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伯谦被杀是不是冤案？

　　中日甲午黄海海战结束不久，北洋水师济远舰管带方伯谦就以“首先退避”、“牵乱队伍”、“拦腰中撞扬威”三条大罪被正法于旅顺军前。方伯谦被杀是罪有应得，还是晚清又一桩冤案，至今仍是一个谜。

　　方伯谦(1852-1894)，字益堂，福建侯官人。福州船政学堂第一期学生。1888年，北洋水师正式成军。1889年6月，李鸿章奏以方伯谦升署中军左营副将，委带“济远”舰。1891年5月，李鸿章第一次到威海检阅海军事竣，奏准以方伯谦办海军出力，赏给捷勇巴鲁图勇号。

　　光绪二十年(1894)9月17日，北洋水师与日本联合舰队在黄海展开激战，北洋海军“济远”管带方伯谦率舰先退。黄海海战结束后，丁汝昌向李鸿章电告接仗情形：“济远首先退避，将队伍牵乱，广甲随逃。若不严行参办，将来无以做效尤而期振作”。李鸿章因而作出奏请：“兹据丁汝昌查明，致远击沉后，该管驾方伯谦即行逃走，实属临战退缩，应请旨将该副将即行正法，以肃军纪。”22日，清政府下令将方伯谦“撤任，派人看管候奏参”。23日，军机处电寄李鸿章谕旨：“本月十八日开战时，自致远冲锋击沉后，济远管带副将方伯谦首先逃走，致将船伍牵乱，实属临阵退缩，著即行正法”。24日凌晨5时，方伯谦被清廷以“临阵脱逃”之罪名在旅顺被斩首。

　　学术界传统的看法是，认为方伯谦被杀并非冤杀，而是罪有应得，因为：(1)方伯谦在战斗正在进行的时候就离开战场是不可否认的事实，根据北洋海军的有关章程，显然应该是“临阵逃亡，斩立决”，即使不存在将队伍牵乱的问题，被正法也是不冤枉的。(2)亲临现场的卢毓英手稿《卢氏甲午前后杂记》是济远舰先逃的佐证：卢氏在广甲舰里亲眼见到并记录了经远舰沉没的情形，而方伯谦在他的报告中对经远舰沉没这一重大事件却只字未提。可见，经远舰沉没的时候，方伯谦已经逃离了现场，而广甲舰是在经远舰沉没后才离开战场的。(3)济远舰是否因受重伤不能再战才退出战斗的？日本海军方面的材料对日舰和定远、镇远、来远、靖远、经远、致远等中方舰只的交战情况描写非常详细，偏偏没有对济远舰有所描述，说济远受伤如此严重值得怀疑。而且，济远舰处十队列的左翼，而海战的焦点却是在右翼。据此，学者认为，方伯谦是临阵先退，确系该杀。

　　对于这种传统的看法，有学者也提出了疑问，认为济远舰管带方伯谦在战后以“首先退避”、“牵乱队伍”，“拦腰中撞扬威”三条大罪被正法于旅顺军前，三条罪名并不成立，方伯谦被杀不是罪有应得，而是晚清一桩冤案。

　　坚持这一说法的学者指出，丁汝昌从电请参办方伯谦到对方伯谦的正法，只短短三天，且中间未经任何审讯。有人认为，李鸿章、丁汝昌以雷霆手段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将方伯谦处死，其实质在于把方伯谦当作替罪羊，为李鸿章、丁汝昌的战败责任开脱。因为黄海战败，北洋海军的最高指挥者李鸿章难辞其咎，舰队提督丁汝昌也罪责难逃。为了脱罪，他们千方百计找替罪羊，炮制出诬蔑方伯谦的三条罪状。将战败责任全推在方伯谦头上。为了证明这一点，一些学者提出了以下理由：其一，济远舰不是“首先退避”。济远舰是因在战斗中遭受日舰的炮击引起舰体大火而不得不于下午1时10分之后首先退出战场，这是事实，连李鸿章在处斩方氏之后，也不得不承认。真正“临阵退缩”者应是广甲舰吴敬荣。济远舰是在被4敌舰截击在阵外受围攻，激战三个小时之后，左翼的致远已沉，广甲惧逃，经远离阵自救，只剩济远一舰孤军作战，得不到主队的救援，又因船坏炮毁，人员伤亡严重，于危急情景下冲出重围西撤。从3时30分以后至5时30分，济远舰始终在战场上与敌舰周旋，且战且退，“战至日舰收队”。

　　其二，北洋舰队战阵之乱，主要由两个原因造成，非方伯谦之罪，实应由丁汝昌、刘步蟾负组织指挥不当，编队队形失误的责任。一些学者认为，指挥不当，开战之初阵势已散乱，并把最弱之舰抛于阵脚。当丁汝昌获得日军舰队的消息后，立即下令全军起锚追击。“各军闻令，争先起锚”，由于各舰速度不一，且有些舰只起锚时间较长，于是北洋舰队“不及列队，零落而出”。而就是如此情况下，丁汝昌却令旗舰以八节的速度航行，以致在后面的济远、广甲、超勇、扬威，均赶不及。舰队阵形有似单雁行，又似双雁行。战争发动后，丁汝昌受伤，但伤势并不重，却放弃了统帅全军作战之责。舰队没有总指挥，旗舰失去指挥作战功能，敌乘势以快船攻右翼弱舰，后又夹攻北洋舰队，截击左翼诸舰于阵西，使北洋舰队形势处于极不利地位。这点就连日军后来在总结这次战役时，都发出感叹：“方其战时支那舰队泛沉于汪洋巨浸中，若离若合，一似全无纪律者”，“支那舰队本无次序，至此更无纪律……而其散漫无纪，可叹也”。而刘步蟾擅自改变舰队接战队形，更使船队混乱。海战开始，旗舰“信号所示为诸舰相并横列以主舰居其中”，以致“自其开始交馁，即列成凌乱之半月形”。这种阵势，形成了在海战中的不利态势，不利于舰队机动，不利于舰船火炮的发挥，只能使用前主炮射击，不能发挥后主炮和两舷副炮同时射击作用，又不易保持队形，反易遭敌舰炮火命中，刘步蟾又过早下令发炮，“所击皆不中，尽落于海”。并把丁汝昌震掀受伤。这一切都是组织指挥不当所致。交战不久，定远舰帅旗于第二次排炮时，被敌炮击落，坠入海中便不再升，战阵更乱，“督旗不升，各舰耳目无所系属，督船忽左忽右，亦无旗令，而阵益散”。舰队没有统一指挥，就不能形成全军的整体作战能力，各舰处于各自为战，被动挨打局面。不仅如此，由于日本躲开定、镇巨炮，避强攻弱，围两翼弱舰，逐个围击，于是北洋舰队的队形更加紊乱。

　　其三，扬威舰不是为济远舰所撞。扬威在开战后不久，于1时10分即已中敌炮起火，向大鹿岛方向撤退，并在大鹿岛附近(东经123°40北纬39°37处)搁浅，于十九日被日海军用水雷轰碎。济远舰退出战场是在3时30分之后，此时，扬威已不在战场，因此，可以断定，济远舰绝不可能在战场上把扬威撞坏。同时，济远舰又不可能驶进大鹿岛搁浅处撞坏扬威。因为扬威是在战阵的右翼外侧，而济远则在战阵之左翼，一左一右两个极端相撞是不可能的。扬威由战场向西北方向大鹿岛驶去，济远则向战场的西南转西方向旅顺驶回，两舰相背而驶，间距愈离愈远，无论如何在行驶中是不可能相撞。

　　方伯谦被杀是不是冤案，恐怕还要做进一步的考证。但是，甲午海战中国的失败，无疑是败在清政府的腐朽无能，败在这个王朝制度上的根本腐败则是肯定无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