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风十里扬州路

还是那年的风。掠过长堤，掠过烟桥，掠得满城飞絮都倦了，茫茫飘在半空，迟迟不肯落定。

风是凉的，絮是轻的，青石板映着一痕淡凉的光。

二十四桥空寂，广陵的春，也跟着瘦了。石板泛着幽幽的光。那路是软的，软得像一阕旧词，仄仄平平扬州的路，便在这风里软软地伸展开去，走着走着，就走进了千年的梦里去。

忽然想起许多年前，也是这样的路，也是这样的风。那时我还小，母亲牵着我的手，走过东关街。她穿着一件淡青色的旗袍，上面绣着几枝素白的兰花，领口的盘扣细细密密地扣着，衬得她的脖颈格外修长。高跟鞋踩在青石板上，笃，笃，笃，一声一声，不急不缓，像是时光在那里轻轻地敲着节拍。我仰着头看她，觉得她好高，高得像是从画里走下来的人。风拂过时，旗袍的下摆微微地动，那几枝兰花便活了似的，在春风里摇曳。

走到一处巷口，母亲忽然停下了脚步。她蹲下身来，将我的衣领整了整，又用手帕轻轻擦了擦我鼻尖上的汗。那手帕是白色的，角上绣着一朵小小的兰花，和旗袍上的一般无二。我闻到了她指尖淡淡的栀子花香，那是她常用的香皂的味道。她看着我，眼睛里有一种我说不清的东西，像是湖水，很深很深的湖水，里面映着天光，映着云影，也映着一个小小的我。她笑了笑，说：“走累了没有？”我摇摇头，其实腿是有些酸的，但我不肯说，我怕说了，她就会抱我，而我喜欢被她牵着走，喜欢听她的高跟鞋在青石板上笃笃地响。

那时巷子里的阳光，是一绺一绺的，从屋檐的缝隙里漏下来，照在地上，明晃晃的，像谁在那里铺了细细的碎金。我喜欢踩那些光影，一脚一脚地踩，以为踩住了，光就不会跑了。可脚一抬起来，光又跑到别处去了。我追着光跑，母亲在后面慢慢地跟着，嘴里念叨着：“慢些，慢些，别摔了。”她的声音是软软的，糯糯的，带着江南女子特有的腔调，像一汪春水，缓缓地流进耳朵里。我跑着跑着，忽然回头看她——她站在光影里，旗袍的裙摆被风轻轻吹起，阳光穿过梧桐叶的缝隙，落在她身上，明明暗暗的，像是给她披了一件碎金的衣裳。那一刻，我觉得母亲是这世上最好看的人。

可后来，她的旗袍渐渐地少了。先是那些绣花的、颜色鲜亮的，一件一件地不见了。衣柜里只剩下几件灰扑扑的布衫，宽宽大大的，穿在身上，像是借了别人的衣裳。她的手也不再有栀子花的香了，那香皂不知什么时候从家里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种粗粝的、涩涩的味道，怎么洗也洗不掉。她不再穿高跟鞋了，走起路来没有声音，安安静静的，像是怕惊动了什么。有时我半夜醒来，看见她坐在窗前，月光照着她的脸，白白的，瘦瘦的，眼睛里那汪湖水干了，只剩下深深的、黑黑的井，望不到底。

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只知道家里忽然来了些人，翻箱倒柜地找东西，把父亲的书一捆一捆地搬走，把母亲的旗袍从衣柜里扯出来，扔在地上。母亲站在一旁，不说话，脸上什么表情也没有，只是看着那些旗袍被扔在地上，看着那几枝素白的兰花沾了灰。她蹲下去想捡，有人说了一句什么，她的手便停住了，慢慢地缩回来，垂在身侧。那之后，她再也没有穿过旗袍。

有一天，我从外面回来，看见她坐在院子里，手里捧着一样东西，看了很久。我走近了，才看清是那条绣着兰花的手帕。她见了我，慌忙把手帕藏到身后，对我笑了笑，那笑容却不像从前那样亮了，像是蒙了一层什么，灰蒙蒙的。她说：“回来了？洗手吃饭罢。”我点点头，走了几步，又回头看她。她正把手帕从身后拿出来，贴在脸上，轻轻地，像是怕弄疼了它。

那个雨天，是我记忆里最后一个关于她的清晰的画面。雨丝很细，细得像牛毛，密密的，斜斜的，织成一张灰蒙蒙的网。母亲撑着一把油纸伞，伞是旧了，青色的伞面褪得发白。她一只手撑着伞，一只手牵着我，走在这条湿漉漉的巷子里。青石板被雨打湿了，亮亮的，滑滑的，倒映着两旁的屋檐和天空，走在上面，像是走在云彩上。我低着头看那些倒影，看得入迷，忽然脚下一滑——就在我要摔倒的瞬间，母亲猛地把我拉进怀里，伞歪了，雨淋在她的肩上，那件灰布衫上洇开了一片深色的水渍。可她顾不上这些，只是紧紧地搂着我，轻声说：“不怕，不怕，妈妈在呢。”她的心跳得很快，扑通扑通的，隔着薄薄的衣衫传过来，暖暖的，实实的。我伏在她怀里，忽然想，要是能一直这样该多好。

她重新撑好伞，低头看我，发梢上挂着细细的水珠，亮晶晶的，像是缀了碎钻。她笑了笑，那笑容里有一点点当年的影子，像是一朵快要谢了的花，在风里挣扎着开出最后一点颜色。她说：“摔着没有？”我说没有。她点点头，站起身，重新牵起我的手，继续往前走，那是她最后一次牵着我走那条路了。

多年之后。只记得那几年的天，好像总是灰蒙蒙的，巷子里的阳光也少了许多，不再是一绺一绺地漏下来，而是大片大片地暗着。墙头的杏花还是开了又谢，谢了又开，可母亲再也没有带我去看过。她的旗袍，那些淡青的、月白的、藕粉的旗袍，一件一件地收进了箱子里，再也没有穿出来过。高跟鞋也安静了，搁在门口的鞋柜上，落了一层细细的灰。

后来，她病了。病得很重，躺在床上，一天比一天瘦。她的手还是凉的，软软的，只是指尖的栀子花香，早已不知散到哪里去了。有时我去看她，她睁开眼睛，看看我，嘴唇动了动，想说什么，终究没有说出来。她的眼睛里又有水了，不是湖水，是另一种水，亮亮的，颤颤的，像是春天早晨花瓣上的露珠，太阳一出来，就要蒸发了。

她走的那天，也是春天。窗外的玉兰花开得正盛，粉白粉白的，在风里微微地颤。我站在窗前，看着那些花，忽然想起许多年前，我踮起脚想去够墙头的杏花，她在身后笑着说：“够不着的，让它开着罢。”如今那些花还在开着，可她却不在了。

巷口那个卖糖人的老人，后来也不见了。我总记得那只糖蝴蝶，薄薄的，亮亮的，举在手里的时候觉得是实的，可风一吹，就碎了。碎了一地，再也拾不起来。

故乡，大约就是那只糖蝴蝶罢。薄薄的，亮亮的，举在手里的时候觉得是实的，可风一吹，就碎了。

箫声从水边传来，呜呜咽咽的，隔着几重烟柳，听不真切。那时我总想找到那吹箫的人，可每次走到水边，箫声就远了，像是躲着我似的。母亲说：“箫声是不能找的，一找就没了。”我不信，还是要找，可找了许久，终究没有找到。后来长大了才明白，有些东西是找不得的。比如箫声，比如童年，比如故乡，比如母亲。你越想回去，它就离你越远。

黄昏是最让人低徊的时候。夕阳斜斜地照着，把一切都染成了旧信笺的颜色。有时我站在窗前，恍惚间觉得母亲还在身后，会喊我吃饭，会轻轻地揪我的耳朵，说：“小耳朵聋了么？”可回头看去，只有空空的屋子，和窗外年年都开的杏花。

人说扬州是故乡，可我的故乡，在那些回不去的地方。在母亲牵着我走过东关街的那个午后，在那个细雨飘摇的下午她把我拉进怀里的那一瞬，在她穿着淡青色旗袍站在光影里的那一刻，在她藏起那条绣花手帕的那个黄昏。那些地方，地图上找不到，可每次闭上眼睛，它们就在那里，清清楚楚的，像昨天刚去过似的。

夜深了，有琵琶声从谁家的窗子里漏出来，零零落落的，像是自言自语。那曲子里有什么故事呢？不必追问的。所有的故事，到最后都只剩下一个模糊的背影，淡淡的，远远的，像春水东流，像花落无声。

春风还是那样的春风，扬州路也还是那样的扬州路。只是走过的人，都成了诗里的韵脚，平平仄仄的，押着各自的愁，各自的欢喜。而我，不过是在某个春天里，轻轻地路过，轻轻地，像那年举在手里的糖蝴蝶，薄薄的，亮亮的，风一吹，就碎了。

碎了也好。碎了，便到处都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