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爱农》

　　鲁迅《范爱农》原文

　　在东京的客店里，我们大抵一起来就看报。学生所看的多是《朝日新闻》和《读卖新闻》，专爱打听社会上琐事的就看《二六新闻》。一天早晨，辟头就看见一条从中国来的电报，大概是：

　　“安徽巡抚恩铭被JoShikiRin刺杀，刺客就擒。”

　　大家一怔之后，便容光焕发地互相告语，并且研究这刺客是谁，汉字是怎样三个字。但只要是绍兴人，又不专看教科书的，却早已明白了。这是徐锡麟，他留学回国之后，在做安徽候补道，办着巡警事物，正合于刺杀巡抚的地位。

　　大家接着就预测他将被极刑，家族将被连累。不久，秋瑾姑娘在绍兴被杀的消息也传来了，徐锡麟是被挖了心，给恩铭的亲兵炒食净尽。人心很愤怒。有几个人便秘密地开一个会，筹集川资;这时用得着日本浪人了，撕乌贼鱼下酒，慷慨一通之后，他便登程去接徐伯荪的家属去。

　　照例还有一个同乡会，吊烈士，骂满洲;此后便有人主张打电报到北京，痛斥满政府的无人道。会众即刻分成两派：一派要发电，一派不要发。我是主张发电的，但当我说出之后，即有一种钝滞的声音跟着起来：

　　“杀的杀掉了，死的死掉了，还发什么屁电报呢。”

　　这是一个高大身材，长头发，眼球白多黑少的人，看人总像在渺视。他蹲在席子上，我发言大抵就反对;我早觉得奇怪，注意着他的了，到这时才打听别人：说这话的是谁呢，有那么冷？认识的人告诉我说：他叫范爱农，是徐伯荪的学生。

　　我非常愤怒了，觉得他简直不是人，自己的先生被杀了，连打一个电报还害怕，于是便坚执地主张要发电，同他争起来。结果是主张发电的居多数，他屈服了。其次要推出人来拟电稿。

　　“何必推举呢？自然是主张发电的人罗······。”他说。

　　我觉得他的话又在针对我，无理倒也并非无理的。但我便主张这一篇悲壮的文章必须深知烈士生平的人做，因为他比别人关系更密切，心里更悲愤，做出来就一定更动人。于是又争起来。结果是他不做，我也不做，不知谁承认做去了;其次是大家走散，只留下一个拟稿的和一两个干事，等候做好之后去拍发。

　　从此我总觉得这范爱农离奇，而且很可恶。天下可恶的人，当初以为是满人，这时才知道还在其次;第一倒是范爱农。中国不革命则已，要革命，首先就必须将范爱农除去。

　　然而这意见后来似乎逐渐淡薄，到底忘却了，我们从此也没有再见面。直到革命的前一年，我在故乡做教员，大概是春末时候罢，忽然在熟人的客座上看见了一个人，互相熟视了不过两三秒钟，我们便同时说：——

　　“哦哦，你是范爱农！”

　　“哦哦，你是鲁迅！”

　　不知怎地我们便都笑了起来，是互相的嘲笑和悲哀。他眼睛还是那样，然而奇怪，只这几年，头上却有了白发了，但也许本来就有，我先前没有留心到。他穿着很旧的布马褂，破布鞋，显得很寒素。谈起自己的经历来，他说他后来没有了学费，不能再留学，便回来了。回到故乡之后，又受着轻蔑，排斥，迫害，几乎无地可容。现在是躲在乡下，教着几个小学生糊口。但因为有时觉得很气闷，所以也乘了航船进城来。

　　他又告诉我现在爱喝酒，于是我们便喝酒。从此他每一进城，必定来访我，非常相熟了。我们醉后常谈些愚不可及的疯话，连母亲偶然听到了也发笑。一天我忽而记起在东京开同乡会时的旧事，便问他：——

　　“那一天你专门反对我，而且故意似的，究竟是什么缘故呢？”

　　“你还不知道？我一向就讨厌你的，——不但我，我们。”

　　“你那时之前，早知道我是谁么？”

　　“怎么不知道。我们到横滨，来接的不就是子英和你么？你看不起我们，摇摇头，你自己还记得么？”

　　我略略一想，记得的，虽然是七八年前的事。那时是子英来约我的，说到横滨去接新来留学的同乡。汽船一到，看见一大堆，大概一共有十多人，一上岸便将行李放到税关上去候查检，关吏在衣箱中翻来翻去，忽然翻出一双绣花的弓鞋来，便放下公事，拿着仔细地看。我很不满，心里想，这些鸟男人，怎么带这东西来呢。自己不注意，那时也许就摇了摇头。检验完毕，在客店小坐之后，即须上火车。不料这一群读书人又在客车上让起坐位来了，甲要乙坐在这位子，乙要丙去坐，做揖未终，火车已开，车身一摇，即刻跌倒了三四个。我那时也很不满，暗地里想：连火车上的坐位，他们也要分出尊卑来……。自己不注意，也许又摇了摇头。然而那群雍容揖让的人物中就有范爱农，却直到这一天才想到。岂但他呢，说起来也惭愧，这一群里，还有后来在安徽战死的陈伯平烈士，被害的马宗汉烈士;被囚在黑狱里，到革命后才见天日而身上永带着匪刑的伤痕的也还有一两人。而我都茫无所知，摇着头将他们一并运上东京了。徐伯荪虽然和他们同船来，却不在这车上，因为他在神户就和他的夫人坐车走了陆路了。

　　我想我那时摇头大约有两回，他们看见的不知道是那一回。让坐时喧闹，检查时幽静，一定是在税关上的那一回了，试问爱农，果然是的。

　　“我真不懂你们带这东西做什么？是谁的？”

　　“还不是我们师母的？”他瞪着他多白的眼。

　　“到东京就要假装大脚，又何必带这东西呢？”

　　“谁知道呢？你问她去。”

　　到冬初，我们的景况更拮据了，然而还喝酒，讲笑话。忽然是武昌起义，接着是绍兴光复。第二天爱农就上城来，戴着农夫常用的毡帽，那笑容是从来没有见过的。

　　“老迅，我们今天不喝酒了。我要去看看光复的绍兴。我们同去。”

　　我们便到街上去走了一通，满眼是白旗。然而貌虽如此，内骨子是依旧的，因为还是几个旧乡绅所组织的军政府，什么铁路股东是行政司长，钱店掌柜是军械司长……。这军政府也到底不长久，几个少年一嚷，王金发带兵从杭州进来了，但即使不嚷或者也会来。他进来以后，也就被许多闲汉和新进的革命党所包围，大做王都督。在衙门里的人物，穿布衣来的，不上十天也大概换上皮袍子了，天气还并不冷。#p#分页标题#e#

　　我被摆在师范学校校长的饭碗旁边，王都督给了我校款二百元。爱农做监学，还是那件布袍子，但不大喝酒了，也很少有工夫谈闲天。他办事，兼教书，实在勤快得可以。

　　“情形还是不行，王金发他们。”一个去年听过我的讲义的少年来访我，慷慨地说，“我们要办一种报来监督他们。不过发起人要借用先生的名字。还有一个是子英先生，一个是德清先生。为社会，我们知道你决不推却的。”

　　我答应他了。两天后便看见出报的传单，发起人诚然是三个。五天后便见报，开首便骂军政府和那里面的人员;此后是骂都督，都督的亲戚、同乡、姨太太……。

　　这样地骂了十多天，就有一种消息传到我的家里来，说都督因为你们诈取了他的钱，还骂他，要派人用手枪来打死你们了。

　　别人倒还不打紧，第一个着急的是我的母亲，叮嘱我不要再出去。但我还是照常走，并且说明，王金发是不来打死我们的，他虽然绿林大学出身，而杀人却不很轻易。况且我拿的是校款，这一点他还能明白的，不过说说罢了。

　　果然没有来杀。写信去要经费，又取了二百元。但仿佛有些怒意，同时传令道：再来要，没有了！

　　不过爱农得到了一种新消息，却使我很为难。原来所谓“诈取”者，并非指学校经费而言，是指另有送给报馆的一笔款。报纸上骂了几天之后，王金发便叫人送去了五百元。于是乎我们的少年们便开起会议来，第一个问题是：收不收？决议曰：收。第二个问题是：收了之后骂不骂？决议曰：骂。理由是：收钱之后，他是股东;股东不好，自然要骂。

　　我即刻到报馆去问这事的真假。都是真的。略说了几句不该收他钱的话，一个名为会计的便不高兴了，质问我道：

　　“报馆为什么不收股本？”

　　“这不是股本……”

　　“不是股本是什么？”

　　我就不再说下去了，这一点世故是早已知道的，倘我再说出连累我们的话来，他就会面斥我太爱惜不值钱的生命，不肯为社会牺牲，或者明天在报上就可以看见我怎样怕死发抖的记载。

　　然而事情很凑巧，季弗写信来催我往南京了。爱农也很赞成，但颇凄凉，说：——

　　“这里又是那样，住不得。你快去罢……”

　　我懂得他无声的话，决计往南京。先到都督府去辞职，自然照准，派来了一个拖鼻涕的接收员，我交出账目和余款一角又两铜元，不是校长了。后任是孔教会会长傅力臣。

　　报馆案是我到南京后两三个星期了结的，被一群兵们捣毁。子英在乡下，没有事;德清适值在城里，大腿上被刺了一尖刀。他大怒了。自然，这是很有些痛的，怪他不得。他大怒之后，脱下衣服，照了一张照片，以显示一寸来宽的刀伤，并且做一篇文章叙述情形，向各处分送，宣传军政府的横暴。我想，这种照片现在是大约未必还有人收藏着了，尺寸太小，刀伤缩小到几乎等于无，如果不加说明，看见的人一定以为是带些疯气的风流人物的裸体照片，倘遇见孙传芳大帅，还怕要被禁止的。

　　我从南京移到北京的时候，爱农的学监也被孔教会会长的校长设法去掉了。他又成了革命前的爱农。我想为他在北京寻一点小事做，这是他非常希望的，然而没有机会。他后来便到一个熟人的家里去寄食，也时时给我信，景况愈困穷，言辞也愈凄苦。终于又非走出这熟人的家不可，便在各处飘浮。不久，忽然从同乡那里得到一个消息，说他已经掉在水里，淹死了。

　　我疑心他是自杀。因为他是凫水的好手，不容易淹死的。

　　夜间独坐在会馆里，十分悲凉，又疑心这消息并不确，但无端又觉得这是极其可靠的，虽然并无证据。一点法子都没有，只做了四首诗，后来曾在一种日报上发表，现在是将要忘记完了。只记得一首里的六句，起首四句是：“把酒论天下，先生小酒人，大圜犹酩酊，微醉合沉沦。”中间忘掉两句，末了是“旧朋云散尽，余亦等轻尘。”

　　后来我回故乡去，才知道一些较为详细的事。爱农先是什么事也没得做，因为大家讨厌他。他很困难，但还喝酒，是朋友请他的。他已经很少和人们来往，常见的只剩下几个后来认识的较为年青的人了，然而他们似乎也不愿意多听他的牢骚，以为不如讲笑话有趣。

　　“也许明天就收到一个电报，拆开来一看，是鲁迅来叫我的。”他时常这样说。

　　一天，几个新的朋友约他坐船去看戏，回来已过夜半，又是大风雨，他醉着，却偏要到船舷上去小解。大家劝阻他，也不听，自己说是不会掉下去的。但他掉下去了，虽然能凫水，却从此不起来。

　　第二天打捞尸体，是在菱荡里找到的，直立着。

　　我至今不明白他究竟是失足还是自杀。

　　他死后一无所有，遗下一个幼女和他的夫人。有几个人想集一点钱作他女孩将来的学费的基金，因为一经提议，即有族人来争这笔款的保管权，——其实还没有这笔款，大家觉得无聊，便无形消散了。

　　现在不知他唯一的女儿景况如何？倘在上学，中学已该毕业了罢。

　　十一月十八日。

　　注释

　　1.文章最初发表于一九二六年十二月二十五日《莽原》半月刊第一卷第二十四期。

　　2.《朝日新闻》和《读卖新闻》都是日本资产阶级报纸。下文的《二六新闻》应为《二六新报》，以刊载耸人听闻的新闻报道著称。一九○七年七月八日和九日的东京《朝日新闻》，都载有报道徐锡麟刺杀恩铭的新闻。

　　3.巡抚：清代的省级最高官员。

　　4.徐锡麟(1873—1907年)：字伯荪，浙江绍兴人，清末革命团体光复会的重要成员。一九○五年，在绍兴创办大通师范学堂，培植反清革命骨干。一九○六年春，为便于从事革命活动，筹资捐了候补道，同年秋被分发到安徽。一九○七年与秋瑾准备在浙皖两省同时起义，七月六日(清光绪三十三年五月二十六日)，他以安徽巡警处会办兼巡警学堂监督身份为掩护，乘巡警学堂举行毕业典礼之机，刺杀安徽巡抚恩铭，并率少数学生攻占军械局，弹尽被捕，当天即遭杀害。

　　5.候补道：即候补道员。道员是清代官名，分总管省以下、府州以上一个行政区域职务的道员和专管一省特定职务的道员。据清代官制，通过科举或捐纳等途径都可以取得道员官衔，但不一定有实际职务。一般没有实际职务的道员，由吏部抽签分发到某部或某省，听候差委，称为候补道。#p#分页标题#e#

　　6.秋瑾(1875—1907年)：字璇卿，号竞雄，别署鉴湖女侠，浙江绍兴人。一九○四年赴日本留学，积极参加留日学生的革命活动，先后加入光复会、同盟会。一九○六年春回国。一九○七年在绍兴主持大通师范学堂，组织光复军，和徐锡麟分头准备在安徽、浙江两省起义。徐锡麟起义失败后，秋瑾亦被清政府逮捕，同年七月十五日(清光绪三十三年六月初六)在绍兴轩亭口就义。

　　7.日本浪人：指日本幕府时代失去禄位、四处流浪的武士。江户时代(1603—1867年)，随着幕府体制的瓦解，一时浪人激增。他们无固定职业，常受雇于人，从事各种好勇斗狠的活动，日本帝国主义向外侵略时，就常以浪人为先锋。

　　8.范爱农(1883—1912年)：名肇基，字斯年，号爱农，浙江绍兴人。一九一二年七月十日与绍兴《民兴日报》友人游湖时淹死。

　　9.子英：姓陈名浚(1882—1950年)，浙江绍兴人。

　　10.横滨：日本本州岛中南部港口城市，神奈川县首府。在东京湾西岸。

　　11.陈伯平(1885—1907年)：名渊，自号“光复子”，浙江绍兴人。他是大通师范学堂的学生，曾两次赴日本学警务和制造炸弹。一九○七年六月与马宗汉同赴安徽参加徐锡麟的起义活动;起事时在军械局的战斗中阵亡。

　　12.马宗汉(1884—1907年)：字子畦，浙江余姚人。一九○五年去日本留学，次年回国;一九○七年六月赴安徽参加徐锡麟的起义活动;起事中据守军械局，弹尽被捕，备受酷刑后于八月二十四日就义。

　　13.神户：日本本州岛西南部港口城市，兵库县首府。在大阪湾西北岸。

　　14.武昌起义：即狭义的辛亥革命。一九一一年十月十日在武昌由同盟会等领导的推翻清王朝的武装起义。

　　15.绍兴光复：据《中国革命记》第三册(一九一一年上海自由社编印)记载：辛亥九月十四日(一九一一年十一月四日)“绍兴府闻杭州为民军占领，即日宣布光复”。

　　16.王金发(1882—1915年)：名逸，字季高，浙江嵊县人。原为浙东洪门会党平阳党的首领，后由光复会创始人陶成章介绍加入该会。一九一一年十一月十日，他率领光复军进入绍兴，十一日成立绍兴军政分府，自任都督。“二次革命”失败后，在一九一五年七月十三日被袁世凯的走狗、浙江督军朱瑞杀害于杭州。

　　17.都督：官名。辛亥革命时为地方最高军政长官。以后改称督军。

　　18.指《越铎日报》，一九一二年一月三日在绍兴创刊，一九一二年八月一日被捣毁。作者是该报发起人之一，并曾撰写《〈越铎〉出世辞》(收入《集外集拾遗补编》)。

　　19.德清：孙德卿(1868—1932年)，浙江绍兴人。当时的一个开明绅士，曾参加反清革命运动。

　　20.绿林大学：西汉末年王匡、王凤等率领农民在绿林山(今湖北当阳县东北)起义，号“绿林兵”;“绿林”的名称即起源于此，后来用以泛指聚集山林反抗官府或抢劫财物的人们。王金发曾领导浙东洪门会党平阳党，号称万人，故作者在这里戏称他是“绿林大学出身”。

　　21.季茀：许寿裳(1882—1948年)，浙江绍兴人，教育家。作者留学日本弘文学院时的同学，后又在教育部、北京女子师范大学、广东中山大学等处同事多年。与作者交谊甚笃。着有《我所认识的鲁迅》《亡友鲁迅印象记》等。抗日战争胜利后，在台湾大学任教。由于他倾向民主和宣传鲁迅，致遭国民党反动派所忌，在一九四八年二月十八日深夜被刺杀于台北。此处所说“写信来催我往南京”，是指他受当时教育总长蔡元培之托，邀作者去南京教育部任职。

　　22.孔教会：一个为袁世凯窃国复辟服务的尊孔派组织，一九一二年十月在上海成立，次年迁北京。当时各地封建势力亦纷纷筹建此类组织。绍兴的孔教会会长傅励臣是前清举人，他同时兼任绍兴教育会会长和绍兴师范学校校长。

　　23.报馆案：指王金发所部士兵捣毁《越铎日报》馆一案。时在一九一二年八月一日，作者早已于五月离开南京，随教育部迁到北京。这里说“是我到南京后两三个星期了结的”，记忆有误。

　　24.孙传芳(1885—1935年)：山东历城人，北洋直系军阀。一九二六年夏他盘踞江浙等地时，曾以保卫礼教为由，下令禁止上海美术专门学校采用裸体模特儿。

　　25.作者悼范爱农的诗，实际上是三首。最初发表于一九一二年八月二十一日绍兴《民兴日报》，署名黄棘，后收入《集外集》。下面说的“一首”指第三首，其五六句是“此别成终古，从兹绝绪言”。

　　26.关于范爱农之死，一九一二年夏历三月二十七日范爱农在给作者信中，曾有“如此世界，实何生为？盖吾辈生成傲骨，未能随波逐流，惟死而已，端无生理”等语。作者怀疑他可能是投湖自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