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费孝通《美好生活与美美与共》后的体会!—书评短文!周小东(2
我想从一些社会学、人类学著作中找到一些心理成长或影响心理变化方面的案例、或者名人轶事等内容,以获得一些启迪之功。近来阅读了费孝通的《美好生活与美美与共》,该书是一本文集(corpus,文集),由麻国庆编辑。共收录了费孝通30篇文章,其中有些是会议发言,经过整理后成文的。
费孝通是国内外著名的社会人类学的专家,据说原是一名医生,后来认为医生只能一个一个给人看病,效率太低!要是成为一名人类学家的话,可就是给一个民族看“病”,这个影响就大多了!所以,他后来成为了一位人类学家和社会学家!他的改行与鲁迅有相似之处,只不过后者改成了文学家,社会评论家了!他的改行,又与李叔同相似了,只不过后者改成了佛学家,想以出世说来挽救众生!其实,费孝通,鲁迅,李叔同,人不同,志向却有相似之处:都想为人民大众服务和贡献!也都想走出一条捷径:改变社会!改变人类!他们都想以己之力改变社会!其实,这条路很艰辛,实属不易! 不过,阅了此书,还不足以让我对人、群体和社会,在三个层面有个较为全面的心理演变的认识。五千年中华民族的文明史,仿佛压缩成一个小小的“胶囊”,从每个人诞生之际,便一股脑儿进入了个体的心理成长历程,何时打开或诱发这个“胶囊”的妙计,存在个体差异,取决于个体的生存环境,也许这个过程,我把它称之为“文化传承”。这个传承的过程在个体的心理行为上烙上了深深的印迹,使得成年后即使走遍世界各地,都能从一举一动,举手投足的细节上让人立马知晓这人是个中国人!也许这个人在心理成长路上的“胶囊”,在不断模仿的过程中逐渐展现出具有中华民族痕迹的生活技能,人际关系特点,甚至思维定势和情感反应模式,这个模仿的过程我认为应该是个体成长的共性。那么,中华文化的内容在对生活在中华大地上的,儿女们的稳定心理素质上,特别是世界观的影响能形成哪些轨迹呢?这个过程就是教育的过程。当然,教育还在不断变化着,无论是内容上还是形式上,都在不断吸取其它民族的特长,比如西方的行为主义理论在我国近现代教育史上就占有相当的地位。
费孝通在他此文集中的“人·群体·社会”一文中说:“正如一个生物人是由无数个细胞所组成,个别细胞的生死,不会决定整个人的寿命。个人的生命正是靠其机体细胞的不断更新而得以延续。同样的,社会里的个别成员,因其尚属于生物体,还是要受到生物规律的支配,有生有死,但并不决定社会群体的兴衰存亡。因之,生物实体和社会实体是属于自然演化过程中的两个层次。也就是说,人有两个属性:生物人和社会人。(P443)”这样的描述扼要讲清了文化传承的实质内涵。这是我看了这本书后所体会的深刻点之一。在此,我要推荐这本文集,费孝通所著《美好生活与美美与共》,值得阅读,而且阅读时一点也不费力。
《美好生活与美美与共》中收录的文章,对于没有多少人类学和社会学知识的人来说,阅读起来也不会有任何吃力的感觉,原因可能是这些文章的素材来源于我们周围的、切切实实的人间之事,许多还是正在发生的社会变革。比如在“中国城乡发展的道路”一文中,他说:“我的老师潘光旦,我紧紧跟随他学习了30多年,经常听他根据儒家之道反复阐发的‘位育论’(指中和位育)。位就是安其所,育就是遂其生。在全球性的大社会中要使人人能安其所、遂其生。这就不仅是个生态秩序,而且是个心态秩序。”在这里,他强调了心态秩序在社会学中的重要性,我还是首次感触到人类社会学中的“心态”,这与后来费孝通反复提及的“文化自觉”也有一定的关联。他还说:“我作为他(指潘光旦)的一个及门弟子,而没有能把他对建设人类心态秩序的课题阐述发挥,真心感到无穷的内疚。”这篇文章看了之后,令人肃然起敬。又比如在“关于我国民族的识别问题”中,他就认为“表现于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是在民族识别的工作中十分重要的。但是有些人片面的理解为共同的心理素质就是该民族的风俗习惯、社会生活方式、宗教仪式上的所谓“特点”,而脱离了该民族附着于这些“特点”上的民族意识和它们发展的历史条件,简单地把它们用来作为识别的标准,这是不妥当的(P175)。共同的心理素质,用一句话来说就是同一民族的人感觉到大家是属于一个人们共同体的自己人的这种心理,而且这种心理是客观存在的,自己可以体会的。他举例说在经历了几代人之后,多数满族人在语言、生活方式上都和汉族相同了,但依旧认为自己不是汉人而是满人。类似的情况如仡佬族人、畲族人。他们分散生活在大山中,各自都说着不同的方言,甚至连本族的人,不同地区间见面说的话,都互相理解不了。但仍然会认为自己就是仡佬族人或畲族人。这就是共同的心理素质的重要性所在。一个民族的共同心理素质,在不同时间、不同场合,可以有深浅强弱的不同。为了加强团结,该民族总是要设法巩固其共同心理,总是要强调一些有别于其他民族的风俗习惯、生活方式上的特点,并赋予强烈的感情,把它升华为代表这个民族的标志。还常常把长期共同生活中创造出来的喜闻乐见的风格,加以渲染宣扬,提高成为民族形式,还进行艺术加工,使人一望而知这就是某某民族的东西(民族风格)。这些都是民族共同心理的表现,起维持和巩固其成为一体的作用(P176)。
在“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一文中,费孝通简明叙述了中华民族的来龙去脉,结论不容置疑地认为长期分散在中华大地各地域的人群必须各自发展他们的文化以适应如此不同的自然环境。(人类文化考古证据)可以否定有关中华民族起源的一元论和外来论,而肯定多元论和本土说(P210)。他也同意这个观点:中华民族在秦汉时代的中原地区实现统一之际,北方游牧区也出现了在匈奴人统治下的大一统局面。南北两个统一体的汇合才是中华民族作为一个民族实体得到进一步的完成。我认为文化传承和心理素质的延续与发展也应该以此为线索加以梳理,能否整理出符合中华民族有别于其他民族的共同心理素质的特点呢?这是个值得探讨的课题。作为一名社会人类学家,费孝通认为需要从书斋中走出去,到广阔的人文环境当中去,实地生活、体验、观察和考察,也就是“田野调查”,然后再回到理论升华中,形成意见、观点和建议。这种“到实践中去,再由实践中来”的科研态度在今天看来也有它的现实意义!在他的“瑶山调查50年”一文中,回顾了1935年携妻子王同惠开展实地的“田野调查”的经过,让人起敬和肃然。在那个年代,之所以选择在瑶山地区开展有关瑶族的社会人类学调查,是因为在旧中国瑶族是一个备受歧视和压迫的少数民族,被撵到南岭山脉高寒地区也有2000多年史了,宁愿到深山老林靠自己的双手创造自己生活,也不屈服于压迫的民族。他们的民族心理素质有何特点呢?当然,社会人类学的调查是可以给出一定的答案的。于是,费孝通与妻子还在社会形势不稳定的情形下,进入大瑶山进行实地考察,但不幸的是在其间因迷路,费孝通不慎跌伤,其妻下山呼救,又因天黑路险,溺水丧生。为一门新生的学科的稳固发展,此次调查活动,一伤一死,着实让人感慨。在对瑶族的社会人类学调查后,费孝通产生了一个疑问,也是群体心理学不能回避的一个问题,这就是:什么是一个民族的凝聚力?民族的共同意识是怎样产生的?它又是怎样起变化的?还有一个民族的共同体在语言、风俗习惯、经济方式等方面能承担多大的差别?为什么一个原本聚集在一起的民族能长时期被分隔在不同地区而仍然保持其共同意识、依然保持其成为一个民族共同体?一个民族又怎样能在不同条件下吸收其他民族成分,不断壮大自己的共同体?又怎样会使原有民族成分被吸收到其他民族中去?关键在于不同民族各自部分成分的相互渗透后,还大体上不会对各自民族的骨架结构产生多大的影响!这些问题在费孝通看来是可以由社会学、人类学、民族社会学的研究人员来解决的。但是,他也忽略了心理学,尤其是群体心理学在这个问题的解答上也是可以贡献一定力量的,弗洛伊德的潜意识理论,大众潜意识有部分答案,尽管不全面。上面说到的文化传承,其实与弗洛伊德的大众潜意识理论有一定关联。
至于,说到汉族的凝聚力,费孝通认为汉族经过几千年的逐渐演变,已适应了“以农为本”的基本生存理念,而对于高原和看不起的草原、山沟和干旱区等,汉族发挥不了优势。平原地区的“精耕细作”,造就了相互帮助、分工合作的生产关系。土地的相对稳固,使得家庭、族群代代相传于恒定的社会区域,不可避免地在解决纷争时引入宗族家长制,也逐渐形成了儒家、道家的生长土壤,形成了“静口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儒家观以及“顺其自然,活在当下”和“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的道家学说。听天由命观也就成为了阻碍外来宗教渗入的一道天然屏障。当然,这也许是我的个人观点,还需论证。
上述是我阅读《美好生活与美美与共》之后的个人感想,也是向大家推荐此书的部分理由,值得闲暇时看看!周小东(2022年5月2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