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何以绑架了整个国家

一个人口众多的国家，各人行动全凭儒家简单粗浅而又无法固定的原则所限制，而法律又缺乏创造性，则其社会发展的程度，必然受到限制。即便是宗旨善良，也不能补助技术之不及。1587年，是为万历十五年，丁亥次岁，表面上似乎是四海升平，无事可记，实际上我们的大明帝国却已经走到了它发展的尽头。在这个时候，皇帝的励精图治或者宴安耽乐，首辅的独裁或者调和，高级将领的富于创造或者习于苟安，文官的廉洁奉公或者贪污舞弊，思想家的极端进步或者绝对保守，最后的结果，都是无分善恶，统统不能在事业上取得有意义的发展，有的身败，有的名裂，还有的人则身败而兼名裂。

                                                                                                            ——《万历十五年》

近来将一本颇具名气的历史著作《万历十五年》反反复复读了几遍，对明朝的历史作了进一步的认识，受到不少新鲜观点与深刻见解的洗礼，醍醐灌顶之余，也是感慨颇多。

本书作者为美籍华裔作家黄仁宇先生。此老生平也是颇具传奇性，生于民国军阀混战的乱世，抗战前在国内就读于南开大学机电工程系，抗战爆发后选择了辍学，先在抗战中参与田汉创办的《抗战日报》工作，后又进入国民党成都中央军校。建国后赴美就读历史学，接连拿下本硕博学位，此后在美治学而至终老。学兼文理，既有东方的背景，又有西方的视野，既有“国破山河在”的沉痛经历，又有在和平静处时的深入思考，或许正是这样一份独特的履历让黄老的历史著作具备一种难得的全面、客观与严谨。

就这本《万历十五年》而言，便是融汇了黄老几十年的人生经历与治学体会，内容涉及政治、经济、社会、军事、思想等诸多方面。作者以“大历史观”的视野，从多个角度入手，深刻揭示大明王朝灭亡的根本症结所在。整本书以万历皇帝、张居正、申时行、海瑞、戚继光、李贽等六个万历年间极具代表性的人物作为展开点，而辅之一些次要人物，展示了这些人在这样一个中央高度集权，制度极其僵化的帝国中的沉浮起落，揭示了以这些人为代表的各种身份的人在一个道德统治下的王朝中的无奈与无力。他们或抗争或妥协或便宜行事，但最终皆逃不过身败名裂的结局。这些人尚且如此，更遑论更加无权无势无名的普通庶民了。“这种情形，断非个人的原因所得以解释，而是当日的制度已至山穷水尽，上自天子，下至庶民，无不成为牺牲品而遭殃受祸”，作者在自序中便直言不讳地指出，“中国两千年来，以道德代替法制，至明代而极，这就是一切问题的症结。”

倘若没读过本书内容，直接接受这么一个结论或许稍显突兀。但如果对当时的文官集团稍作分析，便能发现一切都顺理成章了。

彼时的大明王朝，中央高度集权，以道德作为精神支柱，案牍则成为实际的管理方式。在这样一个道德高于一切的帝国里，掌控着文书案牍的文官集团成了实际的最高统治者。麻烦的是，这些文官不是抱守教条、迂腐不化，便是满嘴仁义道德，实则各怀鬼胎、各藏私欲，更多的是二者兼而有之。从书本上学来的道德伦理，已经成为他们用来作为相互限制、相互攻击的政治武器。对于他们而言，但有问题皆是人的问题，凡是人的问题，皆是道德问题，无事化有事，小事化大事。整个统治阶层都极其缺乏实事求是的精神与实干精神，不仅自己不干实事，也不让干事的人干事，在互相掣肘、相互攻击中所有人都寸步难行。可以说，整个帝国从上到下，从里到外都被道德绑架了。在这种背景下，即便出现先进的技术，也会因为无法战胜不相适应的生产关系而被扼杀在摇篮里。这样一来，制度的僵化与国家的腐烂便是无可避免了。

这样一个结论对于中国人而言，可能是极具震撼力的。作为受儒家文化浸染了两千多年的中国人，以道德作为行为准则的观念已是根深蒂固。即便是在法治大大进步，法治观念日渐深入人心的今天，人们遇事仍是习惯性地先作道德评价，鲜有以法律作为着眼点而加以思考的情况。以道德作为行为准则本身并无不妥，甚至是要大大提倡的。但倘若将其作为唯一准则而忽略法律，则会陷入可怕的困境。究其实，法律对各种性质的行为都有较为明确的界定与处理方式，而道德行为的性质界定却多取决于抽象的教条与伦理，存在更强的可解释性与更大的操作空间，因而往往更多地掌握在“声音大”的人手里。一言以蔽之，谁掌控了舆论，谁便掌控了道德，也就进而掌控了道德统治下的国家。在明朝中后期，文官集团无疑便是这样一群人。更可怕的是，这些人里不乏表面敬畏道德，恪守道德准则，内心却各自心怀鬼胎之人。道德的仲裁者，反而可能是道德最大的破坏者。无怪乎当万历皇帝得知张居正生前的种种劣迹后，整个世界观都崩塌了。

以史为镜，可以知兴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