切开你的眼，换个新世界

一

我害怕极了，站在教学楼东侧的墙壁前，一时间陷入了茫然、窘迫和不知所措的境地。

穿着白大褂的老阿姨好像有些不耐烦——我看不清她的表情，但反复敲击在坚硬砖墙上的指示棒所发出的“啪啪”声，明白无误地告诉我她不想再等下去了。

“什么方向？用手啊，用手指一下啊！这有什么难的！”老阿姨终于忍不住吼了起来。

我感到羞耻，像是被剥光了被丢在人堆中，周围的同学们在窃窃私语、低笑着，四周流淌的似乎都是不怀好意。我努力睁大了裸露在外的右眼，仍是无济于事，远方那个不小的E字母周边泛光，我看不清它的开口方向。

真是举目无亲了，我心底还怀着最后的一丝侥幸，渴求着有哪位仗义之辈能在旁偷偷给我指条明路。可是，一个人也没有，大家只是觉得好奇——这有什么看不清的？是啊，我也不知道我为什么就看不清。

静默的空气让我感到窒息，没有选择的余地了，我横下心来，凭着直觉把手臂往上抬了抬。那一瞬间，我感到凝固如块状的空气终于又重新流动了起来，老阿姨的指示棒迅疾地挪移了位置，我也很识好歹地配合着上下左右地比划了起来——就像是一个盲眼的交警在十字路口疏导着业已堵塞许久的车流，虽然不具备任何现实性，但起码自己感到舒服了。

几乎所有人的检测表格上都填着毫无疑问的仿若天授人权一般的“1.5” ，但我还是领到了一张纯属异类的报告单：“左眼：0.8；右眼：0.8。”

那一年，我九岁。

而且，彼时我尚不自知，这已是我接下来十余年中视力最为巅峰的时刻了。



二

父亲是一位自学成才的高中数学老师，他的昔日传奇除了我所耳闻的在高中时他已是学校数学老师请教的对象之外，家里书架上摆着的几本大学高数书的扉页上所盖有的“四川省数学竞赛一等奖”也是实物的旁证。

父亲是个聪明的理科生，一个脑袋中储藏着无数数学公式和演算法则但思维简单的理科生。在得知我近视以后，他先带我到一家温州人开的眼镜店（是的，温州人在90年代初就在我们那个小县城扎下了根）配了副眼镜，然后，就开启了他自以为真理的魔咒：

“你现在眼睛已经不如人了，要是再不认真学习的话，这辈子就更赶不上别人了！”

这句魔咒父亲每年至少都会提及两次——每学期结束假期来临之际，他都会带我去眼镜店检查一次视力。毫无疑问，我的视力在此后将近十年的时间中保持了一种匀速下滑的状态：差不多是三年两百度的一个速率。

成年以后，我自己也曾反复思考过何以我的眼睛就如此糟糕，平时与我天天一起泡有游戏厅的宋二娃咋就眼珠子贼亮，不见半点迷蒙？想来想去，恐怕还是自己太爱看书之故，童年时最大的乐趣就是在雷雨的冬夜里，趴在温暖的被窝里打着手电看书了，那种感觉怎说好呢？感觉自己就像是在宇宙的中心，幽暗中唯一的光明，严寒中最后的温暖——《小灵通漫游未来》、《哈尔罗杰历险记》都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偷偷看完的。



三

我特别讨厌戴眼镜，用“恨之入骨”来形容一点都不夸张。屎黄色的金属大镜框，厚厚的玻璃片，像是挂于面上的镣铐。鼻翼两侧被塑料鼻托压出凹痕，太阳穴所在的两鬓则被活生生夹出两条长槽，更别提一不小心打碎眼镜所带来的那种世界瞬间坍塌的毁灭感了。再加之我热衷于运动，可一跑起来眼镜总是一大隐患，稍一出汗更是不断从鼻梁上滑下。

最糟糕的是，眼镜曾破坏了我青春期唯一一次成为街头英雄的机会。

那是个普通的夏日夜晚，吃过晚饭后，我和宋二娃游荡在人声鼎沸的街头。我们无所事事，漫无目的地四处游走，十六岁的夏日夜晚，对于身无分文的小城少年来说，打发时光的最佳方式就是上街瞎晃悠了。

我是真没钱，爸妈几乎不给我零用钱。我提议要不去游戏厅玩两把街头霸王，宋二娃表示他也没钱。于是，我们就懒懒散散、悻悻然地漫步着。走至武昌馆商城外时，我闻见了前面卤鸭摊的香味，正美美地深吸了一口气，还没回过神来，一阵杂乱的脚步和带风的身影就从四周聚来。

“嘿，小兄弟，跟我们去那边耍哈嘛。”

一个左耳钉着耳钉的高个光头男生挡在我们面前，周围散落着四五个他的同伙，年纪看上去大我们两三岁。其实现在回想起来，这个光头男也不过才1米7而已。但那时我和宋二娃都还没怎么发育，我不足1米6，宋二娃比我还矮，不过这家伙在三年后就迅速地蹿升到1米8了——此乃后话，不提也罢。

看这架势，是要抢钱啊。闹市街头，公然围抢，这胆子也忒大了一点吧。二娃胆小，默默贴在我身旁，一言不发。这时我豪气陡增，想起小学四年级他被六年级男生欺负时我并未挺身而出的往事，不由得想要对懦弱的往昔有所补偿。

“不去！”我义正言辞地大声回绝到，心中暗暗希冀着能唤起路人的注意。

这时旁边光头男的同伙还是动手拖拉我们，二娃反抗并不激烈，毋宁说是半推半就。而我则继续大声吼道：“别碰我！”并随时准备抡圆了胳膊一阵乱锤——我还不信真能被你们绑了去！

拳头刚刚握紧，突然眼前一晃，整个世界瞬时变得蒙暗不清了。光头男把我眼镜一把抓了过去，警告说：“再叫！再叫老子把你眼镜一脚踩烂！”

邦德的弱点是他挚爱的美女，而我的弱点就是我所痛恨的眼镜了。记得那时一副眼镜大概要一百元左右，要是弄坏了铁定得挨我爸的老拳，加之眼前茫然一片让我心生胆怯，我只好投降道：“我跟你们走，眼镜还我，眼镜还我。”

唉，接下来的事就是饱含屈辱的血泪史了。光头男一伙把我们带到武昌馆对面停车场的一辆大货车背后，然后让我们把身上的钱都交出来。二娃抖抖索索地从裤兜里掏出一张邹巴巴的绿色两元钞票（你不是说你没钱么！），他们很快就放过他了。轮到我，真没钱啊，光头男向我伸出双手：

“没钱没关系，我们交个朋友嘛。”

我搞不懂为何握手要两只手一起握，迟疑地伸出手去，光头男抓住我的手，猛力一拉，随即他的膝盖就顶到我肚子上了。我在一阵突袭的剧痛中蹲下身去，而劫掠者则吹着愉快的口哨扬长而去。

等缓过气来，我和宋二娃都被刚才所遭受的屈辱气炸了肺，义愤填膺地绕着县城走了两圈，手上拎着两块路边捡的红砖，赌咒发誓要找寻光头男一伙报仇。待心中的义愤被乱走狂奔消耗殆尽后，我们才筋疲力尽地回到家中。我们分别向各自的父亲讲述了当晚的遭遇，两位高中老师（二娃他爸和我爸是一所学校的同事，教政治）不约而同都选择了打110。

事情的进展异常迅速，第三天警察就打电话来让家长带着我们去派出所指认嫌犯。那个光头耳钉男的特征太过明显了，警察第二天便在一家游戏厅里找到了。光头男呆在一间关嫌犯的房间内，我们通过门上的小窗指认了他。在完成应尽的义务后，我对警察叔叔说：

“他踢了我肚子一脚，疼死我了，我现在可以进去踢回来吗？”

警察叔叔严词拒绝了我，父亲听闻此言还赏了我脑门一毛栗子。毫无疑问，二娃被抢的两元钱也没还他。我那时郁闷坏了，真不知要警察来干嘛。



四

到高三时，我的眼镜度数已经达到了骇人听闻的八百度——是每只眼睛八百度。大学里许多专业对视力都有所要求，高度近视受限的专业不少，不过我倒也没有觉得有什么特别的遗憾，因为那时并不知道自己想学什么，总之最后阴差阳错地去学了医。

我学的是口腔医学，也就是牙医。这行当对视力的要求恐怕不高，给病人治牙时眼睛都伸到人家嘴边了，还戴着眼镜，哪有看不清的道理！

医学教育是五年，作为口腔医学生，大一至大三要学习的都是基础和临床专业，比如人解、生理、病理、药理、内科、外科、诊断、儿科、眼科、耳鼻喉、皮肤性病……是的，作为口腔医学生，性病都是要学的，唯独不学的是妇科，真不知是什么道理！我大三暑期实习时，某次夜班上一台骨外的手术，刚下手术台听闻隔壁手术室有新生儿的啼哭声，跑过去看发现是一台剖腹产手术刚顺利结束，护士拿雪白的方巾包了婴儿放到秤上去称，那粉嫩的肤色、湿漉漉的毛发和紧握的小拳头给我留下了极深的印象，然而学医五年却未曾有机会亲见一次自然分娩——新生命来到这个世界的过程，让我一直引为遗憾。

但邪门的是，每当我学到某科时，总会或隐或现地与该科发生某种神秘关联。先举一最不神秘的例子，大四学完口腔专业课，我们到医学见习（就是看带教老师如何处置病人），某天下午参观完一场惨烈的智齿拔除术后，同学们纷纷表示意犹未尽，很多人嚷嚷着人太多了，自己站在外围根本看不见。老师一边褪下带血的手套一边一边淡然地说：

“没办法呀，地方就这么大，人有这么多，很难保证每个人都能看见。除非，你们谁愿意当志愿者，让我再拔一次，上回没看清的同学这次站前排。”

老师是个酷爱健身的肌肉男，他每天下班后都会准时去健身房运动，哪有兴趣跟这班傻学生紧耗呢，这一提议不过是随便说说罢了，谁会傻到立马躺上牙椅让他拔牙啊。

哎，肌肉男怎懂文艺青年的心。

“我来。”我没有丝毫迟疑，躺上了牙椅。

做出这一决定，我有三点考虑：

1、明年我就要作为实习医生上临床了，到时势必会给患者拔除智齿，若不自己亲身体验一回，怎能对病人有“同情之了解。”在有过此次经历后，以后面对躺在我面前瑟瑟发抖的病友时，便能说：“别害怕，我也拔过智齿。我知道的，的确很疼，痛不欲生。”

2、没有亲身体验，怎能写出优秀而真实的小说？

3、我希望将来等到成婚之日，把我拔下来的智齿装在精美的戒指盒中，送给我的妻子，并对她说：“亲爱的，我是如此爱你，现在我把我的身体的一部分赠予你。

那天我一次性拔除了右边上下颌的两颗智齿，我的智齿长得非常端正，并不需要拔除，纯粹是为科学献身。后来我把它们在双氧水中泡了好些天，荡尽血渍，并买来一个硕大的戒指盒将它们收储起来，留待将来。

经双氧水泡过的智齿，雪白、洁净，大大的两颗，就像极美的玉石。



五

邪门的事发生在我大三上学期，那学期我们学习了《皮肤性病学》——各位请先放宽心，我并没有得性病。

开学后不到一月，我们学完概论，刚进入到具体病症的学习。这天上课老师刚讲完带状疱疹(herpes zoster)，晚上回寝室我先玩了会儿CS，在雪地那个地图爆了好些围攻我的法医和公卫男生的人头。熄灯前刚躺下不久，正准备和兄弟们夜聊吹水，结果左胸前突然毫无征兆地剧痛起来。那是一种火烧火燎的痛，像是被毒蛇信子舔过一般——我猜应该像是那样。

第二天一早我直奔校医室，出诊的老头让我撩起衣服来，他只扫了一眼，不到两秒的时间，然后就开始低头写病历了：

“这是带状疱疹。”

带状疱疹！没这么邪门吧，刚学完就得上了，难道《皮肤性病学》还能传染人么？我虽然上课听讲并不认真，但也隐约记得此病是由某种名为“水痘-带状疱疹病毒”引起的，也就是说发病的先决条件是小时候出过水痘。

我明明就没出过水痘嘛！取完药我给我妈打电话，她很快给了我明确的回复：“你小时候得过水痘的啊。”

哎，看来不信科学不行啊。

内服外敷，加上年轻力壮，抵抗力强，该病很快就痊愈了。唯一留下的后遗症是左胸前出过疱疹的地方肤色要略黑一些，后来一次游泳被某脑残同学问道：“咦，你乳头怎么那么黑？”

我恼羞成怒地答道：“我乳头难道该是粉色么！”

除了拥有能及时治愈病痛的便利外，学医对我人生更有诸多深远的影响，其中一条便是让我永别了我所憎恶的眼镜。

2005年，大三下学期，我们开始学习眼科学。那学期我以前锋的身份代表系足球队出征“冠军杯”，为了摆脱讨厌的眼镜，我开始尝试戴隐形眼镜。以前听闻某高中同学戴隐形眼镜懒得每日摘取，结果后来镜片竟粘上角膜取不下来。所以，我尤其注意，摘取隐形眼镜前还会以上手术前的专业手法洗手，不过即便这样，还是无济于事，要发生的事始终会发生。

隐形眼镜带了数月，眼科的理论学习也完成了大半。时近六月，眼科老师带我们到珠江边的附属二院了解学习眼科器械，其中颇为重要的一项内容即为用裂隙灯检查眼底。学习的方式是同学们彼此互查，每个人既是医生又是患者，再检查完眼底后，我们还要把对方的眼皮翻转过来，观察盖住角膜的眼睑黏膜。

“呀，老师，你快来看，这些许多小泡是什么啊！”和我搭档的女班长一只手指捏着我的眼皮向任课老师召唤道。

“噢，他这是黏膜滤泡，是受异物刺激导致的。”女老师接手女班长，一只手指捏着我的眼皮淡然道。

这次器械课结束后我心情很纠结，因为滤泡的原因我不想戴隐形眼镜了，但经过数月不戴框架眼镜的生活，我再也不想回到从前面带刑具的日子。恰好此时附属二院眼科刚引进了当时最先进治疗近视的激光手术机器，正在向院内职工推广，眼科老师对我说：

“你要是要做的话，我可以跟主任说，给你算内部职工价，只要四千元左右。”

这实在是太有诱惑力了，一劳永逸地告别近视，而且，价格如此优惠，要知道附属眼科医院同样的手术收费在一万元左右。

我几乎没有任何的犹疑，便答应了。



六

我其实不是不知道治疗近视的激光手术有风险，首先是治疗效果不佳，容易反弹；更糟糕的是，由于该手术原理是削薄角膜，改变曲光率，那变薄了的角膜有可能随着年龄的增加，长年累月，最后由于眼内压力而变成圆锥形角膜，导致失明。

而且，流传很广的一种说法是给病人做这种手术的医生自己都戴着眼镜，并不愿意做此手术。其实，我想大多数医生不做治理近视的手术倒未必都是由于惧怕风险，很有可能是他们觉得并无需要吧，又不是每个人都那么讨厌戴眼镜。

而我对眼镜的恨，深入骨髓，必欲除之而后快。

下定决心后，先打电话给父亲，他在唠叨了许多年“你高度近视再不努力学习就更不如别人之后”，对于我想做手术的愿望痛快地答应了，很快就把手术款汇给了我。我跟当时交往不久正处于热恋中的伊汶说及此事，她笑说：“放心吧，肯定没事啦，万一有事，我养你！”

年轻时就是那样，喜欢就觉得肯定是会一辈子，更何况，我们都那么爱看《喜剧之王》。

术前最重要的检查是测算角膜的厚度——若角膜厚度不达标，则不能做手术。我依稀记得角膜厚度的最低要求是460nm，而我的是510nm，远超同组人的平均数值480nm。

“你角膜像脸皮一样厚啦！”伊汶笑言道。

真到了做手术的那天我还是有些紧张的，伊汶陪我到医院，我们是坐公交去的。那天清晨的广州在我记忆中无比的灿烂明媚，我非常爱这座城市，或许是因为她和我的青春时光紧密相连。我们手拉手地坐在公车后排的座位上，我靠着窗望着外面的街景，路边的茶餐厅里都是些正在吃早茶的阿公阿婆，我甚至能闻见肠粉的香味，古旧的骑楼与让我痛恨戴眼镜的旧时光一同往身后远去。

伊汶头靠在我的肩上，鼻翼轻微地扇动着，她为了陪我去医院，一大早就从番禺大学城赶公交到中山医与我会合，她太累了，此时睡得正香。她长长的发丝被温热的风吹着，不时从我脖颈撩过，酥麻痒痒，好闻的发香塞满了我的鼻腔，我握着她温软的手，心帜飘荡，仿佛不是去医院做手术，而是一起私奔去远方。

那时我心中突然生出一个念头：我要记住此时的感受，将来的某天，我会用文字把记忆中的此刻永远地固定下来。



七

眼科老师跟我做术前谈话：“这次主刀的是我们从附属眼科医院请来的教授，我们医院的眼科医生还在跟他学习如何更好地做手术，所以你是花了最低的价钱享受了最好的治疗。不过你眼睛近视度数太深，左右眼都是八百多度的近视加两百度的散光，，每只眼睛一千度，属超高度近视，也不能抱太高期望，裸眼视力能恢复到1.0左右就很好了。”

能有1.0的话，我当然满足了，在时隔十年之后，还能比第一次检验视力的0.8高出0.2，这已然算是逆袭了好么！

步入手术室后心跳骤然加速，一群穿着蓝色手术服的医生围在一台庞大的有只吊臂的机器前，我按照指示躺下，闭上双眼，随后，四肢被固定了起来，一动也不能动。那一刻的心情，近乎于祭台上的祭品，不知接下来会有怎样的命运等在前方。

“先睁开左眼。”

我照指示做了，这时一个冰凉的金属扩眼器放进了我的左眼，上下眼睑被推到极限，整个左眼球以前所未有的方式暴露了出来。

一滴清凉的眼药水滴入了眼中，紧接着一个声音响起：“放轻松，很快就好了噢。”

机器运转的声音响起，一个明晃晃的东西逼近我的眼睛，由于太近了，我看不清那是什么。接下来，便是最恐怕的部分，那个东西伸入我的眼中，我能感到它画了一个弧形，接着，什么东西被掀开了，我眼前变得一片迷蒙，像盖上了一块厚厚的毛玻璃。

其实，这时正在进行的事情是，准分子激光器沿着我的角膜切了未满一圈的圆圈，留了一个蒂，然后医生再将这个“角膜盖”掀起来，用激光打薄预定的厚度，再把“角膜盖”覆回原位，手术就完成了。

除却心理上的恐惧和眼皮的酸麻，整个手术过程没有任何的疼痛。术后我戴上一个布满圆孔的透气硬塑料眼罩，被医生交到了伊汶手上。

“哈哈，真像咸蛋超人！”

伊汶与我十指紧扣，牵着我慢慢向前走，而我则只能紧闭双眼，在一片黑暗中，随她而去。



八

术后一周复查，我是同组十名病人恢复得最好的，术后裸眼视力达到了1.2。

八年过去了，前段时间到眼镜店检查视力，仍是1.2。毫无疑问，我非常幸运，因为给我检查视力的店员对我说，此前有一位同学来眼镜店配眼镜，也是做过激光手术，现在眼睛的视力已经从刚开始的1.0跌到现在的0.6了。

每个人都有特别渴望的事，在戴了十余年的眼镜之后，我最渴望的就是没有任何负担地看清这个世界，为此，我宁愿承担几十年后失明的风险。在这个世界上，想要得到什么，必然得拿相应的东西去换。

我愿意切开我的眼，换个新世界。

几年前，伊汶生了个漂亮的女儿，祝愿这个小姑娘能有双明眸，永不用受眼镜之累。

无论怎样，2005年的夏天已经永远地过去了，我怀念我失去的每一个夏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