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四世同堂（二十二）

老舍一直很重视文学的社会价值，像《老张的哲学》《赵子曰》《二马》《小坡的生日》《猫城记》《牛天赐传》《骆驼祥子》等等，无不包含着求索振兴国运之道的意旨，也无一不可视为《四世同堂》在文体艺术方面的准备。

所有这些“准备”使得《四世同堂》即便不完美，也是臻于完美了。

更重要的是，作为“从事抗战文艺的一个较大的纪念品”，它充盈着强烈的民族情绪和爱国主义精神，在今天依然能够感染和激励无数的读者，发挥强大的社会功能。

经历了九年的曲折历程之后来到重庆的老舍，他“必须写战争”。

1944年，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为他创作生活二十周年举办了一次纪念会，对他是一个很大的鼓舞；“炮火和血肉使他愤怒，使他要挺起脊骨，喊出更重大的粗壮的声音”有别于前述众多作家作品的反映的空间，《四世同堂》触及了抗战的全过程，这是其他长篇小说所未企及的。

小说通过故都北平及其民众沦为“亡国奴”之痛，也就是他们失去民族尊严之痛、灵魂受到凌迟之痛，对侵略者示以最强烈的愤懑作为抗议——而这抗议又更多表现为敢怒不敢言，用祁瑞宣的话说就是“把所有的血流尽也比被征服强”。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