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雨街动物小说的独创性
论雨街动物小说的独创性
文/王美雨
【摘要】随着动物小说创作的发展，很多作者开始重新思考西顿的动物小说创作范式，尝试脱离在动物小说中投放人的情感与影子，力图以一种旁观者的身份实录动物的生活，还原动物所具有的独特生命张力与成长意识。雨街的动物小说可称得上是其中的佼佼者，虽是实录动物生活，但因其细腻的情怀、使得书中所有的一切都在旖旎、充满生命力的风光里奔放地发生，故其动物小说又有别于纯粹的动物成长史。
从创作者把动物当作创作对象，将其放置于寓言、神话，“当作向年轻读者描绘人类特征的手段”[1]开始，就预示着终有一天真正的动物小说会出现。漫长的过程，为动物小说的出现奠定了深厚的文学创作基础。所以1977年英国作家安娜?休厄尔的《黑美人》一出现，就引发了全世界动物小说创作蓬勃发展的态势，继而“动物小说之父”西顿于1898年创作的《我所知道的野生动物》，以第三人称的叙事方法描述了一个脱离了人的痕迹、具有自然界领域内的真实动物世界，为动物小说创作提供了新的创作范式。
从现在流行的动物小说可以看出，西顿的动物小说创作范式并没有得到很好的应用，动物小说作者依然喜从人的视角出发，虚拟所描写动物意象的情感与行为，由此使得动物意象或多或少带有了人的影子，甚至给人一种故事还是那个故事，只是故事的主角由人换成了动物而已的感觉，即在动物小说中作者将自己幻化成了动物意象，动物意象成为作者的代言人，隐秘地表现著作者的思想及情感。应该说，在动物小说发展的初期阶段，这种创作手法让读者获得了一种阅读的新颖感以及情感上的补偿作用，然而当这种动物小说创作模式泛滥化，不同作者创作的动物小说呈现出一种同质化特征的时候，动物小说就逐渐失去了吸引读者的能力。正因如此，随着动物小说创作的发展，很多作者开始重新思考西顿的动物小说创作范式，尝试脱离在动物小说中投放人的情感与影子，以一种旁观者的身份原汁原味地照录动物的故事，还原动物所具有的独特的生命张力与成长意识。让读者在体会到属于动物的真正生命意识的同时，也欣赏到了动物小说中再现的真实的自然世界，获得了一种新奇的阅读体验，达到了动物小说创作的真正目的。雨街的《狮王科特》《棕熊哈根》《蟒蛇巴布》三部动物小说可以作为代表之一。
雨街的这三部动物小说内涵各异，科特讲述的是自然界中强者为王、优胜劣汰的自然法则；哈根讲述的是棕熊哈根幼时失去了母亲和兄弟姊妹，在生存的磨炼中偶遇失势的熊王爱因斯并与其结伴求生、最终能够独立生存的故事。而巴布则讲述了刚出世的巴布跳到林波波河里遭遇鳄鱼萨比亚、妈妈为救他被萨比亚吞掉、后巴布历经千辛万险成长起来最终替母报仇的故事。在这三部小说中，我们很少看到人的影子，或者是人类强加给动物的意识存在。书中的一切叙述都是按照动物自然的行为而进行，并没有以对话或者超出动物本体的行为建构故事。这种方式，可以让雨街的动物小说类似于纯粹的动物成长史，却又因其细腻的情怀、使得书中所有的一切都在旖旎、充满生命力的风光里奔放地发生，故其动物小说有别于纯粹的动物成长史。雨街的这种创作情怀及颇具自然生态的故事模式，为众多没有机会接触异域自然风光、真实动物世界的青少年提供了一个极好的了解真实自然世界、真实动物世界的机会。
一、科普知识自然，地理场景真实
一般题材的小说之所以能成功在于明明是虚构的故事但是呈现给读者的却是无限的真实性，而动物小说想要在虚构中呈现这种逼真性则相对困难的多。因为读者更易情感代入写人的小说，对描写其他物种的小说则存有更多的审慎性、挑剔性，即在阅读动物小说时，不仅苛求动物意象的逼真性，甚至对故事场景都有着严苛的要求。正如朱自强所指出的：“与写人的写实主义小说一样，动物小说以真实性为自己的第一道生命线。在动物小说中动物的生活习性和行为方式首先要经得住生物学的检验”[2]。这种生物学的检验指的即是专业的动物学知识，西顿的动物小说创作范式之所以被不少作者规避的原因恰恰在于它需要大量的专业知识作为故事的基点。其原因在于作者一是不喜欢枯燥的动物学专业知识，写动物小说纯粹是为了功利目的；二是就算能够掌握枯燥的动物学专业知识，如何把它们自然地融入到小说故事中也不是一件易事。然而从雨街的三部动物小说中，我们看到雨街并没有回避这两个难点，而是迎难而上，在书中借助故事展现了大量的动物学专业知识。体现出雨街把握住了动物小说创作的本质要求，既要让读者感受到文学故事的魅力，又能够接收到正确的自然界知识、动物知识。众所周知，动物小说的读者主要是青少年，青少年习于相信书中的知识，如果动物小说作者在书中展现的是一种错误的、非专业的动物知识，极易被青少年读者获取，进而影响其知识的架构。由此，作者在小说中展现正确的动物知识就显得非常重要。如雨街在《蟒蛇巴布》中的描述：
科比拉通过收缩肌肉，持久地提高着体温，腹部下的27枚蛇卵在蛇妈妈的体温下，也不停地孵化着。
作为爬行动物，蟒蛇自然是外温动物，即靠外界温度的变化来调控自身的体温。但大自然本身就是奥妙无穷，总有一些动物会在特殊时期出现违反自然法则的行为，雨街在这里描写的蟒蛇科比拉通过收缩肌肉即痉挛性收缩提高体温的方式即属此例，而唯有生活在印度的一种蟒蛇能够在孵化时通过痉挛性收缩肌肉的方式使自身的体温比外界温度高出7℃左右。《蟒蛇巴布》的故事发生在林波波河，虽然其发源地在非洲境内的约翰内斯堡，但其最终注入印度洋，而印度也在印度洋一侧。由此，林波波河周围出现这种能够在孵卵时期自主调节体温的蟒蛇就有了一定的合理性。
《狮王科特》中也富含这种自然的动物专业知识：
在动物世界，不同动物也跟不同地区的人类一样，有自己的一套肢体语言。以母狮子为例，当她们并拢前肢并向前伸去时，表明心情很愉快，生活很满足；而露出腹部，就像古代首领交换城门的钥匙一样，这是在告诉对方，自己最脆弱的地方也是不设防的，也就表明完全信任对方。
这段描述中，雨街以简洁的语言向青少年读者介绍了母狮子不同肢体动作的涵义，如果他们接触过猫、狗等常见动物，就会发现，这些动物也有类似的动作，这种能够将知识和现实生活结合起来的阅读体验，是青少年读者所喜欢的。这也是雨街在其动物小说中没有加入任何一句对话，没有将动物拟人化的原因。在他看来，只要作为旁观者简洁地叙述故事应该涉及到的内容就足够了。
用纯粹的动物学知识构建青少年读者喜欢的小说，稍有不慎，就有可能成为披着动物外衣的写人小说，这一点就连著名的动物小说家沈石溪都不能免俗，吴其南评价其小说时指出：“从多数作品看，沈石溪小说中的动物意象选自动物常只是动物的外形及基本的行为方式，而选自人的却常是那些超越了一般动物、只有人才有的较高级的思维、情感及其它心理特征，如有逻辑的思维、有意识的行动，遵守道德原则，富有牺牲精神，有集体观念、有义务感责任感等等，创作了许多虽以动物的外形出现但却明显不是生活中那类动物的艺术形象。[3]”不过令人欣喜的是，这种动物小说创作中的通病目前已经得到了较大的改观，已经有不少像雨街式的动物小说作者在创作动物小说时，开始自觉规避人及其意识的参与，还原一个自然的动物世界的作者越来越多，动物小说的主角真正是动物的时代已然到来。
对动物小说而言，生物学的检验是一回事，故事的真实场景又是一回事。雨街的三部动物小说中，除《狮王科特》开篇比较笼统地提及故事的发生地是非洲大草原之外，其他两部的故事发生地都比较具体，《棕熊哈根》的发生地是海拔4740米的阿萨杜兹峰①的周围、《蟒蛇巴布》发生在全长1600千米，“流经南非、博茨瓦纳和津巴布韦的边界，最后穿越马克比亚南部地区，注入印度洋，流域面积44万平方千米”的林波波河周围。毫无疑问，这些真实的地理信息使得青少年读者接收到了来自学校之外的别样的地理知识。这种地理信息的真实性硬化了故事的真实性，易于让读者完全融入到故事当中，随著作者的叙述走入一个神奇的动物世界，获得了一种源自真实自然界、动物界的生命感受及阅读体验。
二、实录动物生活，偶加理论节点
雨街将自己定位为一个讲述者为读者展现非洲大草原、林波波河及阿萨杜兹峰领域内的动物世界。他的讲述平实、通匀、紧凑，没有花里胡哨的话语存在，为读者营造了一个纯净的动物小说世界。如在描写熊妈妈吃草时，他是这样讲述的：
熊妈妈的怀里则抱着一束青草，她一边走，一边往嘴里塞，一直把嘴里塞得满满的，才用牙死死咬住，笨拙的前掌像搓草绳似的反方向拧着，不一会儿，便有绿色的草汁顺着草绳子淌下来。《棕熊哈根》
这段描写非常精彩，寥寥数语就将棕熊吃青草的状态向读者做了细致生动的交待，点明了棕熊身体的笨拙及获取食物上的聪明，为读者勾勒了一幅立体的棕熊吃草图。可以说，雨街的动物小说中的每一个场景、甚至动物的每一个动作都是立体的，这些立体的实录式的动作，可以激发读者无尽的想象力、幻想力。
动物小说读者的特定性，使其具有了与其他小说的不同之处。面向成人的小说，重在描述刻画人物形象、描述故事情节，而将哲理性的思考留给读者，让其在阅读中获得一种切合自身知识体系、生活经历的阅读体验。而青少年尤其是儿童的知识体系、生活经历处于起步阶段，对大多数而言，他们无法从作者描写的动物意象、故事情节上获得一种超越具象的阅读体验。因此，雨街在游刃有余驾驭故事情节之余，往往会点缀一点理论性或者与动物意象融为一体的情感体验。如：
科比拉的身体随着呼吸起伏着，她这是第一次做妈妈，她从没体验过母爱的滋味，那爱，像海潮一样涌动着，以致连身下的土地也在微微地颤抖。那爱又像充满花香的四月天的气息，无论你怎样贪婪地区呼吸，仍会有窒息般的眩晕感。
《蟒蛇巴布》
这是对蟒蛇科比拉将要孵化出小蟒蛇状态时的描述，母爱不为人类独有，世间任何身为母亲的生物，都有一种天然的爱子之心，俗语“虎毒不食子”无疑是对这种爱的极好诠释。雨街深谙此点，在不干涉其所构建的纯净的动物世界前提下，他将科比拉即将为母的喜悦与大自然的律动结合在一起，描摹了一幅独有的蟒蛇母爱图、感受图。尽管为成人，但我在阅读时丝毫不感觉是作者在代替蟒蛇抒发做母亲的感受，似乎事情本该就是如此。《狮王科特》中母狮斯文为寻找流浪在外的小狮子保罗身犯险境，被三头其他狮群的母狮子包围，陷入深深的绝望，此时雨街适当地做了一句总结：“但她并不后悔，为了找到孩子，她可以付出一切。”这句总结，并不是一种将自己意识强加到母狮斯文身上的表现，而是通过其宁愿冒着被狮王科特发现私自离群的危险也不放弃寻找保罗的表现，替母狮斯文作出的合情入理的心理感受。正如叶广芩所言“能感受快乐和痛苦的不仅仅是人，动物也同样，它们的生命是极有灵性的，有它们自己的高贵和庄严。我们应该给予理解和尊重。[4]”由此，雨街从理解和尊重的角度对蟒蛇科比拉、母狮斯文的情感进行解读就具有了自然的深度。
雨街的这三部小说中都有对母爱的描写，并通过其水到渠成的点睛之笔，使小读者在了解其他生物母爱的独特表现同时，也深思自己所享受的母爱，对母爱获得更深的体验。雨街这种在动物小说中不参与、不强加的特点，将动物放置于与人平等地位上的做法，让其作品具有了一种软性的影响力，能够让读者在阅读时无意识地接受其所顺势而加的理论，获得一种阅读乐趣与心灵体验同时而发的快感，使雨街在书中设置的阅读奖赏机制落到了实处。
三、生命张力充盈，成长意识浓厚
雨街的动物小说中充盈着无限的生命张力，他构建的动物世界中的每一个动物，无论面对什么样的恶劣生活环境，都不会放弃努力，而是拼尽全力为能够活下去寻找机会。
几次失败，使他想起了母狮先悄悄地潜伏，并一点点地借着尖毛草的掩护接近猎物，等和猎物靠近再一跃而起地扑上去。
这种生存技能，以前看到过并没有放在心上，但在遭受一次次失败之后，他便知道怎么做了。《狮王科特》
为了生存、尚未获得独立生存能力就离群的小狮子保罗，在严苛的动物世界里，几乎不具备任何独立生存下去的能力。但是在经历一次次的失败后，强烈的求生意识让他想起了母狮子捕猎的情形，并自觉去模仿最终学会了猎取食物。雨街对小狮子的这种心理描述未必十分准确，但却是能够解释小狮子突然学会独立捕食的最好理由。在他的解释中，我们看到了一种正确的生命成长意识。就整个自然界的生物而言，不单是动物需要从父辈那里获取成长的经验，我们人类同样也是如此。在成长的过程中，“青少年往往要经历各种诱惑、叛逆、甚至失败等种种磨砺和考验，从而完成人生的成长仪式，逐渐走进纷繁复杂的成人世界”[5]。然而就目前的现实而言，大多数孩子被剥夺了从父辈那里获取成长经验的机会，他们的一切都已经被安排好，他们只要做个乖乖听话的孩子，就会过着安逸的衣来张手、饭来张口的日子。除了课本知识，生活的能力极度缺乏，一旦有朝一日落到像小狮子保罗一样的处境，将无法自处。雨街在书中向读者动物在成长过程中所具有的丰盈生命张力，其目的正是利用阅读体验的功效，像青少年读者传递具有自我成长意识及生命张力的重要性。
模仿是生物的特点之一，在人类生长初期即孩童时期这种模仿行为更为突出，动物同样具备此特征。具有相同特征的孩童和动物就有了某种内在的联系。从和自己具有某种共同特征的动物身上学习有用的成长理念，并不是天方夜谭，在动物小说中，如果作者能够处理得当，是可以让小读者学习到有效的成长方式的。当《棕熊哈根》中饥渴的老熊王发现一头刚死去的麋鹿时，他不是急着去吃，而是围绕着麋鹿反复地观看，这种情形其实我们在生活中都常见，但是雨街却借用这个情景诠释了老熊王为什么这么做：
这也是由动物的属性决定的，强大者之所以能存活下来，一方面来自于他们的坚忍，更重要的是来自他们的警觉。
动物的智慧有的来自本性，有的来自于学习。
假若雨街只是在书中描述老熊王围着麋鹿转圈然后吃麋鹿的情形，青少年读者是无法自行从中体悟到老熊王围绕死去的麋鹿转圈的原因，也就无法提升阅读的高度。雨街的提示恰到好处，既告诉了读者老熊王行为的原因，又无形中向读者传授了一种获取知识的方式，既本能和学习两者都得兼顾，如此才能够成为那个优胜者。只有成为优胜者才能在自然界中生存下来，因为动物世界弱小者几乎决定自己命运的权力，它们的命运全都掌握在强者手里。
统而言之，在目前“功利主义教育具有关闭儿童的身体生活，从而破坏童年身态的倾向”[6]的教育形式下，雨街式的动物小说可以担负起开拓青少年视野、让其获取成长张力和生命愉悦体验的部分责任，因为雨街式动物小说中没有对弱者的同情，也没有渲染的悲剧色彩，作者以真实作为立足点，用简洁、自然的语言描述自然界中的动物，展现了一个多姿多彩却又充满了凶险的动物世界；作者以描述动物的故事为契机，向青少年读者暗授毅力、友情、勇气等具有积极意义的品质。这样的动物小说内容及意蕴，暗合“文学即人学”的要求，使得动物小说的创作有了其他文学题材不可替代的地位，也预示着动物小说创作新时代的到来。
注释：
①一般翻译为巴萨杜兹峰，位于欧洲中部。
作者简介：王美雨，生于70年代末，女，临沂人，文学博士，山东某大学文学院副教授、曾发表学术论文40多篇，出版学术专着《车王府藏子弟书叠词研究》、《车王府藏子弟书方言词语及满语词研究》《语言文化视域下的子弟书研究》多部。主持并参与多项科研项目、参编多本教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