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思想界巨变开端：鸦片战争与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的觉醒

　　19世纪中叶，鸦片战争打开了中国封闭的大门，一批进步爱国知识分子在内外危机的刺激下，开始从虚矫自大的心态中走出来，以此为开端，中国思想界开始发生巨变，诸种学说，纷然杂陈，各式思潮，彼此激荡。可以说，近代中国许多进步思想观念都可以在这里找到源头。因而研究鸦片战争时期知识分子的觉醒是一项重要的课题。

　　一、忧患意识的复苏

　　开拓视野、战胜无知，不断向社会发出危机信号是知识分子的天职。自先秦以来的二千余年间，进步的知识分子（儒生士人）就以批评政治、社会为职志，并为此而奋斗不息。孔子曰：“天下无道则庶人议”。因而每当社会危机或政治危机来临之际，进步的士人就悲天悯人，发出危机警告。他们“以天下国家为己任”、“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成为各个时代的“社会良心”。这使士人产生一种神圣的使命感和责任感，同时也成为士人关心国家、民族命运，推动社会改革的一种动力。但这种“报忧不报喜”的忧患意识却为历代封建统治者所忌讳、反感，他们不断地加强对社会意识的高度垄断统治，而对那些居安思危，洞烛机先的士人予以严厉的压制和摧残，包括肉体的消灭，到清朝更达到高峰。清朝统治者为了维护满洲贵族的统治，对士人采取了高压和笼络的手段，压制其灵性，束缚其智慧，麻醉其思想。在严厉的文化专制主义统治下，士人们动辄得咎，整日畏首畏尾，谨小慎微，不敢议论朝政，不敢接触现实问题。为了明哲保身，只好脱离实际，“避席畏闻文字狱，著书都为稻粱谋”。他们的忧患意识泯灭了，大多数人变得昏愦、愚昧、迂腐、贪鄙，沉溺于科举八股的黄粱美梦之中，即使少数有才华的士人也只能远离尘世，埋头于故纸堆中。新的思想被窒息，人才被摧残，知识分子失去了优秀的传统――使命感和责任感。歌功颂德，固步自封，不求上进的自大意识取代了忧患意识，再也无人呼唤危机。

　　知识界的畸形发展适应了清朝统治者的需要，但却不能满足社会的需要和应付日益严重的内外危机。19世纪30―40年代，中国社会已是“山雨欲来风满楼”，内外矛盾十分尖锐。严酷的现实终于使一批知识分子从繁琐的考据词章和故纸堆中钻出来，他们惊觉于农民起义的火光和鸦片流毒及外国侵略。面对急剧变化的形势和社会危机，盛极一时的乾嘉汉学显得毫无用处。一种新的风气兴起，经世致用之学逐渐成为时代思潮的主流。以龚自珍、魏源、林则徐、包世臣、姚莹、陶澍等为首的一批进步的士大夫官吏在时代潮流的推动下，登上历史的前台，强烈的忧患意识使他们产生了新的时代使命感和责任感。他们开始大声疾呼危机，并从内政到外交，从政治到经济，从文化到人才培养等各个方面指出所存在的弊端。

　　龚自珍是较早的觉醒者，他无情地抨击了封建社会的黑暗，鞭鞑了清朝统治的腐朽，对社会危机作了深刻的揭示和生动的描述。他指出：清朝“自乾隆末年以来，官吏士民狼艰狈蹙，不士、不农、不工、不商之人，十将五六。”“六十载太平之盛，人心惯于泰侈，风俗习于游荡，京师尤其甚者。自京师始，概乎四方，大抵富户变贫户，贫户变饿者，四民之首，奔走下贱。各省大局，岌岌乎皆不可以支月日，奚暇问年岁。”他进一步指出：当时的中国封建社会已处于日之将夕、悲风骤至的衰世，清王朝无论在政治或经济、军事或文化思想等方面都已无法维持统治，但又拒绝变法改革，尤如一个患满腐败疥癣的垂死之人，没法子治疗，也不愿治疗，而把四肢缚在独木之上，束手待毙。在封建专制的网罗下，人们唯有醉生梦死才能自保。大小官吏庸碌无能，贪婪卑劣，只知车马服饰、升官发财，置国家民族安危不顾；士人也只知读时文，习八股，趋福避祸，寡廉鲜耻，人才被摧毁，用人论资格。龚自珍认为这种弊端产生的根源不在于汉学的兴衰而在皇权过尊。由于君主“去人之廉，以快号令；去人之耻，以嵩事其身。一人为刚，万夫为柔。”从而造成吏治的腐败和政治的黑暗。龚自珍对危机的描述和对统治者的抨击，在当时是大胆已极，惊世骇俗，远远超出了同时代大多数士人的认识水平。

　　魏源面对封建衰世也猛然惊醒，他痛心疾首地批评清朝统治阶级的腐败无能，指斥那些“窭陋之臣”的封建官僚和“腐儒鄙夫”的士人，“除富贵而外，不知国计民生为何事；除私党而外，不知人才为何物；所陈诸上者，无非肤琐不急之谈，粉饰润色之事，以宴安鸠毒为培元气，以养痈贻患为守旧章；以缄默固宠为保明哲。”魏源也把批评的锋芒指向封建君主，他称“人主被其熏陶渐摩，亦潜化于瘘痹不仁而莫之觉。岂知久之又久，无职不旷，无事不蛊。”他还进一步指出：“天子者，众所积而成，而侮慢人者，非侮慢天乎？人聚则强，人散则？，人静则昌，人讼则荒，人背则亡。故天子自视为众人中之一人，斯视天下为天下（人）之天下。”虽然魏源把君主的过错归结为受官吏的影响，不及龚自珍那样直接、深刻，但对君主指责的本身就是对君主神圣不可侵犯观念的挑战。

　　魏源的忧患危机意识也非常强烈，他感到清朝所面临的危机十分严重，远远超过了明代。他指出：清中叶以来，“黄河无事，岁修数百万，有事塞决千百万，无一岁不虞河患，无一岁不筹河费，此前代所无也；夷烟蔓宇内，货币漏海外，漕以此日敝，官民以此日困，此前所无也。士之穷而在下者，自科举则以声音诂训相高，达而在上者，翰林则以书艺工敏，部曹则以胥吏案例为才，举天下人才尽出于无用之一途，此前代无也。其他宗禄之繁，养兵之费，亦与前世相出入。”总而言之，清代所面临的危机比明代更险竣，明代未能走出这些危机而灭亡，因此清朝如不能探寻良策，解决危机，其结果是不言而喻的。

　　除龚、魏以外，其他一些具有忧患意识的士人也都感到危机的来临，他们面对危机忧心如焚，宁愿冒着冲撞封建权贵，遭受迫害的风险，也要大声疾呼。他们“以经术作政治，慷慨论天下事，”希望能引起统治者的重视，唤起更多的人从梦中惊醒。

　　正当他们为内患担忧的时候，中国又面临空前未有的外患，以英国为首的资本主义国家对中国展开了侵略。内外危机相互影响，相互刺激，使中国封建社会开始瓦解，中华民族面临生死存亡的危险。鸦片战争前，中国进步知识分子忧患意识的焦点从内忧转到外患上。

　　早在鸦片战争前十几年，部分卓有见识的士人已感到外国资本主义对中国的潜在威胁。如包世臣较早地洞察到英国对华的侵略企图，指出中国将面临严重的外部危机，其患之烈，不会在明朝倭祸之下。他呼吁应及早采取防御措施，虽然“目前无事，正可苟安，一官如传舍？”可是，一旦英国对中国进行侵略，“轻犯祸始，是则非世臣所敢知也。”“十数年后，虽求目前之苟安，而不可能，必以忧患贻君父。”龚自珍也在鸦片战争爆发前十余年就洞察到英国殖民者的侵华野心和阴谋，指出英人经商的目的就是为了侵略掠夺中国，一旦要求不能满足就可能发动军事侵略，因此国人应早做准备。同时他也注意到沙俄对我国北方领土的蚕食，及时加以揭露。并提出了移民西北，巩固塞防的建议。魏源也看到西方国家经商的背后往往伴之以武力掠夺，他揭露道：“盖四海之内，其帆樯无所不到，凡有土人之处，无不睥睨相度，思？削其精华。“凡商舶所至之国，视其守御不严者，辄以兵压其境，破其城，或降服为藩属，或夺踞为分国。”因此，对英国及其西方国家要保持高度警惕。

　　随着鸦片烟毒泛滥造成严重的民族危机，进步知识分子和爱国官绅的忧患意识更加强烈，他们纷纷建议严禁鸦片，并把鸦片之害与地主阶级的统治和国家民族的存亡联系在一起。黄爵滋指出：鸦片不仅使白银大量外流，造成清政府的财政金融危机，而且也对中国人身心造成严重危害，他称烟毒“蔓延中国，横披海内，槁入形骸，蛊人心志，丧人身家，实生民以来未有之大患，其祸烈于洪水猛兽。”包世臣指出：英人“三十年来，造作鸦片，以害中华，每岁取中华银不下四五千万。”陶澍则痛斥“鸦片以土易银，直可谓之谋财害命。”魏源也称“鸦片流毒，为中国三千年未有之祸。”林则徐比较全面地概括了进步士人对鸦片祸害的看法和对危机的分析，他写道：鸦片“流毒于天下，则为害甚巨，法当从严，若犹泄泄视之，是使数十年后，中原几无可以御敌之兵，且无可以充饷之银，兴思及此，能无股栗。”对鸦片流毒的担忧，不仅成为进步人士的共识，而且也在广大民众中产生反响，并触动了清朝统治者麻木的神经，使他们在一定程度上感到危机的来临，从而下决心严禁鸦片。

　　发现危机，发出警告，要求应变，成为19世纪中叶以来一系列重大事变的契机。鸦片战争时期的内外危机不仅给中国带来了危险，同时也带来了挑战和机会。对于虚矫自大，固步自封的顽固派来讲，危机就是陷井、死亡；而对于具有清醒的忧患意识，敢于接受挑战的人来讲，则是走上新路的转机，是通往希望的大门。19世纪中叶，中国进步知识分子忧患意识的复苏，使他们能够发现已经出现的和潜在的内外危机，从而把天朝上国的神话，康乾盛世的美梦打破了。在他们的倡导下，禁烟运动在全国蓬勃开展，这是中国对挑战和危机所作出的第一个积极的反应，中国呈现一线否极泰来的转机。可是，封建制度已是腐朽不堪，完全丧失了内在的活力和自我调节功能，统治阶级变得无可救药的腐败，因此，鸦片战争爆发后，卓有见识的林则徐等人反因抗英获罪，而妥协投降的琦善、耆英、伊里布等人却受到重用。战争的失败已不可避免。鸦片战争后，清朝统治者不以战败为耻，反以签订卖国条约为荣，他们宣称签订《中英南京条约》是“抚远”、“羁糜”政策的胜利，该条约签订后可以“永杜后患”，使英人不再“有所借口挟制”，因而是“万年和约”，天朝上国又可以平安无事，于是统治者在一阵惊骇之后，又继续酣睡如梦。正如《软尘私约》所载：“和议之后，都门仍复恬喜，大有雨后忘雷之意。海疆之事，转喉触讳，绝口不提，即茶坊酒肆之中，亦大书免谈时事四字，俨有诗书偶语之禁。”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进步知识分子的忧患意识更加强烈，凭着敏锐的政治直觉和对危机的恩考，他们已感到鸦片战争是中国数千年来一大变局。他们痛斥投降派官僚的卖国，反对签订和约。如董宗远痛心疾首地奏称：投降派“视居官如传舍，但求目前苟安，绝不为国家久远计。不知以现在夷情度之，即苟安亦未必能也。”《南京条约》签订，“则国威自此损矣，国脉自此伤矣，”“边境自此多事矣。”广东士人也在《公檄》中痛陈危机：“疆臣大帅，惜命如山，文吏武臣，畏犬如虎，不顾国愁民怨，遽行割地输金，有更甚于南宋奸佞之所为者。”“直是开门揖盗，启户迎狼，”使侵略者“逼近榻前，益增心患，窃恐非常事变，诚有不可言语尽者。若他国群起效尤，将何以策应，是则英夷不平，诚为百姓之大害，国家之大忧。”

　　鸦片战争时期，知识分子的忧患意识一旦复苏，就表现得那样强烈深刻。对国家、民族命运的忧虑，成为自鸦片战争以来百余年间中国人民反对封建专制统治，反对外国侵略，进行改革、维新以及革命的伟大精神动力。正如魏源所写：“愤与忧，天道所以倾否而之泰也，人心所以违寐而之实也，人才所以革虚而之实也。”正是忧患意识使进步的中国人产生危机感，产生进取精神，从而不断追求、斗争。

　　二、民族意识的觉醒

　　中华民族是一个古老的民族，很早就形成了民族认同心理和民族意识。这种民族意识成为一种巨大的凝聚力，在中华民族的发展过程中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但古代的民族意识是以“尊王攘夷”、“夷夏大防”、“以夏变夷”等观念为核心，具有狭隘性、封建性，往往为统治阶级或少数个人野心家所利用，产生许多消极的影响。如鸦片战争前，中国官绅为狭隘的民族意识所束缚，对来华的外国人统称为“非我族类无文化的野蛮人”，或“夷”、“狄”等等，认为“夷性犬羊，难保不生事端，要加以隔离防范”。因此，他们不能正确对待和处理与世界各民族之间的关系，不是顽固守旧，盲目自大，就是媚外祟洋，妥协投降。只有少数进步士人和官吏继承了传统民族意识中爱国、反侵略的优秀遗产，并在反侵略的斗争过程中更新了观念，给传统民族意识注入了新的内容，成为中华民族近代民族意识觉醒的开端。

　　由忧患意识的复苏而导引的近代民族意识的觉醒是一个逐步扩展的过程，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表现为维护民族尊严和国家主权上。鸦片战争前，以英国为首的外国资产阶级对中国大量走私贩卖鸦片，使黑色毒流横溢中国。在林则徐等人的呼吁、倡导下，中国出现了声势浩大的禁烟运动。林则徐到广州后，即表示了坚决维护民族尊严和国家主权的决心：“若鸦片一日未绝，本大臣一日不回，誓与此事相始终，断无中止之理。”林则徐和广大民众要求禁烟，不是为了个人私利，而是为了保护中华民族的切身利益。他们还初步认识到保护利权问题，认为“以中国之利利外夷，是夷人所获之厚利，皆从华民分去，”从而开始提出保护和挽回利权这个重要的时代课题。

　　在禁烟过程中，林则徐始终坚持维护国家主权和中国法律尊严这一原则。他多次向外国人申明，凡侵犯中国根本利益，违反中国法律的外国人都将受到法律的制裁。他强调“法当从严”、“法在必行”、“我朝法律十分严密，决不许将该项鸦片带入港口”、“凡经营买卖鸦片之不法商人，一经发现，必受惩罚。”林则徐要求外国来华者遵守中国法律，并书写不夹带鸦片的具结，其合理性和正当性是不言而喻的。禁烟已不是单纯的商业贸易问题，而是涉及到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问题，具有维护民族尊严和国家主权的性质。

　　民族意识觉醒还表现在努力寻求民族振兴、国家富强之道上。鸦片战争中，一些进步知识分子和官绅直接或间接地参加了抗英斗争，表现出抵抗外侮的绝大勇气。但战争却以中国失败而结束，这使他们震惊、悲愤，也使他们逐渐清醒、冷静，开始反思。鸦片战争前，许多进步人士都感到危机的来临，对时局表示担忧，但如何使中国摆脱危机，却提不出行之有效的办法。以往，中国士人在文化专制和闭关自守政策的禁锢之下，只知“口心性、躬礼义，动言万物一体，而民瘼之不求，吏治之不习，国计边防之不问。”对中国之外的世界茫然无知，“中国书生，狃于不远略，海外事势夷情，平日置之不讲，故一旦海舶卒来，惊若鬼神，畏如雷霆。”因此一般人只能以古代汉族统治者对付北方少数民族的种种方法来抵制西方资本主义的侵略，结果不能奏效。面对严酷的现实，一些进步的知识分子开始比较冷静地分析失败的原因和总结教训。他们通过比较分析，认识到中国与西方的差距，使他们突破了闭关锁国的狭隘眼界，开始睁眼看世界，了解世界大势，并提出了“师夷之长技以制夷”和改良政治、改革经济、改变学风的思想。此后中华民族争取独立、解放的爱国斗争，始终是同对内改革，对外开放的社会进步潮流联系在一起，成为近代中国社会发展的两大主旋律。这是中华民族近代民族意识觉醒的一大特色。

　　四、历史的局限及意义

　　鸦片战争时期，进步的爱国知识分子冲破了封建专制的黑暗牢笼，救亡――改革――开放，成为他们觉醒的三部曲。封建统治的腐败和外国的侵略，使他们产生强烈的危机意识和救亡使命感；要救亡，就只有对外反对侵略，对内进行改革，由此引导了改革意识的复苏；而要改革，不能再走传统的老路，闭关自守，故又萌发了开放意识。他们将紧闭中国的帷幕撕开一道裂缝，开始睁眼观察世界，初步认识到中国与列强的差距，主张向西方学习，“师夷之长技以制夷”，从而揭开了近代中国思想史的新一页。

　　不过，在肯定鸦片战争时期进步知识分子觉醒的同时，也应看到他们的历史局限。

　　首先，这一时期开始觉醒的进步知识分子人数太少，寥若晨星，未形成社会群体力量，其思想也未发展为社会思潮，影响面在当时极其有限。同时，由于他们的觉醒是受外部刺激的反应，缺乏深刻的思想内容和个体意识，因此，他们的觉醒只是个人的觉醒，而不反映阶级或阶层的思想。

　　其次，这一时期进步知识分子的觉醒都受到时代的影响和局限，觉醒程度极为有限。如林则徐、魏源、姚莹等人，都是传统知识分子出身，在他们的知识结构中，传统的文化知识，尤其是儒家学说占主要部分，因而他们只能以传统的文化知识去认识世界、解释世界。尽管他们比那些对世界大势茫然不解，对国际社会一无所知的顽固保守派前进了一大步，但由于他们并未走出国门，也不懂外语，对世界的了解和认识要通过若干媒介，而且其心态也并未完全开放，带有相当的主观性和自大性，所以，他们对世界的了解和认识总的来看是肤浅的，难免有片面性和偏见。例如，林则徐对英国军队的力量就缺乏正确的认识，他称“该夷兵船笨重，吃水深至数丈，只能取胜外洋；破浪乘风，是其长技，惟不与之在洋接仗，其技即无所施。至口内则运棹不灵，一遇水浅沙胶，万难轻动。……且夷兵除枪炮外，击刺步伐，俱非所娴，而其腿足缠束紧密，屈伸皆所不便，若至岸上，更无能为”。因此鸦片战争前夕，林则徐还奏称：“臣等细察夷情，略窥底蕴，知彼万不敢以侵凌他国之术，窥视中华。”然而实际情况并不是他所预计那样。又例如魏源所撰《海国图志》，其中不少道听途说的消息和传说，如“以素丹为西印度，哈里发为阿富汗，木乃奚为介碱海及里海之间，地形俱不合。又富浪、天方所在，仅具于图，不著于篇，失罗子、兀林、乞里湾，并图亦不具，阅者茫然”。另外，魏源对美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外交充满仰慕之情，不仅认为美国“武”、“智”、“公”、“周”，而且还称美国“不横凌小国，不桀骜中国，且遇义愤，请效驰驱，可不谓乎。”显然，他对美国资产阶级的对外侵略本性毫无认识。魏源对瑞士的议会制度也极力赞美，称为“西土桃花源”，这既表明他的思想具有进步倾向，也反映出他的局限性。

　　此外林则徐、魏源等人受阶级和传统文化的影响，思想上打上了深深的旧的烙印。如他们虽然爱国，但是也十分忠君；尽管不满封建社会的腐败和落后，却依然认为封建制度是至善至美的，封建的伦理纲常是不可动摇的。因此，他们希望在维护封建制度和清王朝统治的基础上学习西方，吸取西方的科技知识，初步形成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思想，其改革开放意识包含着相当多的封建因素在内。

　　鸦片战争时期，进步知识分子还不可能超越封建思想的篱蕃，他们恩想的局限和不足远不只以上这些，本文限于篇幅，仅略举一二。需要强调的是，我们指出他们的局限和缺点，不是要贬低他们，或对他们过分苛求，而是为了更加全面地认识他们，正确地评价他们的历史地位和作用。他们的觉醒既具有“近代”色彩，也有不少旧的痕迹，明显地表现了社会转型时期的特色。

　　鸦片战争时期，开始觉醒的进步知识分子虽然还很少，并受到历史的局限，还没有对社会产生较大的影响，然而他们却是在近代中国历史的进程中迈出了宝贵的第一步，代表了历史前进的趋势。伟大的思想一经产生，就会对历史产生深刻的影响，鸦片战争结束后20年，这些先驱者的思想终于如滚滚的春雷在云层中轰响，并引起知识界的共鸣，从而为洋务运动和维新变法运动兴起准备了思想方面的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