏的一块连心肉。

　　邓州，曾长期经活跃在中国历史舞台的中心位置，当我翻开史册，发现它就是载在史册的穣邑。超越千余载，只要我们抬头仰望，泱泱国史，便是昨夜的星空。历史上，这里不仅是天子的“邦畿千里”，而且是南北分野的前沿。当天下太平，这里一定是富甲之区；一旦天下有变，邓州往往陷入战乱的兵锋。随着中国历史的进程，到了春秋时代，崛起南方的楚国，兼并了历时近一千三百年的古邓国，取“禾实丰登”之美意，取名穣邑。最终留下了邓州的古称，和遍布全球的邓氏后裔。

　　小国寡民的时代，离着先民渐行渐远，大国峥嵘的时代，走向了历史的舞台。南方的楚国，中央的韩国，西北的秦国，春秋战国数百年间，兵锋纷纷指向邓州。在秦国一统天下的进程中，一度成为穣侯魏冉的封地，陷入了秦国政坛的漩涡。一千多年后，大宋王朝仍在中州大地建都汴梁，宋金之际，两军多次在此激烈争夺。最后的结果，仍然是北方占据了优势，邓州成为金国的前沿阵地。此后的日子，中国的政治中心逐渐远离了中州大地，比起那些雷霆万钧的往事，这座栖居在南阳盆地的历史名城，也便清净了许多。

　　说起邓州，不能不说南阳，并不见得是因为今日的邓州属于南阳，而是因为两个闪耀历史星空的名字：开辟东汉的光武大帝，一心恢复东汉的诸葛武侯，一个南阳诸刘，一个躬耕南阳。二千年前，光武大帝从这里出发，十余年的时间，九死一生，艰难百战，终于定鼎洛阳，不失旧物。二百年的时光，经历又一场治乱兴衰的轮回，刘备曾在此三顾茅庐。当面对昭烈提出的“汉室倾颓”、“欲伸大义于天下”的使命时，武侯羽扇纶巾、纵览天下，提出了后来天下三分的大战略：承衅进据益州、荆州以为根据地，东联孙吴为友，巩固西南后方，以西北少数民族政权威胁敌方侧翼。一旦时机成熟，“则命一上将将荆州之军以向宛、洛，将军身率益州之众出于秦川”，直取天下心脏。然而这一战略的背后，则是人心与人才，是总揽英雄与百姓归心，也就是人和。说到底，是靠着一套深入人心的价值观，是靠着道义的制高点：“信义着于四海。”从南阳出发，他们以毕生的心力，最终无法挽回天时，但留下了道不尽的千秋佳话，留下了不朽的精神，传承至今。

　　八百年后，刚刚经历了庆历新政的失败，一代宰辅、北宋名臣范仲淹，来邓州主政，把又一道星光，永远留给了邓州大地：就在他主持修葺的花洲书院，写下了煌煌巨制《岳阳楼记》，一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诠释了什么是中国精神，中国人有没有精神、有没有脊梁，为中国文化涂抹了绚烂的一笔。一千多年下来，历经一次次王旗变幻，风云起伏，邓州人民依然一次次将书院在废墟上重建，所谓“甘棠遗爱”。有缘来到邓州，当然不能不去花洲书院，只有当我们走入书院，才知道它为什么能够超越时代，存在至今。因为它的身上，寄托着永恒的文运，是这座历史名城的文化高地。只要我们还需要文化，还没有忘记自己，它就拥有生命。

　　春风堂，文昌阁，百花洲。走入花洲书院，一路前行，起初找不到其中的逻辑联系，甚至认为不过尔尔，这样的名字我也会起，这样的神明到处都有。可是，当我得知自古以春风比喻孔子对于文明的作用，也便解开了花洲书院全部的精义：春风花洲，文运昌盛。

　　范文正知邓州期间，除了勤于政务，关注民生，尤其重视教育，视人才为根本。于是兴建了春风堂，修葺了花洲书院，此后的邓州，文运昌盛。直到现代的文学家姚雪银、二月河，也曾在此读书学习，仰沐着先贤德泽。庆历年间，当地状元贾黯荣归故里，登门向自己的父母官求教，千古文豪的范文正并没有讲出什么了不起的大道理，只是淡淡地说：“君不忧不显，惟不欺二字，可终身行之。”不欺，不欺君心，不欺民心，不欺良心。细细品味，里面包含了正大无私，包含了光明磊落，包含了刚正不阿。纵观范文正的一生，才兼文武，出将入相。从西夏前线，到主政地方，所在功勋卓著。“宁鸣而死，不默而生”，在朝堂上坚持原则，不惧犯颜直谏，一再遭受政治打击。然而，它只是不失去自我，不失去本心。求仁得仁，在这个纷纭的世界上，究竟会有多难呢？

　　而今的花洲书院，在经济大潮中复苏，已经开辟为邓州唯一的4A级景区，建筑宏大，园林别致，正对我的喜好。于是独自走入公园，一路悠然，信步从容，穿过春风阁、文昌阁、明城墙遗迹，下来便是不欺堂。后面是江南式样的亭台水榭，慰藉着来自江苏吴县的范文正的乡愁。走入书院，穿过重重院落，建筑的精彩我是只能看热闹的，充其量看看其中的诗词楹联。然而当一路走下来，反复映入心镜之中的，似乎正是一个主题：兴起文运。文运是什么？文化是什么？回望文昌阁，我突然顿悟，以来文化昌盛，正是我们几千年来一直不懈追求的目标。所谓文运，在今天的时代就是文化的自觉与复兴。因为，我们不属于文明，则属于黑暗；我们不属于文化，则属于鄙陋。

　　最重要的目的地，当然是大成殿，供奉孔子的地方。当然，也是整个景区最宏大的建筑。于是整理衣冠，恭敬的登堂入室，里面别出心裁，用巨大的根雕做成了孔子的圣像，看来所费不赀。门旁的桌子上，几把香烛引起了我的注意，旁边写着免费上香。既然说好了免费，估计不是骗钱的吧？该不该上香呢？不懂。前面的游客问清了确实免费，于是跪在蒲团上叩拜了起来。站在旁边的工作人员，穿着唐装，敲着法器，口中念念有词：“一愿身体健康，二愿工作顺利……”难道这是佛堂吗？我不由心生愤然，转身而去。只听后面游客起身问道：“这是什么神啊？”

　　这就是现实，最生动的现实。“君子三年不为礼，礼必崩；三年不为乐，乐必坏”；“如有王者，必世而后仁。”历经几代人身上的文化断裂，我们已经不懂得如何仰望自己的圣贤，如何皈依自己的文化，只剩下在雕像木偶之前，与神明进行最笨拙的交易。然而，书院终究重新耸立在这块古老而文明的大地上，期待着文运昌盛，让春风重新吹醒这美丽的百花之洲。

　　卷二：千古帝都

　　洛阳，我一直向往的城市，宅兹中土，照临华夏。打开一部《资治通鉴》，无数历史大剧在此上演，无数风流人物汇聚斯邦。中国历史巅峰时代的汉唐帝国，曾以此为世界的中心，留下了炎黄子孙最辉煌的记忆。然而，这又是一块神秘的土地。千百年来，洛阳早已离开历史舞台的中心，成为茫茫中原的一座地级市。在它的地平线上，还有古都的遗踪吗？还有青砖灰瓦吗？坐在从邓州往洛阳中转回济南的火车上，不由得遐想不已。对面一名洛阳的老哥，自豪的谈起了自己的家乡：“还是我们洛阳好，干净，漂亮……想去看古迹？那就从东站下车吧，到老城区，有美食一条街。水席吃过没？我们洛阳吃饭，汤多。有老式的房子！离着白马寺也近便。”正中下怀，于是赶紧收拾行囊，提前下车。

　　可是，当我走下火车，眼前是同样的现代市井，如果也能算作古迹的，只是一两座既不大也不老的清真寺了。煌煌帝都，往事千年，历史都到哪里去了？于是从次日开始的旅程里，我只有到记忆中去寻找：东周王城天子驾六，洛阳博物馆，定鼎门遗址，还有天堂明堂——隋唐宫殿遗址公园。翻开博物馆这本大书，方知自夏、商、周三代，到汉魏、隋唐，在一千五百年的建都史上，伊洛之间先后诞生了五座洛阳城。其中大的历史脉络，正如李格非在《洛阳名园记》中所说的：“洛阳处天下之中，挟崤渑之阻，当秦陇之襟喉，而赵魏之走集，盖四方必争之地也。天下当无事则已，有事，则洛阳先受兵。予故尝曰：洛阳之盛衰，天下治乱之候也。”巍巍帝都，天道循环，随着它们的时代而崛起，随着它们的崩溃而失落。从宫阙巍峨、高亭大榭，到断壁残垣、彼黍离离，最后悄然无息、深埋地下。“若论古今兴废事，诸君只问洛阳城”。当泛舟历史的长河，观看壮阔的波澜，也便领会了史学巨匠司马光的这句名言。

　　四千年前，原本活跃河洛大地的夏后氏定都斟鄩，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朝代；从东方而来的商朝，在偃师定都；自西部崛起的周朝建立后，重辟洛邑，随着平王东迁，开启了春秋战国的峥嵘岁月。黄河上下，在此交汇。古史茫茫，却上承三皇五帝，下启秦汉已还，沉淀着中华民族的基因。于是河南朋友骄傲的说：“我们河洛文明才是华夏文明的摇篮，这里不仅是中国的中心，绝大多数汉姓也在此发源。儒学也是在此建立的，开创理学的程子，就是我们洛阳人。”说的好，譬如黄河，我们的母亲河，正是一条条支流的汇入，成就着它的博大。无论河南的伊、洛之水，还是山东的洙、泗之流，都是其中最主要的源头。所谓大一统，正在于这种文化渊源上的不可分割。历史都到哪里去了？原来它从来没有消失，而是汇聚成脚下的河洛文化，源远流长，奔腾不息。

　　从汉魏到隋唐，千年之间，隆起了两大历史的高峰，除了长安，洛阳便是其中的中心点。而连接其间的，则是原本在我看来的一段历史大裂谷：五胡乱华和南北朝。我们总是喜欢仰望祖先的辉煌，却不愿意回首这段充斥着野蛮征服与残酷杀戮的历史。三四百年间，繁华的洛阳大体在沉沦之中，甚至长时期被称为“荒城”。可是，透过历史的波澜，这段历史同样承前启后，在时代的涅槃中，酝酿着时代的新生。也许，这就是历史进程，是人类文明的悲歌。

　　区区两日的行程，在洛阳我没有找到东汉的遗迹，尽管这是我最向往的时代之一。回眸历史，泱泱汉风，是什么让它戛然而止，使一片锦绣江山变成人间地狱？升平之际，又是什么使它缔造辉煌，永垂不朽？“亲贤臣，远小人，此先汉所以兴隆也；亲小人，远贤臣，此后汉所以倾颓也。”在这份震铄古今的《出师表》中，站在治国安邦的高度，诸葛武侯这样评价东汉的兴衰。一旦君子道消、小人道长，不仅是一代政权的腐败，背后必然是整个社会风气的衰颓，乃至价值观念的崩溃。谈到这段历史，钱穆先生在《国史大纲》中说：“国家本是精神的产物”，“一个政权的生命，必须依赖于某一种理论之支撑。此种理论同时即应是正义。正义授予政权以光明，而后此政权可以绵延不倒。否则此政权将为一种黑暗的势力。黑暗根本无可存在，必趋消失。”那么，何以维持人心？何以树立信仰？这是一个在深处制约着时代前行的命题。区区方寸之间，可见世运隆替。此后，汉室四百年江山一步步土崩瓦解，一百多年间，从曹魏篡汉、司马篡魏，到八王之乱、五胡乱华，英雄权略，干戈纷纭。一幕幕喋血大剧，在惊天的阴谋中翻江倒海，盛大上演。

　　英雄所见略同。晚明顾亭林先生在《日知录》中也通过两汉风俗、正始之音的专题，站在时代整体的高度上，揭示了从汉魏之际到西晋末世学术人心的颓败。回顾这段历史，统治阶层日益固化，垄断公共权力与社会财富的门阀士族牢不可破。“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托起隆汉的人才机制失去效能，通过选贤与能进入主流社会的道路逐渐堵死。其中的影响，诚如孟子云：“天下有道，小德役大德，小贤役大贤；天下无道，小役大，弱役强。斯二者，天也，顺天者存，逆天者亡。”与此同时，权贵集团骄奢淫逸，肆无忌惮，侈于清谈而不问世事，成为那个时代的文化标榜。一个腐朽的时代，哪怕一时尽显繁华，却在回首之间，成了回光返照。其中的代表人物王衍，在国破家亡、延颈受刑之际，这样总结他们的时代：“吾曹虽不若古人，向若不祖尚浮虚，戮力以匡天下，犹可不至今日。”

　　空谈误国，实干兴邦，这是自古以来明明白白的经验教训。汉朝的兴起和经久不衰，固然方方面面原因很多，其中同样会有一条脉络可寻，我想那就是文运的兴起：从最深处维持人心，维持人才，也就维持了世运，维持了中央政权的向心力。西汉一代假托复古更化，确立文治政府，到了东汉初年，光武大帝尤其重视儒学，形成了通经致用、崇尚节义的社会风气，通过继承、发扬优秀传统文化，解决了立国理论和立国精神问题。中国的最大优势和最大国情在于大一统，但大一统说到底统的是人，是人心。一旦这些赖以立国的本钱丢了，气运也就衰歇了。

　　易曰：“见龙在田，天下文明。”唐人孔颖达解释道：“天下文明者，阳气在田，始生万物，故天下有文章而光明也。”又云：“经天纬地曰文，照临四方曰明。”可见，文明不是若有若无，文化不是文文弱弱，而是灿烂的制度人为，是普照世间的阳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