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帝安排的通信

最近在跑步爬山之余听完了林达所著的《一路走来一路读》，里面的开篇一文《上帝安排的通信》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他们双方通信了整整十四年，往来一百五十八封信。他们用这些书信向后代表明，功绩可以不是资本，权力可以不是私产，政治对手可以不是死敌，政治家可以仍然是光明磊落的有道德的绅士，政治理念和实践之对错可以公开讨论，政治可以不是肮脏的交易。

他们就是美国第二任总统约翰·亚当斯和第三任总统托马斯·杰弗逊。

在美国独立战争期间，亚当斯是革命初期最主要的领导人，他也是杰弗逊的伯乐，虽然在年龄上亚当斯比杰弗逊大了十来岁，在政治参与上也比他早了二十来年，但亚当斯看到了杰弗逊的能力与才华，在他的极力推荐下，杰弗逊参加了起草《独立宣言》的五人小组，并在文首写下了“人生而平等”，“人人拥有生命、自由和追求幸福的权利”这些简洁、清晰，强烈，堪称尽善尽美对人权的定义。

建国时期的患难战友，在治国时期却走向了分裂。

亚当斯主张精英治国。他认为新生共和国的生存必须靠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府，这个政府必须有足够的权力来管理国家、保卫国家。为此，这种权力必须稳定地掌握在一小群人手里。而杰弗逊却是一个没有在平民中生活过，却主张平民权利的理想主义者。他认为，联邦政府的权力都是各州出让给中央的，最重要的权力应该是在州政府手里、在民众手里。治国理念和方略上的分歧使两人的关系走向决裂。特别是在1800年大选的时候，杰弗逊组织了反对联邦主义的民主共和党，在竞选期间，利用报纸抨击亚当斯的治国方略是对美国自由理想的背弃。使亚当斯感到备受伤害的是，这种攻击涉及他的个人品德和人格，这在当时他们这些保持着古典绅士荣誉感的人看来，是难以忍受的耻辱。

1801年杰弗逊就任美国第三任总统时，亚当斯没有出席他的就职典礼，而是孤独地回到了家乡昆西小镇。

此后的十几年间，他们虽然有和解的机会，也许是由于时机不成熟，最后都不了了之。直到1811年，亚当斯通过一个朋友，表达了自己对杰弗逊的友情，表示自己与杰弗逊之间在治国理念和方略上的分歧，从来没有扼杀他对杰弗逊的感情。这次杰弗逊抓住了亚当斯递过来的橄榄枝，开始相互通信，并持续了十四年之久，在信中他们对美国独立和建国最初几十年里遇到的各种问题，各个重大历史关头的决策，作出了理性的回顾、交流和争论。

杰弗逊在给亚当斯的信里写道：回望一生，“就像回望一个战场，所有的人，所有人都死了；而我们孤零零地活着，活在新一代中间。我们不了解他们，他们也不了解我们”。晚年的最后岁月，他们之间的友谊，成了相互最温馨的慰藉。

1826年，美国独立五十周年。7月3日傍晚，托马斯·杰弗逊突然昏迷。第二天，午后不久，这位卸任总统终于停止了呼吸。几乎就在杰弗逊死去的同一时刻，远在北方的昆西小镇，约翰·亚当斯坐在椅子上突然中风，失去知觉。下午，约翰·亚当斯去世。

《独立宣言》的两位催生者，美国政治理念的两位奠基者，美国治国方略的两位开创者，在《独立宣言》诞生五十周年的同一天离开这个世界，相隔不到五小时。

也许，这就是上帝的安排。

托马斯·杰弗逊的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