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7万国民党起义部队改造纪实

　　解放战争期间，800万国民党军被歼，这其中有五分之一左右即177万是倒戈部队，包括陆军153个整师，海军大小舰艇74艘，空军飞机26架，起义投诚将军1400余名。

　　177万来自敌对营垒的官兵，比美国1996年现役军人的总数还要多32万，全被共产党消化、改造了。在此过程中，共产党派去一名指导员，就能彻底改造百十人的一个连，派去几百人工作团，就能彻底改造几万人的一个军。

　　然而，这史无前例的浩大工程，却鲜见于史料，党史、军史研究和纪实文学领域基本上也是空白。

　　倒戈“国军”的基本状况

　　解放战争期间，国民党军队起义投诚出现三次高潮：

　　第一次高潮，在内战之初。相对而言，“国军”这一时期的倒戈数量不多，但政治影响很大。此时，“国军”与“共军”之间力量悬殊，蒋介石、陈诚夸下海口要“三个月剿灭关内共军”，结果，不但“共军”没有如期“剿灭”，青天白日下的“国军”却接二连三地“叛变投共”。先是1945年10月30日高树勋率新编第8军在河北邯郸起义，接着是1946年1月郝鹏举率第6路先遣军在山东台儿庄起义，再就是1946年5月30日潘朔端率第184师一部在辽宁海城起义。“走高树勋、潘朔端的道路”，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成了共产党军队开展敌军工作的一个很响亮、能震撼人心的口号。

　　第二次高潮，在1948年9月至1949年1月的战略决战时期，在此期间举行的起义对战役进程起了重要的推进作用。其中，吴化文率整编第84师的济南起义，使攻城时间缩短了一半多；曾泽生率第60军的长春起义，使我军首创和平解放大城市的先例，傅作义率北平20万守军接受和平改编就更不用说了，千年古都免遭灭顶之灾，傅作义功彪青史。

　　第三次高潮，在我“百万雄师渡大江”之后，这一时期，国民党军起义投诚可谓之“风起云涌”，逾百万之众。对这部分人的起义，早先的起义人员是看不上眼的：“他们那还叫起义？”

　　这177万起义投诚的国民党官兵，成分非常复杂，什么样的人都有。

　　士兵，绝大多数都是抓来的壮丁，贫苦农民居多，当兵之前受地方老财的剥削压迫，当兵后，又受长官的盘剥与欺压，他们虽然占多数，但没有地位。一位起义士兵曾说过这样的话：“我们那时认主子啊！就和电影《末代皇帝》里面的奴才一模一样的！”

　　在国民党军队中，有权、有势的是军官，而军官的成份最为复杂。国民党军队的军官多出身于富家子弟，其中有的家人是为富不仁横行乡里的土豪劣绅，本人则是剥削欺压士兵的“小军阀”。这部分人，虽然在战场上掉转了枪口或放下了武器，但让他们心悦诚服地接受共产党的政治主张和纪律约束，谈何容易？

　　在第一阶段真心起义的高树勋部，进驻武安地区最初几个月，其驻地17个村的群众就怨声载道，几乎每天都有群众找当地政府请求高树勋部移防，甚至还准备赴边区政府请愿。

　　在第二、三阶段起义的部队也有类似问题。

　　几乎每支国民党军队内部都存在一些五花八门名目繁多的反动党团及封建迷信组织。起义后的国民党第7兵团2.3万人，查出其内部的各类反动、封建组织竟达75种，有4058人参加，其中参加国民党的1326人，参加三青团的351人，参加清帮的881人，参加洪帮的690人，参加袍哥的522人。川军中的袍哥组织更是门户繁杂、堂口林立，无孔不入。在第16兵团，兵团副司令、军长、团长都有袍哥大爷。范绍增的“国防部挺进军”干脆就是一个袍哥武装。

　　吃喝嫖赌也相当普遍。就说抽大烟，在刘文辉的第24军里，“双枪兵”（步枪和烟枪）约占三分之一。

　　血债问题也不少。国民党第18兵团副司令官兼大同守备区总指挥于镇河率部接受我军和平改编后，当地受害群众纷纷向人民政府控告于镇河等将领的累累罪行。于镇河家乡贾庄的群众甚至派出20余箱人的代表前往大同城，强烈要求把于镇河押回家乡交群众斗争处理。为防止意外，解放军将于镇河等将领紧急转移到察哈尔省军区所在地张家口。

　　还有当过汉奸的。台儿庄起义的郝鹏举，曾于1941年率部投靠日寇，担任过汪伪徐州绥靖公署主任、淮海省省长等职。济南起义的吴化文，曾于1939年率部投降日寇，担任过汪伪第三方面军司令官等职。抗战期间，郝鹏举部和吴化文部都参与了日寇对我抗日根据地的大扫荡，其中吴化文部甚至在临朐一带残酷地制造过“无人区”。

　　几乎每一支起义部队起义后，都要发生规模或大或小的叛变事件。郝鹏举部、董其武装、郭汝瑰部、董宋珩部的叛变份子，甚至还残杀了我军派去的政治工作干部，以及起义官兵中部分积极分子。

　　血泪大控诉

　　应该说，共产党在起义部队中开展的正面教育，转变了相当一部分官兵的思想觉悟，使他们走上了革命道路。然而，从整体上看，温和的正面教育方法要想彻底解决起义官兵长期在旧军队里根深蒂固的思想问题，尚需很长的时间，这在战争年代是困难的。

　　起义部队尚未彻底改造，发生大规模的叛变事件也就有了可能。

　　由海城起义部队改编的“民主同盟军第1军”在接受共产党的正面教育4个月后，其一部约1000余人，于1946年10月发生了叛变事件。策划并组织这次叛变事件的，是民主同盟军第1军184师副师长杨朝伦。此人在“鞍（山）海（城）战役”期间驻防大石桥，因拒绝起义，被我军俘虏。当时，为了最大限度地瓦解敌军，扩大政治影响，在征得潘朔明等起义将领的同意后，把战俘杨朝伦等被俘官兵留在了起义部队，并在起义部队“扩编”时，将杨朝伦提升为副师长，不久，又让其兼任了军官轮训队的班主任。于是，骗取信任的杨朝伦于暗地里秘密策划了叛变事件，利用旧军官对起义部队的控制，使“扩编”后的一个师除两三百人外，全部被裹胁叛逃。

　　郝鹏举的“华中民主联军”接受共产党正面教育的时间更长，整整一年，但郝鹏举还是在1947年1月发动了叛变，把部队拖回国民党那里，并诱捕了朱克靖等4名我军的联系人员，向国民党当局邀功请赏。

　　由此可见改造起义部队的难度。如果把改造起义部队比喻为一场政治战役，那么，战役的突破口就应该选择在对方最厉害、最薄弱的地方。这就是旧军队内部的阶级压迫。撕开这场政治战役突破口的方式，是开展控诉运动──控诉旧社会、控诉旧军队。

　　据笔者目前掌握的史料，最先开展控诉运动的起义部队是“民主同盟军第1军”，即潘朔端的海城起义部队。

　　这支部队于1946年5月30日在辽宁海成起义后，开赴安东地区进行政治整训，然而，4个月的正面教育还是没能从整体上彻底解决起义官兵的思想问题。10月，当国民党大举进攻我解放区时，起义部队于后撤途中发生了副师长杨朝伦率1000多官兵的大规模叛变事件。

　　叛变事件发生不久，部队即着手清理了一些不可靠的旧军官，或者发路费放他们回家，或者调离起义部队。政治整训正式开始之前，部队抽调150余名军官前往黑龙江省北安县，进入东北军政大学总校，学期9个月；然后，在兴隆镇成立了两个士官训练队，从班长和士兵中选拔了300多人参加培训，其中1队学期3个月，2队学期6个月。

　　据“民主同盟军第1军”政治部主任、老红军徐文烈撰写的一份总结记载：安东整训期间的政治教育，多是从正面讲国民党反动派“卖国独裁”、“发动内战”的一些大道理，结果，不但与起义官兵亲身体会的压迫剥削距离太远，还常常与官兵们长期形成的“正统观念”相抵触。后来，徐文烈等政治工作干部采取“解剖麻雀”的方法，具体考察了一个连队，结果发现，在139名士兵中，对乡镇保甲长及恶霸地主没有敌意的只有11人，其余全部痛恨乡镇保甲长和地方恶霸。另一个连队的84名士兵中，有83人挨过军官的打，没挨打过的只有一位某军官的亲戚。

　　根据这个调查，徐文烈他们做了一个小小的“试验”：“倒过来讲”，先从士兵亲身感受的乡镇保甲长恶霸地方的剥削压迫讲起，从士兵所遭受长官的压迫讲起，再讲到蒋介石统治集团维护这一阶段压迫制度。果然，如此一讲，便很自然地激发起了阶级仇恨和政治觉悟。确切地说，控诉运动引发的，是广大国民党士兵群众长期以来被压抑在内心深处的那种能够排山倒海翻天覆地的灵魂裂变。

　　绝大多数士兵和一部分军官都出身于贫苦农民，都是被抓来、逼来的壮丁，谁没有一肚子苦水？谁没有一把辛酸的眼泪？

　　在经济上，军官“吃空”（就是虚报士兵人数，以贪污空额的薪饷和粮代金）贪污司空见惯，克扣士兵的伙食更是“家常便饭”，有的军官甚至还要以“保管”、赌博等形式勒索士兵的钱财。

　　在人身权利上，国民党军队内部通行残酷的体罚肉刑制度，军官对士兵，上级对下级，有随意打骂的权力，甚至可以草菅人命。以胡宗南嫡系第7兵团为例，据该部士兵揭发，一些军官残杀士兵达到了令人发指的地步：

　　其430团的副营长陈××当机一连连长时，士兵刘炎春开小差被抓回，陈××将刘炎春吊起来毒打，打死后，尸体扔到野外喂狗，再把死者的双耳割下来，悬挂在墙上，然后集合全连宣布：“你们看这是什么东西？以后谁再逃跑，就这这样办！”

　　其158师军官邓××揭发，他当排长的时候，一次跟着迫击炮连连长到四川接新兵，亲眼看见这位连长杀死了20多名开小差的新兵。多是用铡刀铡死的，还有用“五马分尸”等办法杀死的。有一位新兵跑了，他带人到新兵家里去抓，没抓到，就放火把新兵家里的房子烧了。还有一次，没抓到逃兵，就下令让4名士兵抬起逃兵的家属放在火上烧，直到烧死。

　　其55师参谋主任朱×，曾命令直属连连长：“凡是士兵犯了错误，一律活埋！”此人曾在一次处罚士兵时，当场挖出士兵的心脏，挂了两大串。士兵揭发他“常有吃不完的人心”。

　　据统计，该师2451名士兵在旧军队中，被吊打过的345人，被捆打过的289人，被棒打过的1238人，被刺刀打过的13人，被抢托打过的677人，被打过耳光的1362人，被皮带打过的945人，被拳打脚踢过的991人，被打死过去又复活了的53人，被打吐血的20人，被打残废的22人，被罚过跪的1298人，被罚过冻的535人，被罚过晒的128人，被罚挨饿的1302人，被罚过喝尿的1人，被罚过吃地痰的1人，枪毙未死的33人，活埋未死的24人……

　　诉苦运动开始后，该兵团的士兵一个个哭得撕心裂肺、惊天动地。控诉会上，有的哭得痛不欲生。有的哭得口吐白沫死去活来。第472团2营召开诉苦大会，第一次大会就哭晕倒了31人，第二次大会又晕倒了35人。

　　诉苦会下来以后，有的哭得两三天吃不下去饭，有的甚至哭得一时精神失常。

　　一位叫何思勤的士兵诉苦后，哭得精神失常，耳朵听不见了，也不吃饭了，谁劝他，他都不理睬。后来人们发现，何思勤诉苦以后特别敬重毛主席，于是，到吃饭的时候，就给他写了个条子：“毛主席叫你吃饭！”到晚上睡觉的时候，他如果大吵大闹，就再给他写个条子：“毛主席叫你睡觉。”只要看到是毛主席叫做的事情，何思勤非常听话。后来，何思勤在上级批准他参加人民解放军时，喜出望外，逐渐恢复了正常。

　　政治工作干部发动起义士兵群众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控诉运动，改造旧军队的突破口一下子撕开了。

　　控诉运动的第一步，是“倒苦水”。接下来，就是“算细帐”，结合驻地附近的土改革运动，先算“剥削帐”。

　　1930年6月30日国民党政府公布的土地法令第一百七十七条规定：地租一般不得超过耕地总收获量的37.5%。1942年1月，中共中央公布的《关于抗日根据地土地政策的决定》确定了“二五减租”的原则，即地租按抗战前的租额减去二成五。

　　地主把土地租给农民，实际收多少地租？士兵全是农家子弟，一问都知道，少则对半开，收获的粮食农民自己留一半，另一半交租；多数是四六开，农民留四成，六成交租；剥削量重时三七开，农民只留三成，七成归地主。

　　不算帐不知道，一算帐气得跳：原来穷人受穷都是地主剥削造成的！

　　原国民党第158师警卫连士兵张正全过去给地主当长工，给地主交上去的粮食有几千石，自己的母亲却活活饿死。算帐后他深有感触地说：“过去我老是怨命穷，怪上一辈没有留下什么家产。算了帐才知道，原来是被地主剥削造成的！”

　　原国民党第81团士兵张云海曾经给地主当了18年长工，为地主种了45亩田，全年可收获谷子90石，自己只能得到3石的工钱和自己一人的4石口粮，连队的算帐小组帮他算了剥削帐，他这才知道，18年来，他被地主剥削去了1200多石谷子，按每人每年吃4石谷子计算，可供300人吃1年！

　　原国民党第36团士兵梁士统过去一直认为人有贵贱之分，并说：“要是不租地主的田地，不就把佃户给饿死了吗？”他自己的哥哥被人打死，他还认为是自己的父亲没有享受儿子福的命。过去他几乎年年都要求神保佑。在算帐中，梁士统先算经济帐，再算旧社会的思想欺骗帐：“庙里拿着穷人的供钱又去放高利贷、再来剥削穷人。”

　　算完“经济帐”，再算“政治帐”：看看周围的村子，地主、富农占多大比例？不超过10%。再看国民党军队，士兵有几个不受剥削压迫？共产党依靠人民，发动人民，总有一天会彻底打倒国民党反动派！

　　第三步是“挖苦根”：云南地主老财剥削人，四川的地主老财剥削人，东北的地主老财也剥削人，为什么？万恶的剥削制度是劳动人民的“苦根”！

　　觉悟了的国民党起义官兵，只听共产党的话，起义部队除了共产党，谁都拖不走了！

　　一位起义团长曾感慨地说：“要讲改造思想，共产党的办法太多了，上下五千年，中外八万里，没有谁能比得上！”

　　据当年集中到东北军政大学学习的原国民党第60军的起义军官说：开展思想斗争最激烈的，是坦白运动，当时叫“思想还家”运动。

　　所谓“思想还家”就是说，起义是回归人民阵营，起义官兵多数虽然来自劳动人民家庭，但由于参加了旧军队，受反动思想的长期毒害，不仅参加过反共反人民的战争，其中一部分人，特别是一部分军官，还不同程度地干过欺辱老百姓、虐杀战俘、压迫残杀士兵、克扣士兵粮饷、吃空贪污、走私贩毒等坏事，并沾染上了吃喝嫖赌的恶习。起义，只是形式上回归人民阵营，灵魂深处旧社会、旧军队的那一套并没根除，因此，要真正从思想上回归人民阵营，就必须与旧我进行毫无保留的彻底决裂。

　　与旧我的决裂，是心路历程上一个异常痛苦的过程。每个起义学员都要写一份自传，交代自己的全部历史，尤其是在反共内战期间做过哪些对不起人民的事情，必须一件不拉写上去。不仅如此，对别人的罪恶也要毫不留情地予以揭发。

　　“思想还家”运动的政策相当明确：在思想领域，共产党不搞“既往不咎”，不管是谁，历史上的罪恶，以往的丑事陋习，必须从思想认识上作彻底清算，在此基础上，不管有多大历史罪恶，只要自己主动坦白了，就不再追究。

　　“思想还家”运动的“关”，通常是这样设置的：本人的反省自传写好后，先提交班务会，由同班的起义学员进行初评；初评通过了，交连部审批；若初评没通过，本人需针对存在的问题重新反省，再提交班务会复评；若复评还没通过，那么，领导就要出面到尉官连队和士兵连队请来一二十名知根知底的老部下帮助你反省，一次不行两次，两次不行三次，直到你彻底坦白，低头认罪。

　　学员们还被告之：“思想还家”运动在部队和军政大学以不同的方式同时展开，并定期交换揭发材料。

　　“思想还家”运动，在起义部队中也搞了，但名称不同，改造海城起义国民党第184师时，叫“坦白运动”；改造长春起义的国民党第60军时，叫“阶级自觉运动”；改造在四川德阳起义的国民党第7兵团时，叫“揭发与批判旧思想的民主运动”；改造在四川彭县起义的刘文辉部、邓锡侯部、潘文华部时，叫“反对不良风气运动”。

　　仅据对117师、144师、158师坦白反省情况的初步统计，在这三个师的7449人中，曾有1903人企图逃亡，曾有658人企图叛变或当土匪，曾有108人有企图杀害我政治工作人员，曾有478人贪污过，曾有291人盗卖过公物，曾有1424人抢劫欺诈过群众。

　　灵魂裂变的巨大能量

　　科学家用中子轰击铀原子核，能使其一分二，发生链式反应，并释放巨大的能量。铀原子裂变释放的能量是惊人的。1克铀原子完全裂变，其释放的能量相当于2.5吨优质煤完全燃烧释放的能量。

　　起义官兵经历的思想改造则是一次灵魂的裂变。

　　改造起义部队的形式是多种多样的，第一野战军派出的工作团改造国民党第7兵团时，在控诉运动后期，还搞了一个轰轰烈烈的“公祭宣誓”活动，公祭全体起义官兵在阶级压迫制度下惨死的父母、兄弟和姐妹，宣誓革命到底。

　　“公祭宣誓”大会事先做了精心和充分的准备：设置灵堂、安放花圈，制作血债图表，撰写祭文、挽联、誓词，张贴标语，准备全体官兵佩带的孝花等等。公祭的内容、形式还提交士兵群众讨论甚至让士兵群众都来参与布置灵堂。有的士兵专门为自己死去的父母制作了灵牌和花圈。

　　经过隆重的“公祭宣誓”后，士兵纷纷反映：“这次‘公祭宣誓’活动对我们教育太大了。过去在旧社会里，穷人死了谁理睬？连副棺材板都装不上！如今，共产党来了，给我们死去的父母兄弟姐妹搞这样隆重的祭奠活动，这是我们做梦也不敢想的！”

　　还有人说：“前几天，我的思想还有些糊涂，想回家找压迫过我们的地主保长报私仇。看见这么多的人都有一肚子苦水，现在我明白了，公仇不报，私仇也报不了。我一定跟着共产党走，干好革命，也就报了我的家仇！”

　　原国民党第351团机一连士兵温成碧家里有4个亲人被逼死，他本人在旧军队里又遭鸡奸，可是，在诉苦之前他却不好好学习，不信任共产党，还公开说：“你们说蒋介石坏，但我没见过他杀人。”就是这位一度非常落后的士兵，在诉苦大会上，竟然哭得死过去四五次。大会上诉苦完了，他还不够，一个人来到会场上，跪在毛主席像前继续诉苦。军代表来到他面前后，他紧紧拉住军代表的手，一边失声痛哭，一边追悔过去，痛骂自己“没有良心”、“忘了本”，表示一定坚决跟着毛主席革命到底。

　　“公祭宣誓”活动后，广大起义官兵纷纷要求参加人民解放军，“立功赎罪”。全兵团10239名士兵中，有9519人写了请求早日加入解放军的申请书，其中又有752人是用自己的鲜血写的血书，有4546人在申请书盖上了自己的血手印或用鲜血签名。

　　这里尤其要提到的是，在所有起义部队中，成建制改编并长期保留下来的军一级的野战军，只有长春起义部队。其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第50军后，迅速成长为一支全新的人民军队。特别是在抗美援朝战争中，该军首批出国，先后参加了第一、二、三、四次战役，其中在第四次战役的汉江50昼夜阻击战中，打得非常英勇顽强，获得了毛主席和彭德怀司令员的交口赞誉。彭总曾一言九鼎：“有我彭德怀在，50军不但不会编散，而且优先换新装备！”

　　改造旧军队，当年的共产党人还创造了一项堪称世界五千年战争史上的奇迹：培养先起义的官兵，去滚动改造后起义的部队。

　　海城起义部队政治整训的后期，在东北军政大学学习的起义学员到驻地附近的奉天屯实地调查农村土地改革运动，临时组建的军士训练队的学员则全部加入10万干部下乡行列，赴宾县参加土地改革运动。起义学员每四五人一组，编入各土改工作队，深入贫下中农，与他们同吃、同住、同劳动，一边学习，一边发动群众。农民发动起来后，组织农会斗争恶霸地主，给农民分地、分房、分牲口、分浮财。再往后，就是挨家挨户动员翻身农民参军：翻身不能忘本，要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所有受苦受难的老百姓！

　　1949年12月，蒋介石的嫡系部队第20兵团的范绍增的袍哥武装“国防部挺进军”在四川起义后，交由长春起义部队成建制改编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第50军负责对其实施改造。解放军第50军受命后，由军政治部副主任张梓桢带领三四百名干部进入陈克非的第20兵团。这三四百名干部骨干，90%以上为海城起义和长春起义官兵。

　　用控诉运动改造旧军队的经验，在解放战争后期，得到了普遍推广。渡江战役后，毛泽东主席就起义部队的改造工作，曾亲拟电报指标中共华中局：“按照改造曾泽生、吴化文部的方法加以改造。”

　　尾声

　　解放战争期间起义投诚的国民党百万大军经过脱胎换骨的彻底改造后，有了如下的不同归宿：

　　第一类，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野战军，并长期保留下来的起义部队。如陈明仁的部队在长沙起义后，与解放军混编为第1兵团。

　　第二类，改编为地方部队或公安部队。

　　如何基沣、张克侠率领的国民党第3绥靖区三个半师的部队，于1948年11月淮海战役第一阶段起义后，与我第三野战军渤海纵队和江淮军区分别合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33军、第34军。解放后，第33军、34军先后被改编为公安部队。

　　第三类，改编为其他军兵种部队。

　　1949年9月19日在绥远起义的董其武部。先是被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23兵团，辖第36军、37军。1951年9月，该部参加抗美援朝，执行工程任务。1952年回国后，其一部与解放军第10军之一部合编为第69军，董其武任该军正兵团级军长，另一部则编入国家建筑工程部队。

　　第四类，改编为生产建设兵团。

　　1949年9月25日，国民党新疆总司令陶峙岳率新疆驻军起义后，被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22兵团，辖第9军及骑兵第7师、8师。1950年，该部与解放军进疆部队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1954年，该兵团与新疆军区生产部队合并成立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

　　第五类，撤销原建制，多数军官调离部队集中学习，士兵和一部分留队军官经过政治教育后，一部分资遗复员回家，一部分编入解放军老部队。投诚、接受和平改编以及在1949年10月以后起义的部队，多属于这种情况，如：

　　1949年1月在北平接受和平改编的傅作义部队，分别编入第四野战军和华北野战军部队。

　　1949年12月9日在云南起义的卢汉云南绥靖公署部队，被编入解放军第13军、14军。

　　1949年12月9日在四川彭县起义的刘文辉的第24军、邓锡侯的第95军和潘文华的第235师等部，被分别编入解放军第62军、60军和川东军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