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道行的岳麓情结
第八章第二节
吴道行的岳麓情结
湖南古代的史学家群体，到明代又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在近三百年的岁月里，又涌现了众多史学家，其史学著作门类更多，取得了丰硕的成就。茹常、夏原吉、李东阳、陈思育等先后编撰了明《太祖实录》、《太宗实录》、《仁宗实录》、《宪宗实录》、《孝宗实录》、《世宗实录》等六部实录。李东阳、张治、刘三吾、魏焕等修纂《大明会典》、《续会典》、《礼制集要》、《皇明拱卫录》等政书类史著。孙彀、严首升、孙懿等撰写了《唐史》、《后三代史》、《唐纪》等古史著作。又有唐寅、吴大造、张石宗、方良俊等撰写出史学理论著作《史学提要》、《史学心编》、《二十二史识余》、《十七史摘异》等。在这一时期，湖南的地方志与族谱、家谱的撰写颇为兴盛，出现了许多优秀的地方史志学家。明代后期的吴道行尤为突出。
吴道行（1560—1644），字见可，号嵝山。湖南善化人。系南宋理学大师张栻得意弟子、开禧北伐功臣吴猎之后。吴道行出身于一个贫寒的书香之家，父、兄俱“以学行著”。兄吴道升，号聚垣，“少负隽才”，至老嗜学不倦，工古文词，曾参与纂修《醴陵县志》，又著有《易义臆解》、《见闻笔录》、《管窥草》等。
吴道行自幼对岳麓书院深怀倾慕之情，“方七岁，闻长老谈岳麓先贤讲学，便肃然倾听，指示古来忠义大节，辄色喜”（《沅湘耆旧集》卷四十二）。稍长，发奋攻读，入为县学生员。继与乡试，但八试而不第。从此，以钻研学问、著书立说和讲学授徒为业。万历十年（1582），翰林院侍读张元忭“以使事入长沙”，兵备道李天植久仰其名，敦聘他主讲岳麓书院。张元忭，字子荩，号阳和，山阴（今浙江绍兴）人，为王阳明再传弟子，后成为明代著名的学者和教育家。万历初年，张居正执掌宰相权柄后，一度诏毁书院，禁止自由讲学。岳麓书院虽因其独特的文化地位而未被毁弃，但讲学之风早已停止。张元忭受命主讲岳麓后，致力于重振书院学风，一些著名的王门弟子相继在此讲授良知之学，湖湘学人士子也纷纷慕名而来，岳麓书院继南宋张栻、朱熹讲学之后又进入一个学术的繁荣时期。当时，吴道行也是慕名而来的一位学人。张元忭在岳麓书院讲学时，对于张栻、朱熹之学作了比较公允的评价，也注重湖湘学风经世务实的传统。他曾明确表示：“当今所急，在务实不在炫名，在躬行不在议论，愈笃实，愈光辉；愈易尚，愈广大。”（《张阳和集·复许敬庵》）吴道行在聆听了张元忭的讲学之后，衷心服膺，追随左右，并“大畅良知孝悌之指，一时遂相引重”，深得张元忭的赞赏。
在湖湘文化的熏陶和王阳明“良知”之学的影响下，吴道行经日夜发愤攻读，终于成为湖南的一位著名学者。同时，他又注重务实，留心经世致用之学，尝就兵储马政、兴利革弊诸事，向当道建议，多被采纳。清光绪《善化县志》称他“留心经史，百家诸子，兵饷军政之属，剖决利弊，悉就施行”。
万历十五年（1587），善化知县陈一鉴乘朝廷禁废书院之令稍松，将惜阴书院再加修复，“集十三庠生肄业，月给饩”，聘吴道行为山长。惜阴书院在长沙城南善化县境，旧为祭祀晋代名臣陶侃的祠庙。明嘉靖四年（1525），善化知县吕廷爵将它改作书院，并取陶侃“珍惜寸阴”名言，取名惜阴书院。数十年后，成为一所规模颇为宏大的学府。万历六年（1572），诏令禁毁书院，惜阴书院遂废。惜阴书院的恢复，特别是吴道行来任山长，使诸多善化学子有了攻读之所，更使长沙城南重现出书声琅琅、弦歌不绝的景象。
吴道行一生的教学生涯，最为重要的是他主讲岳麓书院的时期。崇祯三年（1630）至六年（1633），他被聘为岳麓书院主讲，成为明末最后几年的岳麓书院山长之一。在学术上，吴道行“笃伦敦义，讲学穷理”，致力于朱张之学，“大畅良知孝悌之指”，但又反对王学的空疏流弊。这一思想，与当时学人盛称的东林学派颇为接近。崇祯十四年（1641），东林学派传人高世泰任湖广按察使佥事提督学政，次年来岳麓讲学，并协助修葺书院。他对于吴道行的道行学问十分赏识，称赞他“道以朱张为宗，与文端（顾宪成）、忠宽揆（高攀龙）固一也，可不所谓衡湘之贤哲哉”（《沅湘耆旧集》卷四附录《高汇旃先生传》），肯定他与顾宪成、高攀龙思想的共同之处，以及他们对延续“道南正脉”的贡献。吴道行苦心孤诣，讲学麓山，深深地影响到诸多的岳麓学子。明末清初的一代贤才王夫之，曾于明末入岳麓书院肄业，成为岳麓书院最杰出的学生，后来成为与顾炎武、黄宗羲齐名的大思想家。
然而，就在吴道行潜心学问，拳拳于教学事业之时，朱明王朝的统治已经摇摇欲坠，行将覆灭。崇祯十六年（1643）八月，张献忠率大西军攻打长沙。吴道行逃往山中。崇祯十七年（1644），李自成大顺军攻入北京，同年清兵进入北京，明朝覆亡。吴道行“郁郁不自得，一日趋吉藩故邸，望阙痛哭展拜，舆归（岳麓）山中，不食而卒”，后葬于岳麓山。吴道行留下遗言：“惊闻北事，主亡臣辱，痛之如何！予以诸生，食恩累代，独非草莽之臣哉……笔搁而舆至，将以吉日遄归，集儿女罗拜，从此从先帝于地下矣！”面对李自成大顺军攻占北京、崇祯皇帝自缢煤山和清兵入关、长驱中原的“北事”，吴道行悲痛万状，以身殉难。作为一个食明之皇恩的知识分子，他既痛恨倾覆明王朝的农民起义军，又不堪忍受满族入侵的残酷现实，只得以死明志，最终实现了他的老师张元忭所教诲的“爱国忠君仗至诚，休将一念坏平生。勿欺请绎宣尼训，留取丹心答圣明”的人生理想。
吴道行以忠烈死，其家亦满门忠烈，满门书香。有几子，均以文名于时。长子吴愉，子去怫，十岁入府学，以居城南古渡，又号古渡。吴愉“孝而义，介以和”，又博识能文，于崇祯年间入岁贡生。万历四十一年，曾参加由其父主笔的《善化县志》的修纂。清顺治二年（1645），李自成余部进击浏阳，长沙知府周二南率众堵御。吴愉以参谋从行，与大顺军战于官渡，兵败被俘，不屈而死。著有《春雪堂集》、《古今参》等。第三子吴愗，字去慵，一字损庵，与兄吴愉齐名。明末曾被以明经荐，不就。曾参与纂修《长沙府志》及《岳麓书院志》。著有《存园应草》、《拟古乐府》、《岳渡子》、《古今目录》、《三异笔余》、《孝友堂集》、《北门集》（见明崇祯《长沙府志》卷八“著述”）、《素履草》、《亭云录》、《怀霜录》（见清光绪《善化县志》卷二十三“人物·明”）等。孙吴宁讷，字正言，县学生员。清顺治二年，其父吴愉殉难。吴宁讷哀痛不已，于炎天烈日中徒步浏阳山中，觅得遗骸，躬自畀归长沙，葬讫仍哀毁不食，人称孝子。
吴道行一生成就，除了授徒讲学之外，就是从事乡邦文献的整理和地方史志的编纂。明末学者周圣楷称他“博雅名通，娴于史学”。清光绪《善化县志》称他“留心经史”。他曾先后纂修《岳麓书院志》一部、《善化县志》两部、《长沙府志》一部和福建《浦城县志》，另有《嵝山集》传世。
《善化县志》是吴道行编修的第一部地方志书。湖南善化县始设于宋哲宗元符元年（1098），隶属潭州，直到明代建置未变，隶属于长沙府。绵延五百余年，但一直没有修撰县志，以至历代官吏到任，文献无征，考索失据。明万历三十八年（1610），善化知县唐源莅任，即以“邑建置纪载颇多荒略”，“怃然以为慨”，“曰是何以征文考献，宏化宜民乎哉！”于是毅然以创修为己任，发起修撰《善化县志》。他首先请吴道行出山任事。吴“惴惴谢不敏”，未能接受。三年后，唐源“重念志典不备，谓一方文献何，遂毅然议撰著”，再次邀请，“严谕至再，（吴道行）弗获固辞，而始饮冰受命”。
据现存“明万历癸丑志”《修辑姓氏》载，该志系唐源纂修，教谕陆宽参阅，原太原知府、邑人黄洽中总订，邑庠生吴道行编辑。该志书版随后毁于明末兵火，书亦不存，因此其卷次、内容至今仍不为人所知。幸有现存的清光绪《善化县志》，收入吴道行和黄洽中、陆宽的序言各一篇，记述了该志编纂的大致情况，以及吴道行对于修纂该志的重要作用。
万历四十一年（1613）六月，吴道行开始着手《善化县志》的编纂。唐源“以搜辑、讨究属吴子道行”（明万历《善化县志·陆宽序》），即收集整理资料、制定体例，以及全书的撰写。其初资料缺乏，吴道行“乃博采详搜，于省志、郡志得十之四，全史故籍得十之二，而又参之簿书所纪，稽之乡正所传，于是创著成帙”（明万历《善化县志》吴道行《序》）。可知其史料除了旧时《湖广通志》、《长沙府志》和历代正史、旧籍以外，还查阅县衙档案，进行了采访调查，其中不乏珍贵史料。三个月之后，吴道行完成初稿，“凡若干万言”，由黄洽中“悉为论次”，陆宽“删润”，于次年五月成书。以上可知，明万历《善化县志》的修纂，从资料的收集、体例的拟制，到初稿的撰写，实际上都是由吴道行担负的。据吴道行《序》所述，《善化县志》全书分为沿革、星野、地理、风俗、物产、赋役、封建、职官、选举、宦迹、人物、流寓、建置、学校、兵防、祀典、古迹、祥异、方外、杂纪、艺文，共二十一门，包括了善化县自设县以来在历史、地理、政治、经济、文化、社会风俗及人物等各方面的情况。吴道行在其序中叙述了该志的体例及内容：
首列以图，志沿革；谓先王划地亲民，无先邑治也，乃察变授时，准之天文，志星野；分别壤袤，用表厥镇，志地理；民与习移，化以振习，志风俗；蕞尔土毛，民用是需，则壤成赋，倍敛可虞，志物产、志赋役；麓、湘带砺，藩屏是基，志封建；惟令与师，政教攸资，志职官；登明吁俊，蔚为国器，志选举；流英布恺，德我黔黎，志宦绩；懿履阃则，人纲人纪，志人物；笈簦所驻，风范如在，志流寓；公堂体国，储廪惠下，乐育衿缨，耀兹文明，志建置、志学校；思患除戎，禋祀崇报，异迹芳踪，仰止寄眺，志兵防，志祀典、古迹；天人应感，可以征变，志祥异；二氏蜂起，世且溺趋，志方外；裨书臆纂，足备周咨，志杂纪；若夫载事宣猷，抒灵寄兴，文彩灿如，弗可湮也，志艺文。
可以说体例整齐、内容全面且颇为丰富。
明万历《善化县志》是善化县有史以来的第一部志书，奠定了后来历代续修《善化县志》的基础。明崇祯年间的善化知县黄承中曾评价说：此志“存古则幽遐备具，识今则巨细兼该，所称一邦信史非耶？余不佞获绾符兹土，征文考献，幸有兹志在”（明崇祯《善化县志》黄承中《序》）。
清康熙时学者赵又昂也说“自兹以往，生斯莅斯者，不过续增简帙，以相传于无穷”，指出了此志编纂的重要意义。吴道行为此而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二十年后，知县黄承中以《善化县志》“刻本散佚无几”，“上台”屡次“檄取而杳无以应”，而“迩来世变多艰，废兴靡一，更宜铨次胪列”，于是发起续修《善化县志》，编修事项“仍属吴生”。吴道行乃“稽原本，总时务，详核增损，付之剞劂”，于崇祯六年（1633）刊刻成书。此为明崇祯《善化县志》，黄承中纂修，吴道行仍以邑庠生任“编辑”。但是此志也未能保存下来，早在清康熙二十四年（1685）四修《善化县志》时，仅存残本，“蠹余鼠残，文多剥落”。
吴道行一生怀有深厚的岳麓情结。他居住于岳麓山下，“半亩江皋，一楼吐纳”，后“遂为岳麓隐君子”。青年时代，在岳麓书院聆听张元忭讲学，并与之讨究学问，后又执教于岳麓书院。去世以后，他长眠于岳麓山的苍松翠柏之间。而其岳麓情结的最重要表现，则是在他的晚年亲自撰写了一部《岳麓书院志》。明崇祯末年任长沙知府的堵胤锡，曾撰文称颂云：“先生当若地，近厥幽居，讲学于山堂，志纪其胜迹，而不足以竟先生之奇，毕岳麓之事。于是怀忠感赋，绝笔甲申……以岳麓为生死焉！”
《岳麓书院志》十卷，崇祯六年（1633）刊印。岳麓书院之有志，始于明正德三年（1508）始修、九年（1514）刊印的《岳麓书院志》十卷，系湖广学道陈凤梧主修、陈论编集，为岳麓书院历史上第一部院志。此书原刻本已失传。其二为明长沙知府孙存纂修《岳麓书院志》一卷，嘉靖七年（1528）刊印。原书亦已失传。三为明长沙知府、山东滨州人吴道行“续正”，善化县教谕彭宗旺、攸县教谕徐昌期“同校”之《重修岳麓书院图志》十卷，万历二十二年（1594）刊印。此志仅存孤本，现藏于台北中央图书馆。善化吴道行之《岳麓书院志》十卷，上距三修《院志》已近四十年，则为第四修。吴道行在该志序中，叙述《岳麓书院志》创修、续修之沿革及其四修缘由云：
岳麓神禹开疆，朱张过化，称古今名胜，而志之创也，始于国朝正德学台陈公，订于万历太守吴公。若翻牍诠叙，则古攸陈先生专其役于前，大都重书院讲学意，而县博师彭先生详其事于后，讨类颇宽广，竟亦因仍旧旨而差附以禹迹、城南、惜阴两书院事，校辑完帙，勒成一家，登之剞劂，以信来兹，百世而下，其可不易矣。递今人文霞灿，卷帙星陈，兹志且零剥日远。索其旧语，至黭黮不可识，余惄焉伤之。
指出由于世易时移，而“今人文霞灿，卷帙星陈”，实有必要再作续修之举。堵胤锡曾在所撰《吴嵝山墓碑》一文中，评誉吴道行修撰《岳麓书院志》的思想：
于是上溯远古，式及今兹。考神禹之形迹，怀子云之铅椠，纪昔今之日月，披贤哲之风云。厥志维勤，厥功维懋。自余著述，藏之家乘，扬之国华。而《麓志》一编，意思为宏远矣。
吴道行又进一步表明其所修的宗旨，即在前志的基础上，“更举原文，删其过繁，订其论谬，挈大纲，析款类，凡山水、泉石、亭台、馆舍之属，简细不遗，而又为之修明文学，标举词咏，旁收二氏，以昭揭于世”。并新增嘉靖七年以后和万历、天启、崇祯三朝史事，以成是书。又“绘之以图，创之以论”，图文并茂，叙论兼具，庶几“行之若可远矣”。可知，吴道行四修院志，改正了“三修”的一些错误，分目更细，增加了内容，其文字也较为简洁了。
吴道行四修《岳麓书院志》，今已不存于世，故其内容、文字不得其详。清康熙年间，长沙府同知赵宁又主持编修《新修岳麓书院志》，于康熙二十七年（1688）刊印成书，可称五修志。全书八卷，首卷一卷，上承明修旧志，下纪清初五十余年之兴复，类目得当，体例完善。吴道行四修《岳麓书院志》，对于赵宁《新修岳麓书院志》的修纂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据《新修岳麓书院志·凡例》云：赵氏起手修纂时，“旧志陈本已无从采访”，“今所见独郡人吴君道行崇祯年间所纂辑者”，故“今只据吴本增删”。因此，《凡例》称：“不欲尽汰吴稿，存瑜去瑕，多载原文，标曰旧志，不忘前人之用心，兼示相承之有自也。”
赵宁《新修岳麓书院志》辑录吴道行《岳麓书院志》原文十六篇，另有吴道行所作《禹碑辨》、《岳麓赋》等两篇，从而保存了吴本崇祯旧志的不少资料，使我们得以对于吴志有所了解。《新修岳麓书院志》卷二“山水”、“古迹”，入载吴志《岳麓山水总记》、《风雩山图说》、《禹碑山图说》等七篇，卷三“书院”、“三书院说略”载《书院沿革》、《圣庙图说》、《城南书院说略》等九篇。
明末湖南著名地方史志学者周圣楷，为吴道行所修《岳麓书院志》欣然作序，对其学行及其《书院志》做出了高度评价：
见可先生博雅名通，娴于史学。少负其身价，诸子，一不获效用于世，而即以其胜情高韵，立乎文章山水之间，郡监司以下，造庐而请者匪朝夕矣。一旦慨然念麓山有志，非山志也，郡之形胜系焉；非郡志也，楚之文宪存焉。于是考其源流，芟其冗复，绘之以图，畅之以论。俾览志者如身在禹碑藏室间，不羡卧游也；俾登麓者如身在七十二峰之顶，不费宿春也。庶几劈巨灵之仙掌，现阿之佛国者欤。
吴道行所纂修的地方志著作，唯一保存至今的为崇祯《长沙府志》。该志为崇祯年间的长沙知府雷起龙主修，吴道行纂修。始于崇祯十一年（1638），次年成书付梓。长沙之有府志，始于元代大德年间邓桂贤所修，名曰《长沙路志》。此志早已失传。至明代，又有永乐年间纂修的《长沙府志》。嘉靖初年，知府孙存发起续修，但未能成书。十年（1531），新任知府潘镒受孙存之托继修，并请同朝进士张治协修。十二年（1633），《长沙府志》付梓成书，计六卷十二纪（门）。此志至今尚存。万历十八年（1590），知府吴道行参阅永乐、嘉靖两志，再修《长沙府志》，于万历二十一年（1593）开雕成书。
崇祯十一年，雷起龙以“感邑乘之久远，伤废绝之荒落”，遂“驰檄诸邑”，并请吴道行出而重修《长沙府志》。吴道行乃“稽传牒，捃子史，旁参老，更逸求事”；并在嘉靖、万历两部《长沙府志》的基础上，“纠讹剔舛，增损是非”，短短一年时间，即“三易稿而就编”（崇祯《长沙府志·新修长沙府志繇》），于次年八月刊刻成书。
崇祯《长沙府志》已为府志之第五修，全书共十卷，序目一卷，分为沿革、星野、地理、风俗、封建、连帅监司、郡职官、邑职官、卫职官、选举、宦迹、人物、赋役、物产、建置、卫治、儒学、书院、正祀、兵防、古迹、祥异、方外、杂纪、公移、艺文、禹碑、李邕碑，共二十八门六十二目。与现存的嘉靖志比较，门类由十二增加到二十八，体例更为整齐，内容更为全面；又增设了书院和公移、禹碑、李邕碑等数门，原职官一门分为郡、邑、卫三门，也更为细致和合理了。又，嘉靖旧志中“监司”与“郡司”两门同列，新志将“郡司”分出，改为郡职官一门单列。这一门类的结构，与万历年间吴道行所修《善化县志》比较，大多相似而有所发展，只是由于府志范围更宽，增加了七门。
在内容上，今志纪事止于成书的崇祯十二年底，较旧志更为完整和丰富，并增加了许多旧志未能记载的内容。如旧志防范之要扼不书，人物世代品行不核，今志悉为改正。田赋门一条鞭法，旧志万历《长沙府志》略不载，今志则备载之，并依明代《湖广赋役全书》分县详注各项编派。对于当时藩租、王田溢额，亦能据事直书，如在赋役王田项载长沙吉王所占膳田、额田，总数多达二十七万余亩，几遍长沙府属各州县，真实地反映了明代藩王兼并土地民田与残酷剥削之一斑。祥异门记载崇祯四年至十二年长沙地区五次大小地震，及崇祯年间浏阳、湘乡、湘潭、醴陵各县农民起义之实况，有裨于长沙地震史和农民斗争史研究考证。
更为难得的是，崇祯《长沙府志》之卷八新设的“公移”一门，为以往地方志书所未曾设置。该门收入长沙府及所辖诸州县公文，或长沙府上行监司的报告，或监司道府的批文，或下辖州县的呈文，或长沙府及下辖州县之公谕，计二十四篇，均为十分珍贵的档案文献资料，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其导语说：“夫公移何以志也？志载一方典故，不妨博采旁稽，矧关政事人民之大者乎。是敢成案具在，即远与近、行与未行，辑而著之，总以信法守而备经制也。”
可知该门所辑，均为有关长沙社会政治、经济重要事务的文件。如《长沙府申除代派钱粮文案略》，系万历二十年长沙知府吴道行回复守巡道，关于造报所属钱粮数目的文件。反映了明朝末年因朝廷加派钱粮，以致人民与地方政府不堪承受的情况。《分辖地方公移碑》，为万历四十年长沙府关于长沙、善化两县与吉王府、长沙军卫，分别管辖长沙城内所属地方的公文。揭示了有明一代吉王府在长沙城内占地广阔、生活穷奢极欲，以及藩王政治对于社会政治、经济与人民生活的严重影响。又，万历四十一年（1613）善化知县唐源《开河通商议详纪略》、四十四年（1616）善化县《兴革议详纪略》二件，是善化县于明朝末年开浚长沙南湖港，以利通商，以及革除陋规，以苏民困二案的原始记载。
雷起龙、吴道行纂修《长沙府志》之时，已是明王朝统治风雨如晦、摇摇欲坠，行将崩溃的最后几年。应该说编纂者已经看到了这个王朝正在走向没落。可贵的是，吴道行作为明王朝的殉道者，没有对此曲意地加以掩饰，而是秉笔直书，揭露当时国家统治的腐败和黑暗，展示了明王朝末日的种种景象。他在《新修长沙府志繇》一文中就指出：
盖今天下视长沙为化国，而科赋重厚，物产硗瘠。按图者采饶便之虚名，编派日以增，民力日以促，下多积逋，上苦征输。而又泰宁日久，闲暇自然，卒然饥馑有闻，寇丑狎至，备御莫支，踌张为患。
在卷五“赋役”门导语和按语中，吴道行又进一步记述了其时民生的疾苦：国资于民，民植于土。长沙土瘠民贫，乃赋粮独甲全楚。则夫生齿登耗，繇赋重轻，固有难为言者。矧凌夷至今，重之增派，加之兵荒。撙节爱养，仁人君子宜何如动念耶！
长沙治当冲会，土固衍而瘠，水泽腹不坚。所产自稌粳外，无他伎长，乃粮赋五十八万七千有零，当全楚三分之一。民已苦于输纳，而又加派日增，以致财尽民贫，田多荒废，粮多积逋，官民且两病矣！
应当说，这既是吴道行作为一位史官奋笔直书的体现，又表明了他关心民生疾苦的胸怀，是难能可贵的。
综观全志，体例完善，史料可信，类目简明，颇具典则，是为明代湖南地方志之上乘之作。
附录：吴道行简介
中国明末学者：吴道行
吴道行（1560—1644），明末学者，字见可，号嵝山，湖南善化（今湖南望城）人，宋儒吴猎之后。早年师从岳麓书院的张元忭，教授于长沙惜阴书院，人称“嵝山先生”，以“朱熹张栻为宗”，治学严谨，与高世泰为至交，王夫之曾师从之。1644年（崇祯十七年），明朝灭亡，吴道行不食而卒。葬于岳麓山飞来石侧。著有《易说》、《嵝山集》、《嵝山堂集抄略》、《读史阙疑》等。
人物评价
吴道行，字见可，号嵝山，善化人，是张栻高足、南宋学者吴猎之后。吴道行因历乡试不果，终未走上仕途，一生以讲学授徒为业。他从小就对岳麓书院有倾慕之情，“方七岁，闻长老谈岳麓先贤讲学，便肃然倾听，指示古来忠义大节，辄色喜”，为先贤之忠义大节所感动。1582年（万历十年），张元忭讲学岳麓书院，已逾“而立”之年的吴道行，从游就学其门下，与之“大畅良知孝弟之旨，一时遂相引重”，深得张元忭的赞赏。其时，被张居正禁废的长沙惜阴书院恢复，吴道行被聘为山长，人称“嵝山先生”。1633年（崇祯六年），他任岳麓书院山长，长达10年，临终前2年（1642年，明朝覆亡前2年）仍讲学其间。致力于殷勤讲贯朱张之学，力纠王学空疏流弊，使明末长沙岳麓书院与无锡东林书院成遥相呼应之势。《善化县志》称他“留心经史，百家诸子，兵饷军政之属，部决利弊，悉见施行”，可见其学注重务实。在学术上，他反对王学末流的荒诞，“笃伦敦义，讲学穷理”，“自余著述，藏之家乘，扬之国华”。吴道行的思想与提倡治国平天下为“有用之学”，与极力维护理学正宗的东林学派十分接近。东林学派传人无锡高世泰称赞吴道行“道以朱张为宗，与文端（顾宪成)、忠宽揆（高攀龙）固一也，可不谓衡湘之贤哲哉”，肯定他与顾宪成、高攀龙思想的共同之处，以及他们对延传“道南正脉”的贡献。1641年（崇祯十四年）高世泰任湖广按察使佥事提督学政，次年来岳麓讲学，并协助修葺书院。吴道行与高世泰成为至交好友，二人共同为恢复理学正宗，培养湖湘弟子而竭心尽力。他们的最大功绩是培养出了像王夫之这样的一代贤才。王夫之在吴道行任山长、高世泰来院讲学期间开入岳麓书院肄业，成为明代岳麓书院最杰出的学生，后来成为与顾炎武、黄宗羲齐名的大思想家。
人物经历
1644年4月（崇祯十七年三月），明王朝覆亡。吴道行“郁郁不自得，一日趋吉藩故邸，望阙痛哭展拜，舆归（岳麓）山中，不食而卒”，以身殉国殉君，表现了“衡湘贤哲”的清白与高洁。死前他留下遗言：“惊闻北事，主亡臣辱，痛之如何！予以诸生，食恩累代，独非草莽之臣哉！……笔搁而舆至，将以吉日成遄归，集儿女罗拜，从此从先帝于地下矣！”他面对李自成攻占北京、崇祯皇帝自缢煤山和清兵入关、长驱中原的“北事”，作为受明朝之皇恩的诸生，既痛恨倾覆明王朝的农民军，又不堪忍受满族入侵的残酷现实，只得以死明志，最终实现了他的老师张元忭所教诲的“爱国忠君仗到诚，休将一念坏平生，勿欺请绎宣尼训，留取丹心答圣明”的人生理想。
吴道行死后，就葬于岳麓山云麓宫绝食地，长沙知府堵允锡特撰《吴嵝山墓碑》。根据史载，吴道行之墓位于飞来石右侧山墈上，其原配夫人石氏与其同穴而葬，墓区简约。2012年3月在云麓宫下发现了吴道行墓，在云麓宫飞来石南侧约100米的茂密树丛中，一块饱经风雨侵蚀的简约石墓碑立在其中，“明崇祯”、“吴嵝山墓”、“石氏”等石刻字样仍隐约可见。
附录资料来源：百度百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