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10月27日读书笔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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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天潢贵胄：宋代宗室史》

当 3000名宗室、皇亲国戚和官员被女真人从开封掠走，沦为臣虏，末日似乎已经来临。对这些人来说，事情的确如此。但是，悲剧也伴随着机遇，许多有幸逃过女真劫掠的宗室逃到南方，参加到抵抗侵略的斗争中。有人在抗击女真的战斗中牺牲，成为忠义。南渡宗室显示出新的社会、政治作用。宗室越来越不再仅仅是专制王权的附庸，他们在政治和军事方面史无前例的活跃，促使南宋朝廷重新界定宗室与皇帝、官僚的关系，以此来限定宗室的角色。

南迁宗室的理由很多，这一点是首当其冲的。让他们离女真人远一点，越远越好。

1120年代晚期，朝廷在军事上常常处于危急状态，急需官员来填充各种职位，宗室成了一项优质资源。 1127年夏历五月一日，高宗即位，发布大赦，授予南京及其他地区的举人官阶，曾经参加过科举考试的宗室也都在授官之列，根据赦文，宗室官僚还可以无须等待，更方便地得到实缺。

1144年，高宗同秦桧讨论时说:“自祖宗以来，不用宗室做宰相，实在是深谋远虑。可以让宗室做到侍从官，但必须到此为止。” [117]据我所知，这是禁止宗室做宰相的最早表述，半个世纪之后，当一位宗室真的做了宰相，这条禁令却被作为祖宗家法抬了出来。这条禁令是南宋初年的产物，因此最好把它看做是高宗约束宗室政治权力的极限。

作为宗室活动的中心，北宋的开封与南宋的临安之间简直有天壤之别。北宋末年，西京、南京分别建立敦宗院，吸收了一批宗室，但开封仍然是无可争辩的宗室中心，它的宫院之中居住着数以千计的宗室。相比之下，南宋临安的宗室却数量极小，并且大多很不起眼。

北宋时限制在开封城内、不许宗室染指的皇室祖先祭祀活动，转向地方化、通俗化，宗室又可以在其中扮演重要角色了。

泉州的南外宗正司辖下有 300多名宗室，规模最大。几乎从一开始，如此庞大的宗室所带来的巨额负担就让地方官们叫苦不迭。 1133年夏历五月，泉州知州谢克家( 1097年进士)上书请求经济援助。谢克家指出，泉州的常规赋税收入勉强应付正常开支，根本不足以养活宗室成员。虽然有转运使司援助的 20000贯钱，但在过去的十个月里，仍然有 62400贯的缺口。皇帝批复，授权泉州销售 250张度牒，来应付上项开支。

在什么地方做官决定了一些宗室的定居地，还有一些宗室家庭则是战争的浪涛把他们卷到哪里，就在哪里落地生根，安顿下来。

各个家族在居住地自己置办坟地，自己使用，不与同居一地的其他宗室家族合作。在吉州(江西)和两浙的明州、泰州、苏州等地，我们看到了许多两个以上宗室埋在同一县份的记载，但只有一个不同家族的宗室葬在同一地点 的奇特例外。 这样一来，使宗室不同于普通宗族的一项社会文化行为消失了，独居的宗室家族变得越来越像他们与之交往的地方精英。

所有南宋墓志铭的作者都是宗室与之联姻的文官精英集团的成员。他们写作这些墓志铭，或是由于与死者的友谊，或是由于死者家庭的请求(正如上文指出的，相比之下，多数北宋墓志铭是官员受诏批量生产的)。

虽然说居处和婚姻在宗室内部造成了实际上的等级差异，但所有的宗室仍然是一个整体:提高地位的基本途径是通过学校和科举——这一点与更广大的社会相同——以及他们在教育世界中所共同享有的特权。我们在前面各章中已经看到，在北宋的最后半个世纪中，朝廷已经牢固确立了让无服宗亲主要依靠教育和科举得官的政策。南宋初年，这项国策变得更为重要，朝廷为满足宗室的教育需求，投注了大量精力。

对于宗室和许多士大夫家族来说，规模不大但无疑更加重要的是家塾和家庭教师提供的教育。上文曾经提到赵充夫在自家产业上建造的学校。同样，赵伯圭的产业上也有家塾，四十年间，他定期在家塾里率领家人祭拜先圣。

表明宗室青年有着各种各样的受教育机会。考虑到宗室的特权、富足以及便利的入仕条件，恐怕极少有宗室家庭无力给孩子提供像样的教育。

关于这次大规模的录取活动，有两个特点值得一提。第一，宋代考试通常都以选拔最有竞争力、最有天分的人为目标，而这次量试却要奖赏所有只具备最起码能力的人，可是，参加考试的宗室中却有差不多 500人连这也做不到。第二，录取活动发生时间，我认为，应当与孝宗的即位有关。我们在下文将会看到，孝宗是一个真正出身宗室的皇帝，他启动了一系列政策，来提高宗室的地位和影响力。

虽说量试对于许多宗室来说都至关重要，但是同普通科举相比，仍然是退而求其次的选择。普通科举难度极大，因此北宋晚期罕有宗室参加，直到北宋末年，情况才有所改变，原因至少一半是因为朝廷在常科之中为宗室开辟了单独的通道。

皇帝对宗室的照顾是如此慷慨，这就使得宗室官员的数量大增，成为官僚群体中一个越来越令人瞩目的集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