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事变背后谜团：张杨二人为何一夜决裂
蒋介石被扣押后的第二天，杨虎城连夜召集部下研究如何处理蒋介石。一时间，杀蒋之声弥漫会场，也有部分将领主张谨慎行事。与此同时，国民党亲日派何应钦亲率数十万大军逼近陕西潼关，扬言要“血洗长安”，营救蒋介石。
随后的几天，张学良、杨虎城也多次会面商讨该如何处理蒋介石。两人还曾发生激烈争吵，近乎决裂。那么此时，处于事变中心的杨虎城究竟主张杀蒋还是放蒋？
兵谏突起宋美龄托人带信
“……东北军官兵是亡省亡家的人，他们要求抗日是自然的事情……应该很好地安慰。”
11月22日上午，在河南省郑州市惠济区古荥镇古荥村，曾在杨虎城十七路军担任勤务班班长的92岁老人王志屏回忆了“西安事变”当天见到蒋介石的情景。蒋介石光着头赤着脚，只披一件长袍，神情沮丧，身后紧紧跟随着几名卫兵。后来他才知道，蒋已被扣押。
1936年12月12日，蒋介石被扣，张、杨“兵谏”，国内外一片震惊。当天，张学良、杨虎城领衔向全国发出通电，提出抗日救国八项主张。为了应对可能出现的复杂局面，张、杨二人在军事、政治和对外宣传方面迅速采取了一系列措施。除电告各地方实力派和国民党要员外，中共中央、南京政府均收到了张、杨的电报。
张、杨的突然行动让南京政府朝野震动。两天后，西安上空出现一架飞机，盘旋几圈后向西郊机场投下一个信筒，要求交给张学良。张学良打开一看，是澳大利亚籍英国人、自己曾经的顾问端纳来的信，希望面见蒋介石。此时的端纳是蒋的顾问，颇得宋美龄赏识。合上信，张学良命令卫兵马上点起烟火发出信号，让飞机降落西安。
长期从事历史研究的陕西社科院学者雷云峰说，受宋美龄重托，端纳此次前来带着两封信，一封是给张学良的，希望张能就如何顾全与蒋个人的公私两方面关系、如何顾全国家大局予以考虑。另一封给蒋介石的信说：
“你的脾气不好，你心中的话总不肯很好地对部下说明，你也不能虚心地倾听部下的意见，这种情况，我很担心……东北军官兵是亡省亡家的人，他们要求抗日是自然的事情，你应该把你心里的话告诉他们，对他们的抗日情绪，应该很好地安慰。你不这样做，所以激出这次的事情。”
当天晚上，张学良陪同端纳去见蒋介石。被扣几天后，蒋介石已经慢慢了解了张、杨的真意，估计他的生命不致有危险，看了宋美龄的来信，脸上渐渐有了笑容。
可12月16日下午，当端纳再次从洛阳返回西安时，南京政府已下达了对张、杨的“讨伐令”。
大兵压境多方展开谈判
国民党二十余万军队已进驻潼关至华阴一带，战事一触即发。
12月16日晚，南京政府召开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临时会议及中央政治会议，决定革去张学良兼任各职，“交军事委员会严办，所部军队归军事委员会直接指挥”。
此时，针对蒋介石被扣，南京政府内部争吵不断，意见相左。以何应钦为首的亲日派坚决主张用武力讨伐平息事变。黄埔系和中央军的部分人竟纷纷大声齐喊，要求带兵“血洗长安”。但这一主张立即遭到四大家族的反对，面对亲日派的咄咄逼人，孔祥熙大呼，“不要急，蒋介石生命要紧，急狠了，蒋介石就没有命了！”
12月17日，在何应钦通电就职“讨逆总司令”之时，国民党军机对陕西三原、渭南和赤水车站等地的大肆轰炸已进入第二天，数百居民死伤。国民党二十余万军队已进驻潼关至华阴一带，战事一触即发。
危难关头的复杂局势已远远超出杨虎城的预料，但他始终坚持“西安事变”的初衷：结束内战，逼蒋抗日。
上世纪60年代，杨虎城的机要秘书米暂沉回忆，12月17日，周恩来一行代表中共中央，在十七路军的保护下乘张学良座机抵达西安。次日下午，周恩来前往“止园”会见杨虎城。此次谈话确立了中共和张、杨“三位一体”逼蒋抗日的方针。紧接着，宋子文、宋美龄、端纳、戴笠等人在12月22日飞抵西安，开始与“三位一体”进行释蒋谈判。
如何放蒋张、杨几乎决裂
“捉活蒋介石，还得放活蒋介石，杀是不能杀的，放是一定要放的，只要我们提出的救国主张蒋能接受并保证实现，中央军能退出潼关，我们便放他。”
现在的新城大楼已成为陕西省省政府的一部分。西安事变当晚，这里是军事行动总指挥部所在。八角挑檐、黄壁赤柱，虽没了历史的余音，却成了风云的化身。蒋介石被扣后，即被送往这里。“我们现在就去见他吧。”蒋介石被扣押当天，张学良就力邀杨虎城去见蒋。听罢，杨虎城退后一步，摆摆手，“我不去，我见了他没话说。”
“为什么没有话说？我们一定要同他好好地谈。他要答应我们抗日，我们还要拥护他做领袖呢。”张学良劝道。
“副司令认为他会听我们的话吗？我不这么想。要去就请副司令先去，我现在不去。”如此，杨虎城拒绝马上晋谒蒋介石。无奈之下，张学良独自前往新城大楼。结果，正如杨虎城所料，蒋介石与张学良的谈话不欢而散。
现在，随着历史资料的逐步公开，学者们对当时的历史脉络进行了梳理。蒋介石被扣使南京群龙无首，但杨虎城始终坚持自己的看法。为了实现此前提出的八项救国主张，12月13日深夜，杨虎城召集十七路军部分将领商议如何处理蒋介石。会议刚开始，杀蒋的声音弥漫会场，有人认为蒋介石顽固不化，无法实现抗日主张，杀掉蒋介石既可争取各方实力派的支持，也能稳定十七路军，以图抗日大计；有人认为在保证放弃“攘外必先安内”政策的前提下，可以释放蒋介石。
争论一番，将领们都把目光投向沉默不语的杨虎城。片刻思考后，杨虎城说：“捉活蒋介石，还得放活蒋介石，杀是不能杀的，放是一定要放的，只要我们提出的救国主张蒋能接受并保证实现，中央军能退出潼关，我们便放他。”第二天夜晚，在蒋介石的要求下，杨虎城与蒋见面。当蒋介石问杨虎城为什么要“干这样违反纪律的事”，杨虎城义正词严重申“停止内战，团结抗日”的爱国主张。
为了尽快让外界知晓事实真相，12月15日杨虎城发表广播讲话：“……我们这次的举动，是完全出于救国救亡的热诚，绝不是对蒋委员长个人的。我们的愿望是在抗日的旗帜下，全国同胞一致团结……‘双十二’的举动在意义上，完全是为爱护蒋委员长而发动的，即是我们不忍坐视他的政策错误到底，做了我们中华民国罪人……”一些史学专家认为，这即是杨虎城对如何处理蒋介石的基本态度。
释蒋谈判从12月23日开始，到第二天下午结束。经过两天努力，南京政府终于同意肃清亲日派，释放在押爱国人士，发动抗战，蒋介石辞去行政院院长职等。对此，蒋介石仅愿以“领袖的人格保证”分步实施。
谈判的最后一天下午，张学良在抗日联军西北临时军事委员会政治设计委员成员会议上透露，很快就要放蒋走，他自己还要亲自送蒋回南京。杨虎城虽然对放蒋问题没有意见，但对如何释放却认为必须严密考虑，绝不能轻信所谓“人格担保”，蒋介石必须签字。而且，放蒋前，要对部队将领和群众解释清楚。至于张学良亲往南京，杨虎城坚决反对。
70年后，《宋子文日记》公开披露，当晚，张、杨又进行了交谈，杨虎城依然反对立即释放蒋介石，为此两人激烈争吵。此事，杨虎城没有向外人透露，而张学良却立即去告诉了宋子文。连张学良自己也承认，在送蒋离陕问题上，与杨虎城几乎决裂。
张学良被软禁在南京
送蒋离去张学良留一纸手令
“弟离陕之际，万一发生事故，切请诸兄听从虎城、孝侯指挥……以杨虎城代理余之职，即日。”
历史就是一部“谜语集”，有些疑问追根溯源也难寻答案，就像蒋介石的突然获释。12月25日下午3时许，杨虎城突然接到张学良的电话，要他去张公馆。以为张学良改变主意的杨虎城满怀希望，立即出发。可等他赶到时，蒋介石已收拾停当，准备上车了。
“现在就放他走。”张学良压低声音告诉杨虎城。闻听此言，杨虎城心里一惊：要么把蒋介石和张学良一同扣留；要么服从张的安排。为了顾全团结抗日的大局，又不好在蒋介石面前与张争执，杨虎城只好陪同张学良送蒋介石去机场。
临上飞机，蒋介石对张、杨说：“今天以前发生内战，你们负责；今天以后发生内战，我负责，今后我绝不剿共。我有错，我承认；你们有错，你们亦须承认。”接着，蒋再次重复了他的六项诺言。张学良听罢，回答蒋：“只要你同意了我们的主张，我送你回南京去。”即将登机时，张学良将一纸手令交给了杨虎城。
下午4时，伴着轰鸣的马达声，张学良陪同蒋介石离开西安，结束了蒋介石14天的囚禁生涯。后来，蒋介石曾对部下说，西安事变损害了他作为“最高领袖”的尊严。
飞机升至半空，杨虎城打开张学良的手令，上面用红色铅笔写明：
“弟离陕之际，万一发生事故，切请诸兄听从虎城、孝侯（于学忠）指挥。此致，何、王、缪、董各军、各师长。张学良，廿五日。以杨虎城代理余之职，即日。”
蒋介石刚离开西安，便让陈布雷炮制了一篇《蒋委员长离陕前对张杨的训词》。一个报复张、杨的阴谋也随之展开。
1966年，周恩来曾对杨虎城长子杨拯民说：“有人问我，‘西安事变’时如果把蒋介石杀掉会怎么样？我看也不过是日本人早打进来，革命力量早发展，抗日战争也许早胜利。结果未必坏。”
专家观点：杨虎城深知救国须反蒋
以“爱国爱民”著称的杨虎城将军是孙中山先生的忠实信徒，也是中国共产党的忠诚朋友，“三民主义”的忠实执行者和坚强卫士。
他与蒋介石进行过长达十年之久的斗争，对蒋有深刻了解：要救国必须反蒋，反蒋必须联共。杨虎城在主政陕西期间，一直坚持联共反蒋救国的方针，从未动摇。
1936年的“西安事变”是蒋介石亲率数十名军政大员、数十万大军，逼杨虎城立即北上“剿共”，杨虎城和张学良在苦谏乃至“哭谏”无效后举行兵谏的。杨虎城的主张是“挟天子以令诸侯”，目的就是逼蒋抗日，只有确定蒋介石放弃内战、抗日救国，才能释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