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补破损的互联网，创建在线公园
副标题：我们需要以沃尔特·惠特曼（Walt Whitman）的精神建立的公共空间，让我们能够聚集在一起，交流和分享比自己更大的东西。
原文：To Mend a Broken Internet, Create Online Parks（连线杂志，2020）
当我们进入历史上最重要、最有争议的选举时，是时候解决一些导致我们走到这一步的结构性问题了。
让我们面对现实：我们的数字公共领域已经失败了一段时间。旨在连接我们的技术反而激化了我们的争论，撕裂了我们的社会结构。
不一定要这样。历史为如何建立更健康的公共空间提供了一个经过验证的模板。虽然听起来很疯狂，但解决方案的一部分就在离你最近的公共公园里。
简而言之，公园让截然不同的人聚集在一起，彼此相见，并在同一空间共存。当一切正常时，公园本身就像是对多元民主的颂歌。
这不是巧合，而是设计好的。1846年，沃尔特·惠特曼（Walt Whitman）设想的格林堡公园（Fort Greene Park）正是为了这个目的。纽约市当时没有公共公园——只有围墙围起来的商业游乐场，供有能力进入的人使用。惠特曼当时是一名崭露头角的报纸编辑，他利用《布鲁克林鹰报》的头版，倡导建立一个能容纳所有人的空间，尤其是挤在附近默特尔大街棚户区的工人阶级移民。
惠特曼认为公共空间是新美国民主的关键要素。它们是庆祝个性和建立集体认同的空间。他认为，公共公园可以帮助编织一个更伟大、更平等的“我们”（we）。
在格林堡公园，这个项目——集体身份的建立，社会结构的编织——正在进行。乔治·弗洛伊德（George Floyd）被杀后，该公园是纽约第一次大规模“黑人的命也是命”（Black Lives Matter）抗议活动的集结地之一，这并非偶然。只要存在促进民主进步的结构，冲突和争论就是健康民主发展的重要部分。功能性公共空间是这项工作的核心。它们让我们聚集在一起，分享共同的经验，并表明看似个人的斗争实际上是需要纠正的不公正制度的结果。
现在，由于COVID-19大流行的加速，我们大部分时间都生活在一个不同的地方：数字空间（digital space），与他人交流。但是社交媒体和即时通讯平台并不是设计用来作为公共空间的。它们旨在将注意力转化为金钱。
如今，我们的大部分公共生活都在数字空间中展开，这些空间感觉上是公共的，但实际上并非如此。当技术专家将Facebook和Twitter等平台称为“围墙花园”（walled gardens）时——企业所有者拥有完全控制权的环境，他们实际上指的就是惠特曼所反应的那些私人游乐场。尽管Facebook和Twitter可能对所有人开放，就像在那些游乐场里一样，它们的所有者决定了规则。
风险投资支持的平台之所以成为糟糕的准公共空间，有三个原因。
首先，正如传奇风险投资家保罗-格雷厄姆（Paul Graham）所说，“创业=成长”（startups = growth）。关注增长——用户、花费的时间，然后是收入——是Facebook成为一家市值7500亿美元公司的决定性特征。快速增长的关键是优化，以创造一种“无摩擦”（frictionless）的体验：你看到的内容越相关，你就越有可能点击，回到Facebook，并带来你的朋友。
但摩擦对公共空间至关重要。公共空间如此富有创造力，正是因为我们遇到了我们通常会避开的人，遇到了我们从未预料到的事件，并且不得不与其他有自己需求的群体进行协商。社会学家告诉我们，冲突所产生的社会联系对于跨越不同界限将社区联系在一起至关重要。建立一个健康的社区，需要小心翼翼地生成这种厚重的社会联系网。快速增长可以迅速摧毁它——任何生活在中产阶级社区的人都知道这一点。
第二，“闪电式扩张”（blitz-scaling）——爆炸性的、激进的增长——通常需要快速决策的指挥控制型领导者。一旦领土被征服，闪电战指挥官自然成为有巨大盲点的"男孩皇帝"（Boy Emperors）。例如，Twitter长期以来一直是女性和有色人种的敌对空间，原因之一是该公司的白人男性决策者根本不会受到同样的骚扰。一个由一小群特定年龄的白人设计的“公共广场”（public square）的世界，是不会平等地或很好地服务于所有人的。
伟大的公共空间属于每个人，因此应该为每个人设计。社区委员会会议和治理过程可能会很慢，很烦人，而且摩擦很大。但是——当它们正常工作的时候——它们迫使设计师与他们表面上所服务的社区竞争并倾听它们的声音。
第三，公共空间需要熟练的管理员持续、积极的照顾和维护。萨拉·罗伯茨(Sarah Roberts)等学者指出，管理和维护的细致工作——在欢迎每个人和为每个人提供安全和舒适之间找到平衡——对在线社区的健康至关重要。
任何一个图书管理员都会告诉你，在最好的情况下，经营一个真正欢迎每个人的空间是困难的，而且是混乱的。如果没有图书馆员，图书馆将会失败。就像图书管理员对于图书馆一样，版主和编辑对于公共思想和话语的领域来说，就是自由、包容和安全的平衡者。
尽管这项工作至关重要，但它也被低估了，而且成本高昂。这种劳动成本也并不像技术人员喜欢的那样按比例计算，一个空间里的人越多，需要的劳动越多，花费也越大。
私人空间和商业对于数字生活的繁荣至关重要，就像咖啡馆、酒吧和书店对于城市生活的繁荣至关重要一样。但是，从来没有任何一个社区是单靠私人实体生存和发展的。就像书店永远不会像公共图书馆一样服务于所有的社区需求一样，指望以“潜在市场”（addressable markets）为目标的营利性公司来满足所有的数字需求是不合理的。
在数字企业帝国的旁边和之间，我们需要像伊森·扎克曼（Ethan Zuckerman）这样的学者所说的“数字公共基础设施”（digital public infrastructure）。我们需要公园、图书馆和互联网上真正的公共广场。
要建立我们所需要的繁荣的数字公共空间，我们必须应对三个可克服的挑战。
第一：钱。虽然互联网最初是一个公共支持的网络，但过去20年的数字空间大多由风险资本家资助，他们寻找巨大的投资回报。扩大产品规模，让数以百万计的人知道它并能流畅地使用它，可能会花费数十亿美元。
这笔花费似乎很高，但隐含在我们的物理公共基础设施的价值是这个数字的许多倍。据计算，仅中央公园的土地价值就有37万亿美元。(这比50个Facebook还值钱。）
美国艺术与科学学院(American Academy of Arts and Sciences)最近在一份关于美国公民身份（American citizenship）的报告中提出了更为激进的观点，该学院建议对定向广告征税，并将这些资金用于支撑大型科技平台所侵蚀的民主功能，比如地方新闻业。公共数字基础设施也可以通过这种方式获得资金。
第二，有一个人才和研究的问题。技术之外的人通常低估了建立一个无缝的、直观的、不可抗拒的、允许数以百万计的人互动的东西是多么困难。我们需要团结多元的、有代表性的一代建设者来参与这项事业。考虑到数字产品的生存和消亡是按指标进行的，我们需要找出与蓬勃发展的公共数字空间相对应的信号。
最后，还有一个公众想象力的问题。修复我们大规模连接和建立健康社区的能力，可以说是这一代人的阿波罗任务——这是一个决定性的挑战，将决定我们的社会是进步还是倒退到阴谋驱动的部落主义（conspiracy-driven tribalism）。我们需要唤起与这种紧迫性和后果相称的创造性意志。
我们以前也曾处理过这种规模的问题。公共公园只是许多旨在体现美国平等价值观的机构之一。在20世纪初，公共图书馆在全国范围内开放，以帮助培养读写能力。在20世纪10年代，中西部的一些社区接受了免费、普及中学教育的激进理念：高中。
在这种时候，我们很难记住，我们可以一起做大事。只要有想象力和意志，我们就能建立我们共同繁荣的空间。毕竟，我们以前也这样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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