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好男儿：大财女是他的红颜知己，死后还有3千佳丽为他哭丧

我国民国时期的北平，有着“京城四少”之称的是这几位大咖：

第一位：爱新觉罗•溥侗(1871-1952)，是末代皇帝溥仪的堂兄。因为排行老五，众人都尊称他为“侗五爷”。

第二位：张伯驹(1898—1982)，7岁入私塾，9岁能写诗，享有“神童”之誉。张伯驹的父亲是张镇芳，为光绪三十年的进士，也是袁世凯哥哥的内弟。1915年袁世凯称帝，他作为主要的筹划者之一，组织更变国体全国请愿联合会。

第三位：张学良(1901-2001)，人称“少帅”，是国民党陆军一级上将，民国四大美男子之一，自诩“平生无憾事，唯一爱女人”。张学良的父亲张作霖，是民国初年有名的大军阀。张学良是张作霖的长子。

第四位：袁克文(1889—1931)，民国总统袁世凯的次子，昆曲圈有名的票友，天津青帮老大。

今天我们要说的这位，就是袁二公子袁克文。他的一生可谓跌宕起伏，早年的生活极尽风光，可惜中年惨死街头。

袁克文天赋异禀，自小过目不忘，稍大一些就精通书法绘画，喜好诗词歌赋。他在生活上放浪不羁、挥霍无度又妻妾成群，再加上他反对父亲袁世凯称帝，惹怒了袁世凯，将他软禁在北海。后来袁克文逃到了上海，加入青帮。他行事一向高调，又在上海、天津等地开香堂广收门徒。待他挥霍完十万块钱后，刚好父亲袁世凯叫他回北平，他就借驴下坡回了家。

1907年，秋瑾在绍兴遇难，没人敢为她收尸。这时，才女吕碧城——以前在总统府曾经给袁世凯当过秘书、时任北洋女子师范学堂的校长，她深明大义，不顾安危地把秋瑾的遗体偷出来埋葬了。于是，东窗事发，吕碧城面临着牢狱之灾。

袁克文比吕碧城小6岁，早些年就因为吕碧城一手好文章而有了共鸣，后来向她表白，但是被吕碧城拒绝了。虽是这样，袁克文在心中却一直敬仰着她。所以，这次袁克文便出面向袁世凯求助，帮她度过了一劫。

袁克文虽然风流，但绝不下流。他没有利用权势去欺负一个弱女子，因为他懂得只有尊重对方，才能和她做可以匹配的朋友。

他这时对吕碧城的感情，是敬重与倾慕兼而有之。他敬重她在国家大事上的铮铮铁骨、倾慕于她灵动的才气。因此，他对吕碧城的爱，也换得了吕碧城对他的欣赏，所以已经由当初简单的男女之情，上升到了惺惺相惜的知己了。

世间事风云诡谲，而一身傲骨仍在。当袁世凯的皇帝梦碎时，张作霖和张宗昌都曾聘请袁克文出山做高级顾问。哪知，袁克文却以一句“不伺候”回绝。爷再苦，也绝不做趋炎附势之事！

袁克文虽然在家任性胡闹，骄奢淫逸，但家国情怀和民族大义也一直都在心间。

1922年，广东潮汕遭遇了大风灾，受灾百姓高达十多万。当时还在戏院听戏的袁克文得知这个消息后，立刻回到家中，不但将所有的钱财都捐了出去，而且还把家中多年的收藏也变卖了。

袁克文还嫌捐的不够，又拉着梅兰芳跟他义演，演出所得收入，也悉数捐给灾区人民。而正是因为他花钱如此没有计划，才导致后来落魄江湖的时候，身上连一个钱都拿不出。

即使是后来穷困潦倒，袁克文也没有去找父亲要钱。当日本人得知袁克文的境遇后，便找上门来想要收买他。血气方刚的袁克文破口大骂，将那些日本人赶了出去。

袁世凯死后，袁克文一直在上海客居，以变卖字画为生。远在国外的红颜知己吕碧城听闻他的消息后并没有假装不知道，而是多次寄钱给他，想拉他一把，但都被袁克文拒绝了。一个男人，再落魄，尊严也是要的。

袁克文42岁那年，他重病后还未痊愈又去喝酒，结果倒在了大街上。被人发现的时候，他已经过世了。家里当时已经一贫如洗，为了给他办葬礼，翻箱倒柜的，也只在一个花瓶里找到了20块银元。这点钱，连棺材都买不了。

​袁克文待人一向肝胆相照，在青帮也有足够的威信，最终在青帮兄弟的众筹下，勉强有了钱发丧。他出殡那天，送行的人长达几里，比他父亲过世后的排场还要大。送葬的队伍中不但有高官，还有僧侣和老百姓，甚至还有他的三千红颜为他哭丧。

为什么三千红颜会自愿为袁克文哭丧呢？其实，是这些年来，他也像宋代“奉旨填词”的柳永那样，经常流连青楼，不仅处处留情、留钱，还留诗词。在那些青楼女子眼中，袁克文是最有才情、又最懂得尊重她们的客人了。也因此，在他横尸街头后，她们自愿加入送葬的队伍中，用各自的泪水伴他一程。

袁克文的一生，可以用两个极端的词语来概况他。一个是“狂浪不羁”，一个是“侠骨柔肠”。可以说，除去他有四处留情的“花心”这个特点之外，他还是一位有正义感、有家国情怀、有民族气节的好男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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