雕刻鸿毛之轻——漫谈《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
加缪在《西西弗斯的神话》里说：
西西弗斯无声的全部快乐就在于：他的命运是属于他的。他的岩石是他的事情。同样，当荒谬的人深思他的痛苦时，他就使一切偶像哑然失声。
读《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时，我脑海里总是浮现出西西弗斯不知疲倦地推行石头的场景。同俄狄浦斯的故事一样，他们都背负着沉重使命——前者重复着同一荒诞行为，后者被裹挟着选择了冥冥中的悲剧——以企完成命运交由他们的指示。
西西弗斯是笃定的，笃定如托马斯遇到的驼背高个子记者。“此人在行动，仿佛历史不是一张草图，而是一幅完成的画。他在行动，仿佛他的所作所为可以无限重复，永恒轮回。”俄狄浦斯坚信命运，从波里布斯收养小俄狄浦斯开始，名为“偶然”的转轮就成为“必然”悲剧的启动式了。
然而，如果生命真的可以如尼采所说，有朝一日，一切以我们曾经历过的方式再现且无限重复下去，我们的存在本身将会是怎样的场景？西西弗斯的存在已悄然印证这一切：从第一次推动石头的那一刻起，他那满腔热情的人道主义之责便重若泰山地压在身上，每一次重复都是责任的多重拷打。愈压愈垮，西西弗斯果真能在光亮中感到“世界始终是我们最初和最后的爱”吗？
战争正是因由多重偶然造成，历史正是因其“只此一次”的特性，人之存在正是因它不过是一段百年快板，才显得残酷而美丽，显得轻若鸿毛、了无重量。和西西弗斯不同的是，人永远无法知道自己该要什么，无法知晓自己的选择所通向的是正确还是错误，其思想不过是一根脆弱的芦苇。在一上场就是舞台的世界里，“笃信生存之使命”是可笑的。与其朝着生命的价值狂奔，把关于生存的、爱的，和种种鸡毛蒜皮的责任一层层放在肩上去演奏一曲匆匆，不如追随巴门尼德的“生命之轻”。“轻”，意味着不必品尝悲剧的沉重，不必盲目和悲剧对抗，得到一个期限只有百年的输或者赢。
Es muss sein & Einmal ist keinmal
对托马斯而言，必然是重，偶然是轻。承担一个丈夫的责任、对男性的忠诚至死不渝是重，有着多段浪漫“性友谊”、穿梭于不同女子间是轻。而特蕾莎的出现打破了这一种平衡，因为在他眼里，特蕾莎是一个“被人放在涂了树脂的篮子里顺水漂来的孩子”，是绝对的偶然。六个滑稽的偶然组成了他们的相遇，而轻松的偶然竟把他们指向了“爱”的必然，托马斯陷入了曾避之不及的“重”之中。相处七年后，特蕾莎又一次离开了托马斯，在温馨的生命之轻重新降临后，他却惶恐了，想象着特蕾莎孤单地在布拉格生活，这种同情心的折磨将伴随自己多久？整个一生或是整整一年，还是只要一周？生命只有一次，于是在这张草图上，他永远不知道生命之轻会蚕食自己的存在多久。无法承受生命之轻的托马斯，选择了拥抱存在之重。
另一方面，“性友谊”在托马斯看来是一种轻松的生活方式，不必付出承诺，不必坚守忠诚；与此同时，它宛如生命内在的一种精神本质：对某种神秘“未知”的探寻。托马斯认为与不同的女人交欢，就是在探索着女人们身上最迷人、神秘的未知之处，而这种未知即便只有一点点，也对他具备足够的吸引力。他沉溺于征服未知的快感中，久而久之这竟成为“非如此不可”，成为“es muss sein”，成为必然和沉重了。这与外在的存在形式异曲同工：托马斯正是因为沉溺于解剖刀下人身体的“未知”，才深爱着外科医生这一份职业。他的职业，他的“性友谊”，这些不曾让他觉得沉重的，何尝不是生命中的泰山之重呢？
唯有爱情，才能超越“es muss sein”，超越贝多芬式的“非如此不可”，成为托马斯心中的诗话记忆。
从背叛到不解之词，从伟大进军到kitsch
特蕾莎和萨比娜虽有极大的不同，但都主动亲历过“背叛”。特蕾莎讨厌母亲的粗鲁，但自己却无法避免地继承了这一特点，与托马斯相处的时候偶尔会呈现出来；她讨厌家庭带来的“集中营”管教，所以她畏惧个人隐私被暴露的时代。为了逃离，她时常赤身裸体地站在镜子前审视自己，企图反抗自己身上和母亲相似的地方，这是一种精神的“背叛”。同样的，特蕾莎总是忠于爱情，面对托马斯拥有众多性伴侣的事实，她不得不独自泣饮灵与肉割裂的苦果。她追问托马斯怎样才能摆脱此种痛苦，托马斯指引她前去附近的山上，那里有温柔的行刑者等待着她赴死——原来在托马斯眼里，“忠诚”是特蕾莎最瞩目的标签，是他爱她的必要条件。何等可笑、何等悲凉，在灵与肉的难以平衡中，特蕾莎背叛了托马斯，和一个陌生的工程师发生了关系。
这段经历在之后的时间里啮噬着特蕾莎的心灵。背叛真的给特蕾莎带来了平衡吗？灵与肉真的能得到分离吗？我无法揣摩出特蕾莎得到的答案。但至少她明白了：风流韵事与爱情并非毫不相干，风流之轻松、了无重负也是绝不可能的。忠诚的对立面并非不忠，而是爱的不堪其扰和心灵的不宁。
那一次，特蕾莎把受伤的乌鸦从土中挖出来，包在自己围在脖子上的红色围巾里，她回到和托马斯居住的家，按了门铃，想象着托马斯的女友处于偷情的自己的位置，无法抗拒地爱上那个陌生工程师——其实也是托马斯。她明白自己的忠贞已然在背叛中死去，如同那只垂死的、伤痕累累的乌鸦。
身体可以轻松地背叛，但灵魂很难做到。可惜的是，人的情感永远无法捕捉到爱变化的那一瞬间，一个陌生人对自己爱人的爱永远是最难以捉摸、最具威胁力的。这便是灵肉矛盾最大的毒性，也是强弱拉锯中，强者最有恃无恐的地方。
再说到萨比娜和弗兰茨这对充满“不解之词”的情人。诚如书中所言，两个人的生命乐章若是刚刚开始，就可以共同创作旋律，交换动机，他们就可以分享同一本“词汇集”，站在语义之河的同一侧；但萨比娜与弗兰茨相遇时，他们已各自享受了生命的半程，已有了自己的词汇和属于个人的生存体验，他们之间便横亘着诸多“不解之词”。最大的不解之词或许是“忠诚与背叛”，弗兰茨是一个非常信奉忠诚的男人，所以尽管他和萨比娜有地下恋情，他也不愿从明面上背叛妻子，他甚至不愿和萨比娜在自己的城市里偷情——当然，这显得有些掩耳盗铃了。而萨比娜的一生都在“背叛”，背叛是她存在的注脚，使她远离存在的沉重和负担，走向鸿毛之轻的人生。
可说到底，萨比娜的悲剧并不是因为重，而是在于轻，压倒她的，正是她精心雕刻的、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
直至此时，背叛的时刻都令她激动不已，使她一想到眼前铺展一条崭新的道路，又是一次叛逆的冒险，便满心欢喜。可一旦旅程结束，又会怎样？你可以背叛亲人、配偶、爱情和祖国，然而当亲人、丈夫、爱情和祖国一样也不剩，还有什么好背叛的？
于是我们发现，忠诚的对立面并非不忠，而是背叛所带来的无尽虚空。
萨比娜讨厌集会和游行，讨厌一群人藉着生命的活力喊出语义重复的政治口号，但弗兰茨却很喜欢此种热血。他总是生活在冷静和理智之中，太需要一场难得的狂欢去证明生命的“存在”和“价值”了。他显然喜欢存在的泰山之重，他不仅要忠诚，还要价值，还要责任，他是人世俗职责和意义实现的集大成。对萨比娜来说，这简直令人尴尬得要死，恨不能即可抽身而出，不愿再看人群激愤的蠢样。她称之为——kitsch。
“媚俗”，这个由德语翻译而来的词语，我觉得比音译词“刻奇”来得更为贴切、更妙不可言。历史喜欢伟大进军，喜欢战火纷飞，喜欢罗伯斯庇尔和拿破仑，因为那是历史的山脉顶端，由政治家的野心和当权者的狂热即刻浇筑而成的精神图腾，使得国家的所有民众都能分一杯羹，共享某一时代的不俗之刻。但回到最开始，如果历史不断重复、时间是圆圈似的原地返复呢？我们还会爱罗伯斯庇尔和拿破仑吗？捷克人还能无动于衷地面对波希米亚贵族的抗争和投降希特勒的国家意志吗？伟大进军成为弗兰茨自我幻想的萨比娜的“指引”下而赶赴的一场死亡之旅。
然而媚俗果真是一无可取之词吗？《创世纪》的第一章告诉人们世界的创造是必然的，生命是美好的，生育也是如此。因而，西方人对生命有一种基本的美学理念：对生命绝对认同。这便是kitsch最根本的由来。
我们总是很容易对生命的存在产生一种天然的感动。
媚俗让人接连产生两滴感动的泪滴，第一滴眼泪说：瞧这草坪上奔跑的孩子们，真美啊！
第二滴眼泪说：看到孩子们在草坪上奔跑，跟全人类一起被感动，真美啊！
只有第二滴眼泪才使媚俗成其为媚俗。
在政治家的手里，kitsch更成为一种消逝了本初生命意义的、沦为极权的手段，心灵的专制降临极权的媚俗王国。这是萨比娜最厌恶kitsch的地方，即它矗立在极权之上让政治戴上了漂亮的面具，而所有人都为之动容。而事实上这是一种危险的美学理想，因为其实质不过是媚俗乱倒垃圾的化粪坑。
唯有脱离了权力的kitsch，因失去了它可攀附的力量和属于“全人类”的精神毒药和自我高潮，才会显现出让人心动的一面，宛如人类的一个弱点。弱小的东西，又一次引起了人类的同情心，我们忽然意识到，没有谁是超人，可以遗世独立，完全摆脱kitsch这一弱点。在被遗忘之前，人人都会变为媚俗。“媚俗，是存在与遗忘之间的中转站”，我们沉于媚俗，逃离媚俗，但垂垂老矣的时分，评判生存“价值”的还是别人，在生命共同体验的空间里，将由他人为我们刻下墓志铭，无论接受与否，媚俗如同掩盖死亡的一道屏风，把我们个人的抗议和赞同都遮住了。仍是世界大同。
EN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