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段

昨天晚上十一点过的时候，室友准备开始party。几个美国女生彼此检查着化妆，一个格外高挑的在镜子前反反复复旋转着裙摆，“咚次大次”的音乐里不时爆发出一阵集体性的干嚎。我想，待到芝加哥午夜一点二十八的时候，舞步酒精应该正浓吧？只是那时候远远的土地上，是5月12日14点28分，是一个会让人驻足的时刻。

同往常一样，今年的5月12日，我又想写些什么，可除了向二姨汇报“弟弟很好，就是有点调皮”，“妹妹长大了”等等零碎的只言片语，我又不知道从何开始。我害怕我的文字会沾染上太戏剧化或者程式化的无病呻吟；我害怕把分享怀念本身就已动机不纯；我更不知道，我应该以什么身份怀念。八年来，我始终没有明白，在这场灾难里，我究竟是“局内人”，还是“局外人”。如果我是“局内人”，那为什么不是由我去面对那些天的阴雨、尸体气味、活动板房、更为刻骨铭心的回忆；如果我是“局外人”，那为什么在这个日子里，我既想缄默也想放声诉说？为什么在不经意的时候，我也会被那份空落落击中？为什么那些天我好像都在，而那些未曾看到景象也由记忆一一补全？

昨天我对自己说，今年把那天写下来吧，就当做个了断。确实，一年又一年，那几天一帧帧的记忆反而被愈发高光，而从那时起的疑惑，也只随着年岁的渐长愈发频繁的响起。但正如我刚刚说的，我并不知道从哪里开始诉说。即使各种各样的想法都在我脑袋里盘旋，但它们都只以感觉的形式存在。我只能感觉到它们的重量，却说不清它们是什么。但是我想写，我真的想写，所以就让我以流水账开始吧。请原谅我的流水账。

2008年5月12日，这一天琐碎的记忆一定是回溯时才打上日期标签的，因为那一天的前半天没有任何特别至我会专门为之记下一个日期之处。14点28分这个时刻已经从我的记忆里溜走了，因为遥远的南方城市一片宁静，连传闻中轻微的摇晃也没有感觉到。每每回忆起来，我也觉得讽刺——这条那么人的生活的分界线，竟就被我不知不觉地跨过去了。每每回忆起来，我也希望伪造一点“摇晃”的记忆，让我显得同那一天更为相关。但是对不起，我真的大概只是在教室和同学打闹、或者训斥同桌为什么没有又完成作业；弟弟妹妹们一定记得的那一刻，确实从我指间溜走了。

那天下午发生的第一个值得记忆的事情，是住在隔壁楼的好朋友“菜”想“借鉴”我的数学作业。于是我们一起回了我的家。“菜”等在入口处的鞋柜边，而我去小卧室里找我的数学本。老实说，刚刚这段话也许是我胡编乱造的。我说也许，因为我也不确定这是否只是我千百次追溯后修饰了的回忆。也许我只是从书包里掏出了数学本吧——但那就解释不了为什么“菜”要来我的家。我可以确定的却是，“菜”来了我的家，并且她等在那个白色的鞋柜边上。因为我记得婆婆当是也靠在那个白色的鞋柜上，但她除了一句“回来了”外什么也没说。在后来修补记忆的时候，我才明白婆婆在等“菜”离开。

“菜”离开了。婆婆张口对我说，“四川地震了”。又或许她说的是“都江堰地震了”？因为当时我们应当不知道震中是哪里，而“发生了一场将影响我们生活的地震”这个信息最有效的传达方式是“都江堰地震了”。“哦”，我好像就这么随口答了一下，甚至没有抬头看婆婆的眼睛。但我的心里已经开始翻搅。对于一个还没上过地理课的小学生来说，“地震”只是一个“十万个为什么”里遥远的、配着一个超低像素图片的词语。“好像是大地震”，婆婆又补充。“没事儿的”，我感觉有些局促，不知道怎么回应。我只知道从小妈妈就教我要做“乐观”的小孩子，我也知道大人夸奖过我是“乐观”的小孩子，所以我只好回一句“没事儿的”。“等一下要溜进电脑房查查地震”，我心里这样想。

“一下”之后我确实出现在电脑房了——又或许是记忆在这里断了层。可我并没有机会搜索“地震”两个字，因为婆婆就那么庞大地坐在我的旁边，攥着一把还没她手心一般大的黑色电话本。婆婆带着老花镜（又或者这又是一个为了“逻辑”而添加的细节？），短而粗的手指搓开黑色电话本的某一页。婆婆把电话本举到我的脸前，“从这个号码开始打，”她说。我记得那是普通蓝色圆珠笔的字迹，比划里满是大人的潦草和果断。

我嫌婆婆举着看不清，就把电话本放在电脑桌上，一个一个的打。那是一台纯白的有线电话，唯有听筒和话筒处有两团黄渍。那天下午在一片忙音里等待的时候，我偷偷伸舌头舔了舔话筒的黄渍。是咸的，于是那特别的有点腥的咸味也和那一天连在一起了。

那些电话号码里，有我熟悉的人，比如小姨、二姨、姨爹；也有我未曾谋面的陌生名字——这种时候，在我修补后的记忆里，婆婆会轻轻告诉我如果打通了要叫他“XX伯伯”，可是我始终没有真正叫出来的机会。后来婆婆出去了，留我在电脑房打电话。电脑房有一台很旧的空调，但那天应该没有开，因为我的记忆里感觉到了热。

又或许空调开了，因为我好像听到了它“咔哧咔哧”的喘气声。婆婆出去以后，我觉得房间隔外安静。不是考试的时候那种笔尖“刷刷”的安静，而是一种大尺度的寂寥里的安静。电话忙音的“嘟嘟”声仿佛在把这寂寥传向四面八方。我听到我脑海里有一个声音乍然说到：“这可能是打给亡灵的一个电话”。我这个小学生的第一反应，是这个句子很像大人们写得“好词好句”。可接下来我马上意识到，这个句子“不吉利”，于是我赶快命令自己把它压下去。可在“嘟嘟嘟”的忙音里，这个句子一遍遍地在脑袋里响起。有一刻我甚至想对着听筒唱歌了——因为我一直想唱歌，但是又害羞被人听见——我想这个时候应该没有人会听见我唱歌吧。但是婆婆在厨房里摆弄饭菜的声音阻止了我唱歌的想法——婆婆还是会听见的。如果我的记忆没有出现差池，当天下午那个黑色电话本里的号码没有一个接通的。而虽然当时一个下午里我几乎就把那些号码拨得滚瓜来熟，现在我却完全想不起来那些本子里有谁了。那里面大部分的号码应该还有主人，但我完全不知道哪几个没有出现在幸运儿之列。下一次这个黑色电话本出现在我的记忆里，已经是五六年后的事了：婆婆想我把这些号码誊到一个新本子上，因为旧本子的字“太小了看不清”，好像也因为——不知道这句话在我的生命里究竟有没有出现过——“有些号码已经打不了了”。

这是我对八年前的事的第一个记忆片段，我本想今天一口气写完所有的事儿，不为什么只是觉得舒服。可数学教授的Office Hour快结束了，我要赶过去。今天芝加哥没有标志性的蓝天白云，反而闻起来一股潮湿的味道。这味道很好，很好，在这样的味道里，我能看见小学时的电脑房，能听见那一个下午的忙音，也能在恍惚之中感觉到，我离电话那头的人、或者电话那头的死亡，是那么的近。我可以在这样有点灰色的天气里放任自己去想，如果电话接通了，我会说些什么？我会唱一首歌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