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e age of revolution, 第十章 才能进身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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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贵一族
法革终结了贵族统治，而并没终结在社会地位等级意义上的“贵族”。事实上，建立在个人晋升主义（careerism）的社会欢迎用一套外在而成建制的标志来彰显成功。至于这些标志，贵族统治制的终结也并不意味贵族影响的结束。上升中的阶级自然地倾向于看到自己的才符和权力按照在他们之前的上等群体建立的一套舒适奢华仪式标准体现出来。甚至，在宫廷文化影响甚深的法国，甚至在文学作品中都能看到痕迹。比如法国作品特征性的专注于人际关系细微心理的分析（宫斗？），以及在18世纪成型的对“lover”的夸示（宫斗？），是当时“巴黎式”（Parisian）bourgeois文化的固有元素。以前，国王们有正式情人（&宫斗！），现在，成功的股票经纪人也可以。
用一句话概括，法革后的法国在结构和价值观上是bourgeois式的。就成功者而言，当时的社会是新贵（parvenu）的社会，他们自己成就了自己（self-made man）。在1840年，贵族里有一般是新晋者。在伦敦，维也纳，圣彼得堡等首都，还有些钱买不到的东西。而在19世纪的巴黎，新贵的天堂，如果钱的力量够不着的话，八成也不太值得买。
工革新贵
工革对bourgeois社会的影响不那么明显，但事实上更深远。它催生的一群群bourgeois和官方社交圈（official society）并存。他们人数甚众，除了最顶层的那部分，社交圈没法吸收同化他们；另外他们充满自豪，头脑多变，除非自己愿意，并不想被同化。这些外省新人类（new men）是一支力量强大，而且正在形成意识，认为自己是中间阶层（middle class这个词在1812年左右出现），是社会秩序中上和下层的桥梁。
英国制造业的bourgeoisie在其中是一个极端的典型例子，不过在欧陆到处都有性质类似的团体。后者不如英国那么厉害，因为他们和都市身故和家长制的旧传统分开得没那么彻底。
在乔治和维多利亚时期，bourgeoisie和劳动阶级有一段苦日子，或者叫荒凉年代（bleak age），被狄更斯的Hard Times一书记载描绘。统治那个时代的是新教精神（protestantism），严峻，相信自己是对的（self-righteous），不强调智识（unintellectual），沉迷清教徒（puritan）的道德观——以至于到了太假的地步[1]。
新兴工业bourgeoisie是一个身经百战的阶层。他们出身微寒，没得到来自血缘、家庭或者正式高等教育的多少帮助，靠自己成功、胜利。因此他们充满了无畏而进取的自信，自己的崛起经历促使他们相信天意、科学和历史将会把整个大地装在盘里献给他们。“政治经济学”，被一些自我成就记者/出版者翻译为几条简单的教条式箴言，赞扬着资本主义的品德，为新兴bourgeois提供理智上的确定性。偏向艰苦质朴的Independent, Unitarian, Baptist和Quaker等新教流派赋予这个群体精神信仰上的确定性，以及对那些无用贵族的蔑视。这群人里，男人们体现着财富，这是他们对世界的统治权的证明，女人们，因丈夫财产多到连家务活干起来都没满足感了，体现着这个阶层的品德：愚蠢，没受过教育，缺乏实践，理论上unsexual，无财产，被护着[2]。和拿一麾下的将军一样，这些人是显赫家世的创始者。他们也因此希望事业世代延续，反倒不希望后代从事商业以外的职业，比如Fredéric Engel他家就因为怕他从军而不希望他去传说中的Polytechnique。
这种自信和对以往经验的强烈依赖影响广泛，包括对科学发展的阻力，因为这些没有受过良好教育的人对任何超出自己过往感官经验的东西持疑。另一个思潮是实用主义（utilitarianism），其思想反映在evangelical和puritan教派和持不可知论的“哲学激进”见解中。受此影响的城市规划、建筑、铁路桥梁等衍生出了自己的“功能美学”，而北方新兴工业城市里，暗无天日的浓烟笼罩中点点红墙民宅被包围在周边纺织工厂的俯瞰之中，也造就独特的“浪漫恐怖”气氛。
对人才新开放的职业道路
双元革命为才能之士打开之前无法从事的职业道路，其实不仅需要才能，也需要能量、精明、苦干和欲望等多种因素。不过，也许除了美国这个例外，并不是所有职业生涯都解锁了，也不是通向顶层的那些。四条道路开放了：商业，教育，艺术和战争。其中教育又带来三类目标，即公务员，政治和自由职业（医生律师教授等自由执业行业）。而艺术/表演是一个古老的行当，它的兴起主要由于公众娱乐需求和报酬的大幅提高。
商业和教育道路虽然开放，但踏上这些道路需要缴纳过关费用：二者多少都需要启动资源，而虽然教育之路有些难走，但更有吸引力，比如社会地位更高，形象更好。教育和商业道路的相同在于它们都体现个体竞争，就学问和从商能力本身而言，价值比出身和管道更重要。
教育层面的比拼的体现机制是竞争性考试。和很多其他方面一样，法革给出了最合逻辑的答案：多个层层考试的体系并行，从整个国家的获授学位者和知识精英里挑选治理教育法国人的群体。学者和竞争性考试是大多数有自我意识的英国bourgeois思想派别的理想理念，最终也得以在英国内政部和印度公务机构中极其彻底地实施，以对抗贵族统治的阻力。此外，除了最墨守古制（比如教廷或英国外交部）和最强调民选（比如美国）的公务机构之外，通过考试来实现的按才选拔（selection by merit）在其他所有机构被接受为理想状态。 因此，对人才开放教育的主要社会结果有点悖论，它产生了“封闭式”的官僚圈，而不是“开放式”的自由商业竞争阶层。
就拿战后寻求职业进阶人士而言，他们是幸运的，因为国家的机构和活动领域都在扩大，虽然还是不能完全吸收正在扩大的识字群体。值得一提的是，自由主义其实并不自动对官僚体系（bureaucracy）抱有敌意，它只是讨厌低效的官僚体系，讨厌后者干扰最好由私企来搞定的事情，以及过分收税。在大多数国家，人均公众支出其实增加了。这是由于随人口和经济的进步，国家原有功能的发展以及新功能的获取，比如警察，公共教育铁路邮政，司法系统，市政管理等等。这些自由主义国家的大多数基本功能，比如由官员和乡村警察承担的高效的税款评估和收集，是法革之前的绝对君主们最狂野的梦里可能也想不到的事情。当时的公务员生活其实不怎么让人羡慕，亮点在于服务大众的殊荣，和以一辈子同一个节奏不怎么吃得饱的经济保障。和别的好的中产阶级职业相比，财富待遇相当的官员很少。
对众多农民和劳动阶层家庭来说，相比其他前景不明的职业，理论上来说最接近的上升之阶是小公务员，教师，和牧师。自由职业需要的积累太多也太难。法律和医学是两个传统好职业——现在也是，估计一直都是。还有一个，神职人员，但开放幅度没有预期那么大，也许跟宗教热情的总体淡化有关。最切实际的一个目标是小学教师。这个职业在当时招募了大量出身农民，手工匠和其他微寒家庭的子弟。虽然薪水可怜，但作为为儿童提供其父辈从没有的受教育机会的群体，在当时深得人心。
从商是对人才开放的最明显的一项职业。当时很多企业的规模不大，加上发达的分包和小笔买卖等因素，使得从商相对容易。不过对于穷人，他们在经商需要的物质、社会和文化条件方面都处于劣势。
犹太人迎来有利条件
面对新开通的进身之路，没有哪个群体比那些出身不仅不显赫，而且让自己备尝官方和集体歧视的人们更热情迸发。双元革命也为在基督教下憋屈了千年的犹太人群体带来了有利条件。西方犹太人的人才井喷的热情比法国新教徒在法革后奔走于公众生活的热情更高。
在此之前，对于欧洲的犹太人，只有两条路可走，贸易或金融，以及诠释犹太教的神圣律法，而且这两者都把人的活动和影响力限制在被隔离的犹太人社区（ghetto）。作为一个犹太人，必须小心避免成为危险而不受欢迎的知名人物。多个世纪以来的社会压缩下，ghetto变成一个封闭圈子，超出其严格的正统所规定的范围的都被视作反信仰和背叛，从而被否定。
双元革命为犹太群体提供了基督教强势下最接近平等的条件。在欧洲，犹太教的主体民众居住在波兰和立陶宛古王国的东部，在怀有敌意的农民群体中过着在自我限制和怀疑的生活，主要分歧在于倾向学识的立陶宛正统还是狂想式（ecstatic）的Chassidim派别。但西欧一些小型社群的犹太人抓住了职业开放的机会，接受名义上的洗礼后就任公职，或者直接从商。比如Rothschild家族，犹太人的王者，不仅是拥有财富——他们早就能做到。更重要的是他们作为有钱人出现，占据和自己财富规模大致相符的社会地位，甚至希望成为贵族——从1816年开始已经有国王开始这么做了。此外，比财富更惊人的是犹太人才在世俗艺术、科学和行业的爆发。
对于那些抓住了机会的人，被新的bourgeois社会“吸收”是最好的选择，自然，也压倒性地倾向自由主义。而他们拥有一系列有利于吸收同化的条件。他们是少数群体，绝大部分居住在市镇，绝大部分识字，脱离农业。大部分已经在从商。虽然这个时期魅力型政客们还没开始利用反犹太主义（anti-semitism），但犹太人面对众多不确定性。出于生存考虑，他们需要不断判断适应新形势和理念，从而更快适应。
非我族类
犹太群体的快速适应为他们提供了优势。对于当时大部分民众，根深蒂固的传统让他们不免迷茫，不清楚别人或者社会期待他们干什么。另外，适应也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接受了中产阶级文化和行为方式的人得到了自由享受它的机会，但没能做到的和拒绝的人嘛，无足轻重。
这种态度的最极端表现出现在是欧洲中产阶级遇上不信主的异教时。前者寻求把后者转化为认同基督教真理（通过简单易懂的传教），贸易和穿裤子（三者之间没作什么区别——作者原文）的人，或者把自由主义法律的真理强加到后者头上。这种历史证明了的碾压感（superiority）是当时“文化人”对“野蛮人”（包括国内的那些出卖劳力的穷人）深深的鄙视的基础。这种心态认为中产的世界对所有人自由开放，因此，那些没有踏入这个世界的人们展现出来的是要不是才智不够，要不是决心不够，不论怎样，都说明他们是不怎么样的人，要不就是他们的社会和种族阶层永久性地让他们处于劣势没法成功。在这种思潮下，这个时代的麻木无情史无前例，不仅体现在财富周边的贫穷把富人震惊到学会了忽视它，让它专门吓唬外国访客，而且谈论起穷人时，和外来野蛮人一个待遇，好像根本不是一撇一捺的人[3]。
这种不平等以法律等形式得到了正式认可，作为等级社会的基石。和之前那种不平等相比，它失去的只有让它变得可以忍耐的那部分，包括人有义务和权利，品德不只是钱，以及下等人，虽然在下，仍然有权把自己的贫贱生活导向良心召唤的方向。
First published on Jul 3, 201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