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志敏2

根据地建立后，如何解决财政问题，是各个根据地面临的共同难题。一开始普遍采取的是“打土豪分田地”的政策，但这只是权宜之计，难以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根本之计还是毛泽东1934年1月所指出的“要通过发展经济来解决财政问题”。1930年冬，爷爷领导的赣东北根据地土豪打光了，财政问题非常严峻。1931年初，爷爷开始转变经济政策，比中央苏区早了两年。 鉴于敌人对苏区实行残酷的经济封锁，爷爷就向群众广泛征求建议，听取群众意见，广开财源，打破敌人封锁。当时县区乡都设有财经机构，从革命群众中挑选政治可靠并“有点本事”的人为工作人员，其中不乏“智多星”型的人物，提出了许多对策。如，立足本地资源开办造纸、纺织、被服、织袜工厂等；发展香菇、茶叶、皮毛、红莲子等土特产的生产；创建消费合作社、合作商店、工农药店；设立物资检查处、对外贸易处、船舶检查处征税；开放集市贸易、疏通物资交流；等等。爷爷率先在苏区和白区交界的村镇设立了19个贸易处，用农副土特产品从白区商人那里换取苏区需要的各种物资，这在当时是需要很大胆识的。 这项举措1931年当年即见成效，下半年赣东北苏区的财政就比较充裕了。国库保管银元最多时达七八十万元，除供给军需和地方行政外，还供应闽北，支援中央苏区。1933年春，爷爷创建的赣东北苏区主力部队红十军奉命调到中央苏区参加第四次反“围剿”斗争，从赣东北给中央苏区带来了2000两黄金、100余万元银元和40余箱药品。周恩来、朱德非常高兴，称赞不已：“方志敏同志不简单，你们为中央解决了大问题！” 爷爷曾数次出任军职，带兵打仗时间虽短，但成绩很大。究其原因，在于他做事务实，方法得当。爷爷经常深入队伍，不厌其烦地去检查、指导、督促，解决指战员的实际困难。由于他的出色工作，第一次任军职时，红军实力发展了3倍以上，在3个月内连续取得作战的大胜利，苏区扩大到纵横500余里，人口100多万。第二次任军职时，指挥红十军不但在贵溪、余江3仗皆捷，巩固了老苏区，而且进军闽北，打了10多仗，仗仗皆胜，树立了红十军在闽北的军威，奠定了闽北苏区和红军向前发展的基础。 爷爷是特别清廉干净的人 爷爷16岁时，就写下“心有三爱，奇书骏马佳山水；园栽四物，青松翠竹洁梅兰”的楹联，以高洁的松竹梅兰自励。在他从事革命的十几年中，从不奢侈浪费，虽身为党的重要领导干部，但与普通工作人员一样，过着极为朴素的生活。 赣东北八县苏维埃政府成立后，有人对我曾祖母说：“方志敏当苏维埃主席啦，好大的官哩！你家里有难处，他顾不过来，钱总是有的，怎么不去要一点儿？”曾祖母一听，觉得有道理，“儿子的饷银，当妈的理当用得。”于是，头一次也是唯一一次找爷爷要饷银来了。爷爷何尝不知道家里的困难？仅他的学费，从小学到大学，连本带利，家里就欠债达700多银元之巨。爷爷参加革命后，家里又被敌人烧劫了20多次。曾祖母是迫于无奈，才来向他要钱。可革命的钱不能私用啊！爷爷内疚而诚恳地对曾祖母说：“妈，我是当了苏维埃主席，可我当的是穷人的主席，哪里是官？饷银嘛，现在没有，将来会发的。信江苏维埃刚建立，革命才开了个头，我们每天的饭钱才7分呢，实在没钱给您。”纯朴善良而通情达理的曾祖母听了，说：“晓得了，妈这一趟没有白来，明白了你是当穷人的主席，我虽然生活苦点儿，但心里舒坦。” 爷爷从1924年入党到1935年就义，在参加革命的10多年中，他在闽浙赣苏区担任了许多重要的领导职务，但他从来都不搞特权。他与干部、战士吃一样的大灶，丝毫没有一点特殊。爷爷早期投身革命染上重病，加上恶劣的生活环境，经常病倒在床榻上。然而，他一心想到的是党和人民的利益，唯独没有想到过自己，始终过着简朴、清贫的生活。爷爷被捕时，两个国民党士兵想从这位共产党大官身上搜出大洋和金条，可他们怎么也没有想到，像他这样重要的领导人，只有几件旧衣服和几双缝上底的线袜，“从上身摸到下身，从袄领捏到袜底，除了一只表和一支自来水笔之外，一个铜板都没有搜出”。 “清贫，不是贫穷，而是一种境界。”爷爷清贫、朴素的生活，正是我们革命者能够战胜许多困难的地方。这是爷爷的座右铭，也是他留给家人、留给共产党人最宝贵的传家宝。 （摘自2019年第2期《党建》，原标题为《我爷爷是这样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