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门三大杂家2019-02-25
儒门三大杂家
（上）
杂家的特点是博采众家，兼容并蓄，“于百家之道无不综贯”。杂家有两种，一种对各种文化体系一视同仁，主张“文化无高低”；一种则有一定的文化倾向或侧重点。侧重于佛，为佛门杂家，如李贽、南怀瑾。
侧重于道，为道门杂家，如淮南王刘安，其编著的《淮南子》一书糅合了阴阳、墨、法和部分儒家思想，主要的宗旨是道家。《汉书·艺文志》和《四库全书总目》将其归入“杂家”类，准确的说应该称为道家杂学。那些号称“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于百家之道无不贯综”的道家，大多实为道门杂家。
侧重于儒，为儒门杂家，简称杂儒。杂儒首先是儒家，这是他们的基本立足点，也是他们高于一般杂家和各种异端外道的关键。但他们学识驳杂，立足不稳，常常游移不定，成不了醇儒。儒门杂家之学术称儒家杂学，如《吕氏春秋》。历史上三大杂儒是诸葛亮、王安石和苏轼。王安石更是儒门第一大杂家。
王安石以变法著称。其变法有两个中心，一个是“理财”富国，一个是“整军”强兵。所谓的“理财”，主要是在分配领域内损下益上，夺商人、地主、农民之利归国家财政，几乎把整个社会作为“取财”的对象。这就导致了富国不富民，强兵而不强民，甚至与民争利和损民扰民。
其所变各法都有一个共同点：不同程度地增加了政府收入，好的利弊并存，坏的有弊无利。所以，变法纵有一时之效，却遗无穷之患。不仅未能从根本上改变北宋建国以来积贫积弱局面而已，更加导致国富民贫，与王安石的初衷“去重敛，宽农民，国用可足，民财不匮”大相径庭。
王安石变法的问题，根源在于王安石的思想学术。王安石的思想颇为驳杂，虽于人伦礼义上本诸儒家，但主儒释调和，融汇诸子百家。王安石创立的学派被称为荆公新学，又简称新学，以《三经新义》及其为释经而作的《字说》为核心著作。《三经新义》中，《周礼义》由王安石亲自训释；《诗义》、《书义》则由其子王雱和吕惠卿等共同参与训释。另外，王安石的《洪范传》、《老子注》、《易义》、《杂说》等也是新学要著。
《三经新义》成后，由官方在全国正式颁行，“一时学者，无敢不传习，主司纯用以取士，士莫得自各一说，先儒传注，一切废不用”（《宋史·王安石传》）新学成了北宋后期60年中居于独尊地位的官学。
新学也是心性之学，即“道德性命之学”或“性理之学”。即使反对王安石的人也不否认其学为“性理之学”。当时陈颧为批判王安石的《日录》而作《尊尧集》，其序中也说：“臣闻先王所谓道德者，性命之理而已矣，此安石之精义也。有《三经》焉，有《字说》焉，有《日录》焉，皆性命之理也。”
讲性命之理，仿佛与儒学、理学无异，所以有学者称荆公新学“是当时理学思潮中的一个重要学派”；侯外庐在其《中国思想通史》中把二程的“洛学”名为“道统心传式的理学”，把王安石的“新学”名之为“新义式的理学”，都是混扯。
新学对性命之理的解说掺杂了佛道和诸子思想在内，根源处出了大问题。主要问题，一是对章句训诂之学过度否定，二是对佛道法墨诸家“兼收博采”的汲取。
首先，王安石深爱、深汲佛道。他喜欢注释佛道经书，有《老子注》二卷、《庄子解》四卷、《楞严经解》十卷，并曾注《金刚经》《维摩诘经》奏进神宗。其《字说》一书，在元祐年间被“言者指其糅杂释老，穿凿破碎，聋瞽学者，特禁绝之”（《郡斋读书志·〈字说〉解题》）。《郡斋读书志》的《子部·道家类》中著录了王安石、王雱、吕惠卿、陆佃、刘仲平等变法派人物各都作有《老子注》，在《解题》中特别说道：“介甫平生最喜《老子》，故解释最所致意。”
《续通鉴长编》“卷二三三熙宁五年五月甲午”载有王安石与宋神宗的一段对话：安石曰：“……臣观佛书乃与经合，盖理如此，则虽相去远，其合犹符节也。”上曰：“佛西域人，言语即异，道理何缘异！”安石曰：“臣愚以为，苟合于理，虽鬼神异趣，要无以易。”
王安石的《涟水军淳化院经藏记》中说：“盖有见于“无思无为”、“退藏于密”、“寂然不动”者，中国之老庄，西域之佛也。”将释老之学与周易相提并论，一视同仁。全祖望在《荆公新学略序录》中说“荆公欲明圣学而杂于禅”云。
其次，王安石对法家颇为欣赏。晁说之在《元符三年应诏封事》中说《新经义》“援释老诞谩之说以为高，挟申商刻核之说以为理”云。南宋张九成在为刘安世《尽言集》所作《序文》中说，王安石所学的是申商刑名之术而“文之以六经”。虽不免过甚其词，也可见王安石思想中的法家倾向。
宋高宗说：“安石之学，杂以伯道，取商鞅富国强兵，今日之祸，人徒知蔡京、王黼之罪，而不知天下之乱生于安石。”（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87绍兴五年三月庚子）王安石之子王雱通达释老而公开赞美商鞅。《宋史》记载：
“安石更张政事，雱实导之。常称商鞅为豪杰之士，言不诛异议者法不行。安石与程颢语，雱囚首跣足，携妇人冠以出，问父所言何事。曰：“以新法数为人所阻，故与程君议。”雱大言曰：“枭韩琦、富弼之头于市，则法行矣。”安石遽曰：“儿误矣。”卒时才三十三，特赠左谏议大夫。”
这个王雱颇有才华，通达释老，却是个狠恶角色，居然对着程颢放言枭韩琦、富弼之头。《宋史》其《传》说他“为人慓悍阴刻，无所顾忌”，“睥睨一世，不能作小官”。王安石很欣赏他的宝贝儿子，在变法的问题上颇受儿子的引导和影响。
又其次，王安石对杨墨之学和其它杂学亦多有认同，他认为：“杨墨之道，得圣人之一而废其百者是也。圣人之道兼杨墨，而无可无不可者是也。”（《临川文集》卷六八《杨墨》）。于释老申商诸子百家无不杂取，真不愧是儒门一大杂家。
儒家乐从诸子之善，海纳百家之优，但允执厥中、以仁为本不动摇，在根源处贵纯卑杂，严防杂染。根处不纯，源头有染，必然差之毫厘，失之千里。王安石变法之所以问题重重后患深重，就是因为其指导思想有问题。
严厉批判佛教的二程认为荆公新学之害又超过了释氏之害。其一、佛教只是以其术“化众人”，荆公新学则是以功利动“人主心术”，君心一动则天下“靡然而同”；其二，以王安石之才辩，将功利之学“遽施之学者”，“其学化革了人心”，带坏了“后生学者”，败坏了天下风气，故其“为害最甚”，新法虽废止，其害犹难除。（详见《程氏遗书》卷二）
“整顿介甫之学”为洛派的一大急务，整顿的方法是高举道统、天理的旗帜，更加强调王霸、理欲、义利之辨。程门弟子杨时《上钦宗皇帝（其七）》说：“安石挟管商之术，饰六艺以文奸言，变乱祖宗法度，当时司马光已言为害当见于数十年之后，今日之事，若合符契，其著为邪说，以涂学者耳目，败坏其心术者，不可缕数……”（《龟山文集》卷一）杨时的大弟子陈渊在与宋高宗面对时直言新学根源错谬：
宋高宗曰：“以《三经义解》（杨时著）观之，具见安石穿凿。”陈渊对曰：“穿凿之过尚小，至于道之大原，安石无一不差。推行其学，遂为大害。”宋高宗曰：“差者何谓？”陈渊说：“圣学所传止有《论》《孟》《中庸》，《论》主仁，《中庸》主诚，《孟子》主性，安石皆暗其原。仁道至大，《论语》随问随答，惟樊迟问，始对曰‘爱人’，爱特仁之一端，而安石遂以爱为仁。其言中庸，则谓中庸所以接人，高明所以处已。《孟子》七篇，专发明性善，而安石取扬雄善恶混之言，至于无善无恶，又溺于佛，其失性远矣。”（《宋史》卷376《陈渊传》）
朱熹赞同杨时对王安石的批判：“指其离内外判心迹，使道常无用于天下，而经世之务皆私智之凿者最为近之。”朱熹自己着重指出王安石学术从三个方面败国：
“其为人，质虽清介，而器本偏狭，志虽高远而学实凡近，其所论说盖特见闻億度近似耳，顾乃挟以为高，足已自圣，不复知以格物致知、克已复礼为事，而勉求其所未至，以增益其所不能。是以其于天下之事，每以操率任意，而失之于前，又以狠徇私而败之于后，此其以为受病之原……
若夫道德性命之与刑名度数，则其精粗本末虽若有间，然其相为表里，如影随形则又不可得而分别也。今谓安石之学，独有得于刑名度数，而道德性命则为有所不足，是不知其于此既有不足，则于彼也亦将何自而得其正耶。夫以佛老之言为妙道，而谓礼法事变为粗迹，此正王氏之深蔽。
若其释经之病，则亦以自处太高，而不能明理胜私之故，故于圣贤之言，既不能虚心静虑，以求立言之本意，于诸儒之同异，又不能反复详审，以辨其为说之是非，但以己意穿凿附丽，极其力之所通而肆为支蔓浮虚之说。至于天命人心、日用事物之所以然，既已不能反求诸身，以验其实，则一切举而归之于佛老。及论先王之政，则又骋私意饰奸言，以为违众自用、剥民兴利、斥逐忠贤、杜塞公论之地，唯其意有所忽，而不以为事者，则或苟因旧说，而不暇择其是非也。”（《朱文公文集》卷70《读两陈谏议书》）
《宋史王安石传》记载：
“朱熹尝论王安石以文章节高一世，而尤以道德经济为己任，被遇神宗，致位宰相，世方仰其有为，庶几复见二帝三王之盛，而安石乃汲汲以财利兵革为先务，引用凶邪，排摈忠直，躁迫强戾，使天下之人，嚣然丧其乐生之心，卒之群奸嗣虐，流毒四海，至于崇宁、宣和之际而祸乱极矣。此天下之公言也。”
对于王安石的评价，陆九渊与程朱派有所相同，他在《荆国王文公祠堂记》中，从褒奖乡贤的角度为王安石鸣不平，并对其治国志向给以很高评价，但也指出了王安石学术之不纯不正，是导致新法误国的主要原因。
王安石为了表达变法决心，曾经发豪言：“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此言就像王安石的性格一样偏激。其变法失败的思想原因，在这句话中就有所体现：对天变、祖宗和人言都缺乏必要的尊敬慎重之意。有德欠大，有智欠高，人事未协，虑事不周，一意孤行而欲求成功，难矣哉。
熙宁变法品质不良，问题重重流弊深重，根源就在荆公新学。但有必要指出，王安石变法与商鞅变法仍有本质区别。至于王安石个人的品格，更有值得肯定称道处。蜀派和王夫之斥王安石为奸臣，过了。对王安石不能论忠奸，只能说他迂腐顽固，智慧不足，好心坏事。司马光说：“人言安石奸邪，则毁之太过，但不晓事又执拗耳。”（《续资治通鉴长编拾补》）此言最为公允。
儒门杂家立足于儒，故为儒家，但根基不稳，思想驳杂，如诸葛亮杂染了申韩，苏轼杂染了佛道，王安石更杂，于杨墨申韩佛道无不沾染。他们高于杂家和其它诸子百家，但又逊于纯正的儒家，不宜过度抬举。
儒家鼓励博学，但前提是儒学扎实，根基稳固，允执厥中，以仁为本。在根源处贵纯卑杂，严防杂染。朱熹和王安石同样学问广博兼通诸家，熊十力苏轼同样认同和融摄佛道两家，但朱熹熊十力纯正，为醇儒；王安石苏轼混杂，为杂儒，就是因为根源处精粗纯杂不同。
学术根处不纯源头有染，必然差之毫厘失之千里。王安石变法问题重重，诸葛亮政治军事成就有限，与他们的学术密切相关。2017-5-12
（下）
再说苏轼。苏轼政治立场、学术思想与王安石不同，但也是儒门杂家，其学蜀学为儒家杂学。蜀学由苏轼、苏辙兄弟加以发展，由苏洵开创。
苏洵少不读书，及壮，发奋自修，自学成名。苏洵著有《易传》（未完，由苏轼续成），并受朝命编成《太常因革礼》等，此外著有《权书》《衡论》《机策》等等，因为这后几种著作，遂被讥为“杂学”“喜纵横权谋之术”。苏轼与其弟苏辙都以他为师，很多观点与苏洵一致。
在学术上，二程的洛学与三苏的蜀学观点有异，洛蜀之争属于儒家内部学术之争。两家的观点分歧。关此，我将另文介绍，兹不赘。在政治生活中，苏轼对程颐颇为放肆无礼。例如，宋哲宗元祐元年，司马光去世，大臣们正举行明堂祭拜大典。仪式一完成，大臣们又赶去吊丧，程颐说孔子“是日哭则不歌”，参加明堂典礼之后不该又吊丧。有坐客反驳说，孔子说的是“哭则不歌”，不是不“歌则不哭”。苏轼嘲笑程颐说：“这是枉死市上叔孙通制订的礼法。”
后来，朱熹的门人问起苏轼与程颐的这类争执时，朱熹说：“东坡与伊川（即程颐）是争个什么？只看这处，曲直自显然可见，何用别商量。只看东坡所记云：‘几时得与他打破这敬字’，这说话，只要放手捋臂，放意肆志，无所不为便是。”（《朱子语类》）
朱熹认为，苏轼学道不至，“道行不深”，所以“好放肆，见端人正士以礼自持，却恐他来检点，故恁诋訾。”所以，“这个是处便即是道，便是所谓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万物万事之所以流行，只是这个。做得便是合道理；才不是，便不合道理。所谓学问也只在这里。”（同上）
自宋高宗起，继以孝宗，苏轼都备受推崇。高宗追赠苏轼为“资政殿学士”，以其孙苏符为礼部尚书；孝宗特赠苏轼为“太师”，命儒臣编选苏轼文集为《经进东坡文集事略》，孝宗还特地为此文集作序，称苏轼为“一代文章之宗”。苏学于是大行于世。朱熹深为忧虑。在隆兴二年与汪应辰书中批评说：
“苏氏之言，高者出入有无，而曲成义理。下者指陈利害，而切近人情。其智识、才辨、谋为、气概，又足以震耀而张皇之，使听者欣然而不知倦，非王氏之比也。然语道学则迷大本，论事实则尚权谋，炫浮华，忘本实，贵通达，贱名检，此其害天理，乱人心，妨道术，败风教，亦岂尽出王氏之下也哉。”(《朱文公文集》卷三O答汪尚书第四书》)
苏轼和蜀学试图调和三教，被朱熹斥为“迷大本”，为害人心。而宋孝宗好释老又好词章，与蜀学精神相通，引起了朱熹的高度警惕。朱熹於孝宗初登基时，即劝孝宗勿看释、老书，勿沈於“讽诵文辞，吟咏情性。”(注四一)隆兴元年上奏时，仍以此为谏。至隆兴二年，朱熹与汪应辰书谓：“今乃欲专贬王氏，而曲贷二苏，道术所以不明，异端所以益炽，实由於此。”
早在高宗绍兴年间，朱熹就上奏称：“老子释氏之书，夫记诵词藻，非所以探渊源而出治道；虚无寂灭，非所以贯本末而立大中。帝王之学，必先格物致知，以极夫事物之变。”（《宋史·道学传》）当时正是苏学盛行之时，而苏轼对于释老非常推崇，苏学和蜀学染于释老甚深。
朱熹与弟子詹体仁(元善)书谓：“苏氏兄弟，乃以仪(张仪)、秦(苏秦)、老、佛合为一人，其为学者，心术之祸最为酷烈，而世莫之知也。”(《朱文公文集》)为此，朱熹特撰《杂学辨》，收录《辨苏氏易解》、《辨苏黄门老子解》及《张无垢中庸解》等文，毫不留情地批驳之。
关于蜀学和新学，《宋元儒学案序录》一针见血地指出：
“《淮南杂说》初出，见者以为孟子；老泉文初出，见者以为荀子。已而聚讼大起。《三经新义》累数十年而始废，而蜀学亦遂为敌国。上下学案者，不可不穷其本末也。且荆公欲明圣学而杂于禅，苏氏出于纵横之学而亦杂于禅，甚矣西竺之能张其军也。”
王夫之对蜀学领头羊苏轼的批判非常严厉。他说：
“贾谊、陆贽、苏轼，之三子者，迹相类也。贽与轼，自以为谊也，人之称之者，亦以为类也。贽盖希谊矣，而不能为谊，然有愈于谊者矣。轼且希贽矣，而不能为贽，况乎其犹欲希谊也。
若夫轼者，恶足以颉颃二子(贾谊和陆贽）乎！酒肉也，佚游也，情夺其性者久矣。宠禄也，祸福也，利胜其命者深矣。志役于雕虫之技，以耸天下而矜其慧。学不出于揣摩之术，以荧天下而雠其能。习于其父仪、秦、鞅、斯之邪说，遂欲以揽天下而生事于平康之世。文饰以经术，而自曰吾谊矣；诡测夫利害，而自曰吾贽矣；迷失其心而听其徒之推戴，且曰吾孟子矣。俄而取道于异端，抑曰吾老耼矣，吾瞿昙矣。若此者，谊之所不屑，抑贽之所不屑也。绛灌之非谊曰：“擅权纷乱。”于谊为诬，于轼允当之矣。藉授以幼主危邦，恶足以知其所终哉！乃欲推而上之，列于谊与贽之间，宋玉所云‘相者举肥’也。”（《读通鉴论》文帝七）
王夫之在《读四书大全说》甚至斥苏轼为乡愿。
苏轼才大于德，立足不稳，德行有偏，与二程相比大为逊色，非笑二程，更显轻薄，然此君不乏正义感，不失为一个优秀的文人，大文人。斥之为乡愿过分了，东海期期以为不可。船山先生论政论史论事论人，巨眼如火，明察秋毫，然有时未免过苛也。但也于此可见，苏轼和蜀学，学术思想很不中正。
对于苏轼，古来文人学者包括儒者，普遍誉之过高，朱熹、王夫之又贬之太低。
还是钱穆在《国史大纲》中的评价比较中肯：
“苏东坡诗之伟大，因他一辈子没有在政治上得意过。他一生奔走潦倒，波澜曲折都在诗里见。但苏东坡的儒学境界并不高，但在他处艰难的环境中，他的人格是伟大的，像他在黄州和后来在惠州、琼州的一段。那个时候诗都好，可是一安逸下来，就有些不行，诗境未免有时落俗套。东坡诗之长处，在有豪情，有逸趣。其恬静不如王摩诘，其忠恳不如杜工部。他们（苏氏兄弟）的学术因罩上一层极厚的释老的色彩，所以他们对于世务，认为并没有一种正面的、超出一切的理想标准。他们一面对世务却相当练达，凭他们活的聪明来随机应付。他们亦并不信有某一种制度，定比别一种制度好些。但他们的另一面，又爱好文章辞藻，所以他们持论，往往渲染过分，一说便说到尽量处。近于古代纵横的策士。”
新学、蜀学都属于儒家杂学，王安石和苏轼都是儒门杂家。他们都立足于儒，故为儒家，但根基不稳，思想驳杂，苏轼们杂染了佛道，王安石更杂，于杨墨申韩佛道无不沾染。根本原因是格致诚正功夫不足，不能审问慎思，缺乏明辨能力，学问最广博，也只是博学而已，杂家而已。儒门杂家，高于杂家和其它诸子百家，但学术品格不高，不宜过度抬举，更不宜作为指导思想。
关于诸葛亮，宋儒张栻曾作《汉丞相诸葛忠武侯传》，完成后示朱熹，其转述朱熹意见说：“元晦以予不当不载以管、乐自许事，谓侯为后主写申、韩、管子、六韬之书，及劝昭烈取荆、益以成伯业，可见其学未免乎驳杂。”诸葛亮以管乐自许、好申韩之书和劝刘备取荆益，都暴露了其学之驳杂。
《朱子语类》中朱熹对诸葛亮既高度评价，又有所保留，言其“问学未至”、“ 其道未尽”、“病于粗疏”等等。朱熹说：
“诸葛孔明大纲资质好，但病於粗疏。孟子以后人物，只有子房与孔明。子房之学出於黄老；孔明出於申韩，如授后主以六韬等书与用法严处可见。若以比王仲淹，则不似其细密。他却事事理会过来，当时若出来施设一番，亦须可观。”
认为孔明与王通相比，不如王通细密。又说：
“南轩言其体正大，问学未至。此语也好。但孔明本不知学，全是驳杂了。然却有儒者气象，后世诚无他比。”
张栻说孔明“其体正大，问学未至。”朱熹认为此评准确。又说：
“忠武侯天资高，所为一出於公。若其规模，并写申子之类，则其学只是伯。程先生云：孔明有王佐之心，然其道则未尽。其论极当。”
又说：
“诸葛孔明天资甚美，气象宏大。但所学不尽纯正，故亦不能尽善。”
综上所述可见，诸葛亮非醇儒，但属于儒家，称其为道家或法家都不对。还有，东海在《儒家大智慧》一书中对诸葛亮有过多次评论，其一曰：
看一个人，可以看他崇拜的是什么人物。最坏的是崇拜盗贼，最好的是崇拜圣贤，象诸葛孔明，崇拜管仲乐毅，境界不低，却也不高。人们称管仲、乐毅为王霸之佐，其实他们只能称为“霸佐”，作为王佐则不足，比起姜尚伊尹傅说等真正的帝王师大为逊色。
管仲成就的是齐桓公的霸业，乐毅连霸道都谈不上，只是善于用兵和收敛人心。孔明以他们为榜样，就注定了一生成就有限。孔子一方面赞扬管仲“如其仁，如其仁”，一方面又批评他器小，。我于诸葛亦作如是观。
其二曰：
孔明是儒，不大，其学混杂申韩，其用以自比的管仲乐毅，虽然不错，远非一流，称霸有望，成王不足，论德论智论政治军事才能，与伊尹傅说周公等真正的帝王师根本没法比。故孔明一生所能取得的最大成就，在他出山之前就注定了。孔明为政，纰漏多多，“算多遗策”。如重用马谡，缺知人之明；事必躬亲，非丞相所宜。刘备伐吴是最大的失策，无论胜负，对蜀汉政权的危害都极大。而孔明不能有效劝阻，可见其地位分量才能之一般，终究不足为帝王师也。2017-5-1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