站在中国最后一位儒者的肩膀上婚姻育儿

一百年来,中国教育保留和发展了什么

2019-07-28  本文已影响4人  花石冈

一百年前,伴随着中国社会的没有出路,教育也显得没有出路;一百年后的今天,伴随着中国社会的有了出路,教育本身也开始有了出路。那么,这一百年来,教育究竟发生了什么?或者说,一百年来,中国教育究竟保留和发展了什么?

一种教育有成效见于社会,社会要求发展它,这种教育便是有前途的。因此,教育的前途应该从它对于社会的发展成效上求。

五四运动以来,包括中国教育在内的中国文化,自信心一点点丧失殆尽,特别是伴随有形中国文化的不断的被打倒,中国教育风雨飘摇,渐渐从地域上的大一统分割成细碎的小格局,渐渐由单一变得多元。文化大革命本身,又对新中国刚刚建构起的教育系统进行了整体打破与颠覆。经历了一连串的变动和涅槃,中国教育到底保留下了什么?

一、记诵为要的学习方略,以及记诵内容本身所携带的“人生行谊”信息,使中国文化一息尚存。

中国教育历来有记诵为要的传统。外国人描述中国教育时,常常耻笑中国人摇头晃脑之乎者也的学习笨方法。殊不知,笨方法有笨方法的道理。近代就有学者分析过这种摇头晃脑读书的科学性,一方面从生理卫生的角度促进了脑部的血液循环,另一方面动静之间促进了死读书和活生活之间的联通。

一百年来,让中国文化,特别是中国的圣贤文化一息尚存的恰恰是记诵内容本身所携带的“人生行谊”信息。学生所读书目中的语录式摘选反而成了中华民族文化的索引,伴随社会文化的发展和丰富,一些真正对中国文化感兴趣的人能够有机会更深入的走进古人宏大的圣贤世界。这一百年,不怎么产生圣贤,但却有更多的普通人找到了通往圣贤的大道。由此,我们可以推断:未来一百年,必然是圣贤辈出的新时代。

还有一种奇怪的现象,一百年来,对于文化的近乎颠覆的打破,反而让从事文化学习的人与远离文化学习的人之间消弭了隔膜。越来越多的读书人,开始谦逊的敬重身边不怎么读书但活得很明白的人。改革开放,特别是恢复高考后社会对于人才的强烈需求也促使越来越多不读书的人对于读书人有了天然的敬意。一定程度上,文化大革命以及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进一步推动了两者之间的交流和相互促进。如此一来,机械的、僵死的文化反而因为同最广大人民的亲密接触变得鲜活、有生命力起来。

不读书或者没有机会读书的老人从一百年前老社会那里口耳相传沉淀下来的智慧,读书的年轻人从被反复打破、颠覆的教育体系中获取的支离破碎的记诵碎片,两者之间用一百年的时间完美的结合在一起,生成更加世俗化的圣贤文化解释体系。“有理走遍天下,无理寸步难行”,中华民族的理性由此得以有了更强的生命力。

二、好情理的文化底子所派生出的天然的“勇于服善”,形成了对先进教育理念的天然学习力

过去一百年里,中国教育的学习力,或者说中国教育的学习动机是最强烈的。一方面是国家积弱积贫、没有出路迫使我们不断学习,产生学习的紧迫感。以陈独秀先生的见地,尚且盲目悲观的写就了《近代西洋教育》一文,在那篇文章中他谈到了两个问题,一是人为什么要接受教育;二是中国教育为什么必须取法西洋。在陈独秀眼中,中国教育的取法西洋和人为什么要接受教育一样理所当然。另一方面,中国文化有天然的好情理特质。男女老少,没有不讲情理的。事事都要先理清楚了情理才好展开。一个不讲理的人,是无法在中国社会立足的。好理性的文化底子必然派生出“勇于服善”的民族个性,看见好的,在理的,便自然而然的佩服,心甘情愿地学习。所谓“朝闻道,夕死,足矣!”就是这个意思。

这种天然的“勇于服善”引发的强大的学习动机,引导中国教育心胸越来越宽广,达到逮着谁学谁的程度。只要你有道理,哪怕只有一丁点道理,就有可能成为这一百年来中国教育和中国教育人的学习对象。所谓“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弃之”就是这种学习动机和学习力的真实写照。

一百年来,对外我们学苏联,学丹麦,学以色列,学英国、学欧美,甚至学马来西亚、新加坡。对内我们学汨罗、学张家港,学洋思、学东庐、学杜郎口。每一天,我们都在学习着我们发现了的和意识到先进教育。甚至我们也在不断总结和发现着自己身边以及身上的教育经验。

许多人批评中国教育不学习,批判中国的教育人不读书,实际上,中国教育、中国教育人的学习紧迫感是世界少有的。这也是一百年来,默默着的原本没有出路的中国教育渐渐有了出路的根本缘由。当然,我们承认中国教育学的不彻底,不深入,不系统,但也正是这种不彻底、不深入、不系统使之不断强化着学习的焦虑,以更加求知若渴的心态去学习。不至于陷入到“老大帝国”的局限。

三、准军事游戏以及体育所带来的组织能力的提升

教育的发展,必然与社会的发展同频共振。建国前的军阀混战、民族危亡催生了中国社会对于军事发展的强烈诉求。建国以后帝国主义对于新中国的围堵,迫使新中国必然选择以军事发展的方式来赢得地位和和平发展的空间与机会。总之,建国前后,中国社会的要求发展军事,引发了中国教育的要求发展军事准备和体育。这便是一百年来的大半时间,各种准军事游戏风靡全国,体育事业得到普及性发展的根本缘由。

军事游戏本身有两大功能,一是对人体质、体能的发展;二是对于人的组织能力的天然启蒙。

一百年前,中国社会病在散漫,救治之道在于团结组织。独立自主后的新中国,面对列强的围堵,自发形成的军事建设热潮,以及由此带来的军事游戏教育无形中带来了组织能力的基本启蒙。特别是学龄阶段少先队、共青团组织的建设,一定程度上让这种组织能力启蒙更加的系统化。

综上,一百年来,中国教育的历史选择,慢慢地让中国教育伴随中国社会的有出路,变得有了出路。并且,渐渐发展出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时代肩负起应有职责的历史担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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