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反间谍第一案

　　1950年国庆节前夕，人们正沉浸在喜庆的气氛之中，北京市公安局却得到一个重要情报:有外国间谍可能在国庆节那天进行重大破坏活动。

　　北京的公安人员立即展开侦查，很快掌握了这个特务组织的人员名单和住址，新中国第一场打击外国间谍的行动由此拉开序幕。

　　这个特务组织的核心人物是美国人包瑞德，原美国驻华大使馆驻北平武官处上校武官。他自1940年来到中国，一贯奉行美国政府扶蒋反共的对华政策。抗战胜利后，包瑞德受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的派遣，以美军观察组组长身份，到延安会见毛泽东。他指责毛泽东在延安建立人民政府，建议毛泽东听赫尔利的话，派几个人到国民政府去做官，归蒋介石领导。毛泽东对此给予了有力的驳斥。

　　新中国成立后，中共和美国关系紧张。为了遏制新生的人民共和国，美国中央情报局通过国务卿杜勒斯，向中国周围一些国家和地区，如尼泊尔、韩国等秘密派遣了许多高级特务，混入美国驻各国大使馆，对中国形成“新月形”的间谍包围圈。这些特务与潜伏在我国境内的美国间谍、国民党特务相互勾结，对新中国进行各种破坏活动。新中国负责反国际间谍组织的是公安部一局一处，一处的侦查科科长曹纯之接到上级关于打击外国间谍破坏国庆庆典活动的任务后，立即将富有反国际间谍经验的北京艺专日语教授徐省吾借调到侦查科，协助侦破工作。

　　徐省吾先生是一名爱国知识分子，大连人，早年留学日本。日军占领大连时，他被迫为日本人服务，后随日军到北平，被中共华北军区情报处发展为情报员，与情报科长方良单线联系。徐省吾教授收集了许多外国间谍在华机构的材料，其中一个就是设在北京的美国新闻处。

　　这个“美国新闻处”实际上是美国战略情报局驻华分支机构。常来这里的人有长期居住在北平和天津的德国、意大利、日本等战败国侨民，其中一些人以前就是间谍，二战结束后被美国收买，继续从事间谍活动。

　　经常出入“美国新闻处”的意大利人李安东首先被我侦查人员纳入视线。李安东，1896年出生在中国上海一个意大利商人家庭，1922年加入意大利法西斯阵营，从1933年起开始搜集中国政治经济军事情报。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他与日军特务机关“北支那方面军司令部报道部”的高级特务日高富明结成密友，以记者身份在华北各地刺探中国情报，提供给日军。抗战胜利后，李安东被国民党逮捕，后因美国战略情报局插手被无罪释放。1948年3月的一天，包瑞德以探望李安东身体为由来到他家中，李安东受宠若惊。不久，李安东正式加盟美国间谍机构。

　　李安东成为美国间谍后，迅速拉起一支间谍队伍。他首先找到日本老牌间谍山口隆一充当情报员，随后又陆续将日籍特务日高富明、法籍特务魏智、意大利籍主教马迪懦、商人哲立和德国人甘纳斯等网络到自己名下，各方搜集中国情报。截至1949年北平解放，李安东先后为包瑞德提供情报115件。

　　新中国成立后，李安东以天津某贸易公司北京代理人身份为掩护，继续进行间谍活动。他指示山口隆一等搜集我国中央领导人、政治协商会议代表以及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负责人的履历、特征、住址、电话和汽车号码，制成卡片，为以后暗杀、绑架做准备。这一时期，李安东共搜集各种情报485件，陆续转送给了包瑞德。

　　(二)

　　山口隆一当时的公开身份，是法文图书馆中文部图书目录编辑。山口隆一于1927年毕业于日本东京帝国大学历史系，1931年至1933年在中国东北服兵役，任联队作战参谋。他擅长驾驶车辆和使用多种兵器，性格凶残，热衷冒险，曾同东北抗联多次作战，最后被抗联炸伤，退伍回国。1938年，他再次来到中国，先后在青岛市船舶联合局、华北航业总会担任庶办主任，人事、文书、辅导科长。抗日战争期间，他任意“征用”中国船舶，不付征用金。对“不合作者”，他就寻找各种借口，诬以“通共”或“破坏大东亚新秩序”等罪名抓进监狱。很多人被他弄得倾家荡产，甚至惨死在日本宪兵手中。1945年，日本投降后，山口隆一又被国民党国际问题研究所看中，委任他负责搜集、研究、整理苏联远东军事、经济、交通、文化等情报资料。

　　在此期间，山口隆一经人介绍，与来法文图书馆办事的李安东相识。两人臭味相投，不久，山口隆一就被李安东发展为情报员，同时为美国战略情报局提供情报，并从情报局领取薪金。

　　甘纳斯是德国保世公司北京代理人，1938年来北平，1940年与李安东相识。1945年在美国驻北平领事馆工作期间，被李安东发展为情报员。

　　1950年9月的一天，美国中央情报局驻东南亚机构负责人包瑞德被美国战略情报局召回华盛顿，接受一项秘密任务。随后，包瑞德立即飞抵香港，想找个能名正言顺到北京的人，与李安东秘密接头。

　　与此同时，我侦查员发现北京大学音乐系助教程梦与意大利商人哲立有来往。进一步了解得知，北京解放前，程梦曾向哲立的苏联妻子霍尔瓦特·伊美娜学过钢琴。北京解放时，哲立把妻子托付给包瑞德带到了台湾。

　　这时，程梦住所的居委会来报，说程梦的大姐程娜从香港来北京探亲。程娜的丈夫是个英国人，解放前曾与包瑞德有交往，现在香港开银行。

　　侦查员立即找到程娜，请她协助调查，并从她的脂粉盒里找到了包瑞德的半张名片。程娜说:“我这次回京看望父母，受丈夫朋友包瑞德委托，以半张名片为凭，让哲立卖掉霍尔瓦特·伊美娜存在我妹妹那里的钢琴，然后把钱汇过去。我妹妹已经和哲立先生联系过了，明天上午我去见哲立先生。”

　　曹纯之对程家姐妹说:“你们被包瑞德利用了，还蒙在鼓里呢。”经过一番思想工作，程家姐妹表示愿意为侦查员的调查工作提供帮助。

　　第二天，程娜与哲立接上了头。哲立拿到程娜带来的半张名片，开车赶往李安东的住地。李安东一看，知道是包瑞德向他们下达行动命令，随后通知山口隆一马上与东京方面联系。

　　山口隆一随即找到了东交民巷一个卖熏鱼的伊拉克女人，交给她一个信封，请她代为邮寄。这封信很快被北京市公安局侦查处截获，其内容是:“cLc总部:所购灭火机于10月1日发货。一切按既定计划进行。致以热烈的问候。山口隆一。”

　　这似乎是一封普通的购销通知，但仔细一分析就觉得有问题了。首先，cLc是一个间谍组织，并没有经营消防器材方面的业务，为何要帮它购买消防器材？其次，山口隆一是法文图书馆的中文部图书目录编辑，不是商人，为何要为cLc总部购置灭火机？

　　信笺后面附有一张用铅笔绘制的天安门及广场地形草图，图上还有一条清晰的抛物线，直指天安门城楼。

　　(三)

　　北京市公安局侦查处副处长狄飞得知情况后，大吃一惊，感到事态严重，立即向处长李国祥汇报。李国祥马上召开案情分析会。

　　会上，大家都认为山口隆一的信件中肯定隐藏着阴谋，特务们很可能在国庆节这天搞破坏活动。如果把信里说的“发货”与草图上的抛物线联系起来……这个猜测一旦成立，后果不堪设想。

　　李国祥立即将此事上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市长彭真。彭真指示李国祥:“这很可能是准备炮轰天安门，杀害毛主席和中央领导同志，破坏我国国庆的大案！事不宜迟，迅速破案！”

　　李国祥领命后正准备离开，彭真又叮嘱道:“要严格把与此案无直接联系的人区别开来，只抓捕主要罪犯。对其他人要快查、快审讯、快释放，即使是原美国战略情报局的人员，只要与此案无直接关系，也要区别对待。没有证据，一律不准动他们。此案是第一个涉外大案，国际影响极大，切不可有一点差错。”

　　9月27日上午7点，李国祥下达作战命令:经过侦查，美帝间谍分子企图在国庆节炮轰天安门，杀害伟大领袖毛主席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制造国际混乱。据此，公安部命令:“依法逮捕李安东、山口隆一、甘纳斯、哲立等间谍分子！”曹纯之随后宣布了行动方案。

　　各组人员迅速分头行动，很快完成了逮捕任务。最先被捕的是甘纳斯，第二个落网的是山口隆一，他对亮出手铐的侦查员说:“我抗议！那是我们正当的商务贸易，与间谍活动毫无关系！”逮捕哲立时，他只含糊地说:“正在策划，就被你们发现了。”

　　公安人员到李安东住处实施抓捕时，他本想抵赖，但发现无济于事，只好跟警察走了。侦查员从李安东的住处搜出了大量文件，其中许多都是关于解放区军事、政治、经济等方面的情报，有的情报上还附有我军部队番号和领导人姓名。此外还搜出一堆金属，经过拼装，竟然是一门小型迫击炮。

　　从山口隆一住处搜出的情报资料更多，有的还被整理成卡片。

　　一开始，李安东和山口隆一都否认自己参加过间谍活动，但在大量证据面前，他们不得不承认，那封信和那张草图是给美军驻日最高司令部的。他们准备在新中国成立一周年时，用迫击炮轰击天安门，加害中国领导人，制造混乱。

　　天安门的草图是山口隆一画的，主席台上站着的人是毛泽东，其他国家领导人他没有画出来。审讯中，山口隆一的精神被彻底击垮，承认如果总部收到信件后没有回复，他就将冒险射击。“我当过兵，炮打得很准，1分钟可以打40发炮弹，我能打到天安门上。我检修过李安东的迫击炮，还对着天安门瞄准过。”最后，他十分懊丧地说，“我只是这么想想而已，并没有真做出来。”

　　李安东、山口隆一等人被捕后，另一涉案人员意大利籍主教马迪懦也落入法网。侦查员从他的住处搜出了迫击炮弹、手枪、步枪子弹、手榴弹、引火帽等多种武器弹药。

　　1951年8月17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北京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军法处对这起美国间谍案件作出判决:李安东、山口隆一判处死刑;马迪懦、魏智、甘纳斯、哲立等分别被判处无期徒刑和有期徒刑，刑满后驱逐出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