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大革命的酝酿：孙中山北上和国民会议运动

　　中国大革命史

　　第一章大革命的酝酿

　　第七节孙中山北上和国民会议运动

　　一、孙中山北上和国民会议运动广泛兴起

　　北京政变后，孙中山准备北上。10月30日，孙中山由韶关北伐前线返回广州，立即召开军政会议，讨论应付北方时局的方针和办法。11月4日，孙中山发布大元帅令，命令大本营总参议胡汉民留守广州，代行大元帅职权，建国军总司令谭延闿驻守韶关，全权办理北伐事宜。为了配合孙中山北上，国民党中央向全党发出秘密通告，指出“总理此次北上，乃应北方各同志之要求，期于北方党务之进行，有所发展，并非轻与各派讲求妥协”。号召“凡我同志，当及时努力宣传组织，以期团体日固，势力日充。”

　　11月10日，孙中山发表《北上宣言》，全面陈述了北上的目的和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军阀的政治立场。宣言指出：“国民革命的目的，在造成独立自由之国家，以拥护国家及民众之利益。”为此，对外必须取消一切不平等条约，改变半殖民地的地位；对内实行国家统一，保障人民自由，发展经济文化，改善劳动人民生计。宣言总结了长期的斗争经验，指出实现国民革命的关键在于由人民掌握武力，结束军阀武装割据的局面。

　　孙中山在宣言中接受了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国民会议口号，主张“召集国民会议，以谋中国之统一与建设”。并建议，在国民会议召集之前，先召集预备会议，决定国民会议的基础条件及召集日期、选举方式等等。预备会议由现代实业团体、商会、教育会、大学、各省学生联合会、工会、农会、共同反对曹吴各军、政党等九种团体派出代表参加。宣言提出，在会议召开之前，必须释放各省政治犯，保障各地方之团体及人民有选举自由，有提出议案及宣传讨论的自由。孙中山在《北上宣言》中所陈述的政治立场，是他北上与军阀进行斗争的政治纲领。

　　召开国民会议的政治主张是中国共产党于1923年7月发表的《第二次对于时局的主张》中正式提出来的。当时正值曹锟发动驱逐黎元洪的政变，控制了北京中央政权，引起全国人民的强烈反对。各方面为解决时局危机提出许多方案。中国共产党则提出召开国民会议的主张，即“由负有国民革命使命的国民党，出来号召全国的商会、工会、农会、学生会及其他职业团体，推举多数代表，在适当地点开一次国民会议”。并且指出：“只有国民会议才能代表国民，才能制定宪法，才能建设新政府统一中国。”这个主张的实质就是依靠工农商学各界广大群众来解决国家政治问题。孙中山此时接受了这个主张，表明他进一步认识到革命必须依靠广大群众，也表明了他改变了他在《国民政府建国大纲》中关于国家建设的程序。《北上宣言》发表后，中共中央于11月19日发表了《第四次对时局的主张》，不仅重申了召开国民会议的主张，而且提出迅速召开国民会议预备会议等主张，把召开国民会议的政治主张进一步具体化。中国共产党主张召开国民会议是从当时历史条件出发而采取的一种合法斗争。通过它既能揭露军阀的反动面目，提高人民群众的政治觉悟；又能利用军阀政权尚未巩固的有利条件迫使军阀对民众的意志作某些让步，为最后推翻帝国主义和军阀的统治准备自己的力量。

　　孙中山深知，要实现他的统一与建设中国的理想，必须取得广大人民群众的了解和支持。因此，他到处演讲，宣传他北上的目的，动员群众起来支持他的主张。11月12日，孙中山出席广州各界欢送会并发表演说。他勉励大家要同心协力地把广东搞好，使之成为一个基础巩固的革命策源地。他要求留在广东的革命同志，团结南方的力量，把业已进行的北伐推进到武汉，以响应他在北方和北洋军阀进行的斗争。

　　11月13日，孙中山偕夫人宋庆龄乘永丰舰离广州北上。14日抵达香港。同日改乘“春阳丸”赴沪。17日，孙中山抵达上海，受到各界群众万余人的欢迎。

　　孙中山北上，坚持反对帝国主义的立场，引起帝国主义的恐慌和仇恨。孙中山抵上海前夕，上海英商《字林西报》公然说：“上海无需乎孙，应阻止其登岸。”孙中山到达上海后，法巡捕竟阻拦路经租界的群众欢迎队伍，并捕去群众团体的领队数人和夺去群众队伍的旗帜。企图以此来阻止孙中山在上海停留和动摇孙中山的反帝决心。

　　帝国主义的蛮横无理，引起孙中山的极大愤慨。他抵达上海的当天中午，在寓所接见各界人士，对《字林西报》的言论进行严正驳斥。他说，“外人发此言论，不胜骇异。上海为中国领土，吾人为主人，……如租界当局果阻余入租界，则吾人对此不能不有出以断然手段之觉悟。”“中国国民已不能再坐视外国侨民在中国领土内肆其跳梁跋扈也。”隔日，孙中山余怒未息，在和记者谈话时又说：“上海是我们中国的领土，我是这个领土主人，他们都是客人。主人行使职权，在这个领土之内，想要怎样便可以怎样。”孙中山义正辞严的讲话，有力地打击了帝国主义的气焰，维护了中华民族的尊严，显示了中国人民不畏强暴的英雄气概。他这种大义凛然的立场，受到国内外进步人民的敬重，也为他的北上增添了不少光辉。

　　孙中山在上海停留期间，广泛接见各界人士，宣传他北上的主张，他说，北上的任务是“求和平统一，开国民会议”，使全国人民能“在会议席上公开的来解决全国大事”。“在国民会议席上，第一点就要打破军阀，第二点就要打破援助军阀的帝国（主义）。打破了这两个东西，中国才可以和平统一，才可以长治久安。”他深知要完成此项任务是艰巨的危险的。但他坚决地表示，他不畏惧，只要全国民众了解，行动起来，就能成功。

　　11月22日，孙中山乘“上海丸”离沪赴日。23日抵日本长崎，24日抵神户，在日本共停留八天。孙中山在日本期间，先后多次接见新闻记者、中国留学生，并出席了所到各地中国国民党人以及旅日华侨的欢迎会。他在演讲和讲话中，进一步闸述了他的北上任务，首先是“打破列强的侵略”，“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摆脱帝国主义的束缚，取得民族的独立。他谈到国内的不安宁和不统一，主要是军阀听从外国人的话来残害人民。因此，要使中国和平与统一，就“要军阀绝种，便要打破串通军阀来作恶的帝国主义”。他认为解决国内问题，“第一步的方法是召开国民会议，由全体国民自动地去解决国事。”这时，孙中山把北上的任务明确为两个方面：（一）召集国民会议，对付军阀；（二）废除不平等条约，对付帝国主义。孙中山根据多年革命斗争的经验和教训指出：要从帝国主义手中收回主权，不能“只用仁义去感化他们”，请他们“和平的退回我们的权利，那就象与虎谋皮，一定是做不到的。我们要完全收回我们的权利便要诉诸武力。”

　　11月30日，孙中山乘“北岭丸”离开日本。12月4日抵达天津，受到2万多群众的欢迎。中共北京地委书记赵世炎亦前往迎接，并在群众欢迎大会上讲了话。当晚，孙中山肝病发作，于是留在天津治疗。孙中山在卧病期间，仍坚持工作。12月5日，他在卧室会晤了来访的张作霖、卢永祥等人。18日，他接见段祺瑞的代表叶恭绰、许世英时，斥责段政府的《外崇国信宣言》的主张。他愤怒地说：“我在外面要废除那些不平等条约，你们在北京偏偏的要尊重那些不平等条约，这是什么道理呢？你们要升官发财，怕那些外国人，要尊重他们，为何还来欢迎我呢？”31日，孙中山扶病入京，受到北京各界群众10余万人的热烈欢迎。他在车站散发了书面讲话稿，指出：“中国的自由平等已被满洲政府从不平等条约里卖与各国了，以致我们仍然处于次殖民地之地位，所以我们必要救国。”“兄弟此来，不是为争地位，不是为争权利，是为特来与诸君救国的。”表明了他坚定不移的革命决心。

　　在孙中山北上的整个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发动广大群众给予积极支持。11月中旬，当孙中山抵达上海时，中共中央发出指示，要求各地党组织联络各地人民团体，组织国民会议促成会，向广大群众宣传，掀起大规模的示威运动。12月，中共中央又发出指示，要求各地党组织加强对国民会议促成会的领导，统一促成会的组织和名称，使之成为有广泛代表性的群众团体。

　　在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的密切合作下，声势浩大的国民会议群众运动蓬勃兴起。11月26日，上海机器工人俱乐部、劳工青年会、全国学生总会、上海平民教育研究社等27个公团代表发起组织国民会议促成会，并成立了筹备会。12月14日，由143个公团组成的上海国民会议促成会正式成立，选出向警予、邵力子、俞秀松等21人为委员，通过了章程和宣言，并要求执政府立即召开人民代表的预备会，明令取消治安警察条例，恢复被解散的工会、农会和学生会。上海国民会议促成会成立后，开展了广泛的宣传活动，并于29日发出通电，提议组织全国国民会议促成会。

　　在上海国民会议促成会的推动下，在各地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员共同努力下，汉口、徐州、广州、天津、保定、济南、太原、厦门、北京、南京、长沙、杭州等数十个地区先后成立了国民会议促成会。

　　各地国民会议促成会成立前后，各人民团体和国民会议促成会积极开展了宣传活动。在广州，1924年12月20日，100余团体和学生2万余人举行了促成国民会议，反对善后会议大示威游行，并发表宣言。1925年1月，广州学界3万余人举行了预祝国民会议成功的提灯大会。9日，广州国民会议促成会等400余团体通电反对善后会议。与此同时，其他各地国民会议促成会和人民团体也纷纷发表宣言或通电，反对善后会议，赞成成立全国国民会议促成会。

　　中国共产党注意把国民会议运动与各阶层切身利益密切结合起来，推动运动的发展。各阶层人民除向国民会议提出废除不平等条约等共同要求外，还提出了其特殊要求。青年团中央机关刊物《中国青年》发表文章，号召全国青年竭尽全力促成国民会议，并代表青年向将来的国民会议提出改革教育制、改善青年工人劳动条件和工资待遇、禁止使用童工等18项要求。工人、农民、妇女、军人也都结合自身特点提出得各要求。

　　国民会议运动在很短时间内，已从大城市发展到中小城市，从城市发展到农村；已在全国各阶层人民中普遍开展起来，成为全国规模的群众政治运动，成为孙中山与北洋军阀进行政治斗争的强大后盾。

　　二、反对善后会议的斗争

　　段祺瑞被推为临时执政后，于1924年11月21日发表通电宣告，准备在一个月内召开善后会议。他企图以召开善后会议对抗孙中山号召的国民会议。12月24日，段祺瑞公布善后会议条例，规定参加人员为：有大勋于国家者、讨伐贿选制止内乱各军最高首领、各省区及蒙藏青海军民长官以及有特殊之资望学术经验者。接着又公布了123人的邀请名单，其中除孙中山外，绝大多数是各省军阀头目，所谓的有特殊资望学术经验者也多是地主买办阶级的政客和遗老耆绅。从参加人员成分看，善后会议的反动性质十分明显。

　　段祺瑞公布善后会议条例以后，国民党中央于12月26日发表通电表示反对善后会议。1925年1月10日中共中央发出的党内通告和1月1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作出的决议，揭露了善后会议的危险性，指出段祺瑞企图勾结各省失势的小军阀，以对抗直系军阀，其结果必然引起新的军阀战争，为帝国主义侵略中国提供新机会。段祺瑞悍然召集善后会议，是企图在国民会议之前巩固其势力，以对付孙中山和广大人民，强行卖国政策。通告还提出中国共产党的对策：坚决反对善后会议有议决国家根本大法及外交军事、财政问题的权利；继续要求召开国民会议及其预备会议，行使人民当政的权利，倘若段祺瑞拒绝接受，当即组织罢工、罢市和罢课等示威运动，以示抗议。根据这一精神，中国共产党的机关刊物《向导》、《政治生活》等连续发表署名文章，揭露段祺瑞破坏国民会议的阴谋。

　　孙中山到北京后，对段祺瑞进行了坚决的斗争。1925年1月17日，他发出《复段祺瑞电》，要求善后会议作如下改变：1.容纳人民代表，2.会议虽可涉及军制财政，但最后决定权应为国民会议。20日，正在上海举行的中共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发表宣言，积极支持孙中山的要求，主张人民派代表参加善后会议，揭露“段氏对于召集国民会议之虚伪宣言”。并号召全国人民赶快组织起来，制止军阀的阴谋，努力于国民会议之召集。31日，上海国民会议促成会根据中共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的精神研究了对善后会议的具体对策。认为善后会议召集已成定局，所争之点不在名称，而在构成分子。因此决议：1.力争人民代表参加；2.人民代表人效应占全体代表的2/3以上；3.各地国民会议促成会亦应选派代表参加。

　　孙中山和中国共产党的方针是要改变善后会议的性质，使之具有人民性。这与段祺瑞要把善后会议作为御用工具的目的相违，必然不为他所接受。1月29日，段祺瑞复电孙中山，拒绝了孙中山的要求。因此，中国共产党不再要求参加善后会议。国民党也下达了抵制善后会议的通知。

　　孙中山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是伟大的一生。

　　孙中山的伟大，在于他为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奋斗了一生。孙中山早年怀着救国救民的志愿投身革命，他奔走于国内外，组织革命团体，宣传民主革命纲领，以鲜明的革命民主派的立场，同资产阶级改良派作尖锐的斗争，成为中国革命民主派的一面旗帜。他领导人民推翻了清王朝的统治，结束了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建立了资产阶级共和国。辛亥革命后，为维护这个共和国，领导了“二次革命”和“护法运动”，与北洋军阀进行了不懈的斗争。中国共产党成立后，他接受中国共产党关于中国革命的主张，同中国共产党结成革命统一战线，把反帝反封建的斗争推向一个新的阶段。他在晚年，为实现召开国民会议和废除不平等条约，带病北上和北洋军阀开展斗争。他的一生，正如毛泽东所说：“他全心全意地为了改造中国而耗费了毕生的精力，真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孙中山的伟大，还在于他随着时代的发展而不断前进。他为推翻清王朝统治，吸取了欧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想，结合中国的客观实际，提出民族、民权、民生的政治纲领，开始了比较正规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在推翻帝制、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并屡遭挫折之后，又根据不断发展的世界潮流和人民的需要，接受苏联和中国共产党的帮助，改组国民党，实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把旧三民主义发展为新三民主义，使他的思想发展到一个新的高度。在他弥留之时，还提出“唤起民众及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的遗嘱。正如鲁迅所赞扬的那样，“他是一个全体、永远的革命者”。

　　孙中山是中国伟大的革命先行者，但他也和伟大历史人物一样，有他的缺点方面。他站在资产阶级立场来观察和处理中国革命的根本问题，所以不能提出正确解决中国革命基本任务的纲领，从而无法领导中国人民取得民主革命的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