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教万教教人求真，千学万学学做真人。

中华文化，源远流长，在历史上出现过三个广开风气、大师群起的“诸子百家时代”。

第一个出现在先秦时期，老庄（老子、庄子）、孔孟、杨墨（杨朱，墨翟）、孙韩（孙子、韩非子）......卓然颖脱。

此后千年，汉儒乖僻、佛入中土、道教蘖生，中华文化日渐杂陈，

至宋明时期，程朱（程颢、程颐兄弟、朱熹）、陆王（陆九渊、王守仁）......

排汉儒之乖、融佛道之粹、兴“理”、“心”之学，诸子百家再现风云际会的盛况。

第三次为近代，晚清以来，中国遭列强凌侵，天下骚然、伏莽遍地，文化基脉遇空前挑战，

然于险象环生之际、又一批中华学子，他们不仅学贯东西、各自立说，

而且凭其学养、本其良知、殚精积思、传道受业，

在那个沉重的黑暗中，给民族以生机与希望，也给今天的我们以营养与独照！

蔡元培先生（1868.11~1940.3.5）

绍兴山阴人；

中华民国首任教育总长；

1916年至1927年任北京大学校长；

1920年至1930年，兼任中法大学校长，后任中央研究院院长。

在蔡元培接掌北京大学之前，北大还是一个充满官僚和贵族气的“皇家大学”。

据说当年北京妓院集中的“八大胡同”最欢迎“两院一堂”的顾客，其中，“一堂”指的就所谓“京师大学堂”的北大。

而蔡元培上任后，便以“囊括大典，网罗众家，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十六字办校箴言开北大之新风。

一时间，校园内保守派、自由派、激进派巨星云集，同席笑谈，盛况空前。

有拖着长辫子，认为一夫多妻制就像“一个茶壶带四个茶杯，用着很方便”的辜鸿铭；

有“我此来除替释迦、孔子发挥外，更不做旁的事”的梁漱溟；

也有创办《新青年》的陈独秀，新白话运动干将刘半农，从哥伦比亚大学归国的哲学博士胡适；

以至鲁迅、徐悲鸿、李大钊、钱玄同......

“尽可各自鼓吹自己主张之长处。”

而对待学生，蔡元培也是倍加关爱。

当年有一位叫马兆北的学生，到北大报到时看见公告，说新生报到，定要交一份由现任在京做官人签名盖章的保证书，才能予以注册。

他十分气愤，直接给蔡元培写了一封信道：

“我不远千里而来，原是为了呼吸民主空气，养成独立自尊的精神。不料，学校却强迫我到臭不可闻的官僚面前去磕头求情，令我大失所望。”

并表示若一定要交保证书，就坚决退学。

可马兆北万万没想到蔡元培真会回信，而且是亲笔：

“马兆北先生......”

信的开头就极其恭敬，蔡元培在信中不仅详细解释了学校有此规定的原因，并在最后写道：

“如先生认为我个人可以作保的话，就请到校长办公室找徐宝璜秘书长代为签字盖章。”

1919年，北大受到北洋政府空前的政治高压，

而蔡元培先生的“正心”、“诚意”从来就不是沽名钓誉，

他发表《不肯再任北大校长的宣言》，说道：

“我绝对不能再做不自由的大学校长。”

说罢，挂冠而去。

张伯苓先生（1876.4.5~1951.2.23）

生于天津；

1904年，将家馆改建为私立中学，称“敬业学堂”；

1907年，在天津城南部的开洼地，即“南开”建成新校舍，遂改称“南开中学堂”；

1917年，创办南开大学。

“先生，为什么要我们练习演讲？”

有一天，课堂上，一个学生问张伯苓。

那时的张伯苓，刚刚从海军离职，回到天津执教家馆。

他认为教育的目的在于“痛矫时弊，育才救国”。

“教”的虽是一个人，但“育”的是千万人，所以他回答提问的学生说：

“须借此练习备将来苦口婆心，正言劝世，以振起国民新精神，以重续国家新运命耳。”

学生们听罢，明白了先生的苦心。

张伯苓希望南开能够催塑具有“完全人格” ，能“改造旧中国，创造新中国”的新人才。

所以，当1919年，他相继创办南开大学、南开女中后，更加身体力行，为人师表。

有一次，他发现有个学生抽烟抽得手指都被熏黄了，便严肃地劝告学生：

“烟对身体有害，要戒掉。”

没想到那同学倒打一耙，说：

“先生您自己吸烟就对身体没害处吗？”

张伯苓歉意地笑了，正因为他自己也吸烟，所以知道它的利害，希望年轻的学子不要养成这一恶习。

但那天反而被将了一军，“也罢！”

于是，张伯苓召集全体师生，并让助手把自己的吕宋烟全部取来，当众烧毁，还折断了自己心爱的烟袋杆，

他对学生们说：

“从此以后，我与诸同学共同戒烟！”

于是，终其一生再未碰烟。

当年，蒋介石十分器重张伯苓，“七七事变”后，南开大学遭日军轰炸被夷为平地，蒋介石遂发一封电报给张伯苓，言：

“有中国就有南开！”

张伯苓虽然深受感动，但对国民政府“无官不贪，无吏不污”的弊政看得明白，终未随蒋介石去台湾。

然而，解放后，他却因曾担任了三个月的国民政府考试院院长而饱受诟病。

不仅不得不把自己呕心沥血创办的南开学系“捐”给国家，还被剥夺了校内一切职务。

1950年，南开中学校庆，校方竟提前派人对张伯苓的儿子交代：

“不要让张伯苓来参加校庆。”

校庆那天清晨，雨雾菲菲，张伯苓穿上雨衣正要出门，儿子却讪讪地对他说：

“下雨了，爸~~~您别去了，他们~~~也不欢迎您~~~”

张伯苓懂了，他缓缓脱下雨衣，眼神黯然得如同死灰。

几个月后，张伯苓先生就不幸突发脑溢血去世了，

亲人们收拾他的遗物时，发现他的钱包里只有七元四角钱和两张戏票。

确实，有中国就有南开，但南开却没了张伯苓。

梅贻琦先生（1889.12.29~1962.5.19）

天津人；

1904年入南开中学第一期学习；

1908年入保定高等学堂，“庚子赔款”留学美国，获电机学硕士学位；

1916年担任清华大学物理教授；

1931年至1948年任清华大学校长；

解放前赴台湾，终至台湾当局教育部部长。

有必要先讲下历史上著名的“庚子赔款留学”，

其始于国殇，却是在国殇的烂泥里生出的一朵意想不到的莲花。

1900年，八国联军攻入北京，慈禧太后遁逃西安，圆明园付之一炬，史称“庚子之乱”。

次年，李鸿章与各国签订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同意向14国赔偿4.5亿两白银，分39年付清，这就是“庚子赔款”。

7年后，美国政府决定退回“庚子赔款”中多出美国实际损失的部分，拟用这笔钱帮助中国办学，并资助中国学生赴美留学。

「实是意欲控制中国未来顶级人才的长计。」

于是这笔钱的一部分被用于创办了“清华学堂”，剩余部分则先后资助了三批共一百多名赴美留学生。

其中不乏时代巨星，比如梅贻琦、胡适、竺可桢等。

梅贻琦当年考取了首批“庚子赔款留学生”第六名，毕业回国入清华教席，于1931年出任清华大学校长。

原西南联大训导长兼昆明师范学院院长查良钊（左一）

北京大学校长胡适（左二）

原西南联大校务委员会主席兼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左三）

南开大学秘书长黄钰生合影（左四）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北大、清华与南开大学南迁，辗转至昆明，合并为“西南联合大学”。

那期间，联大办了一个附中，由于教学质量高，昆明各路“神仙”都想把子女送到这所学校读书。

当时的云南省主席龙云也想把女儿龙国璧转至该校。

结果，出乎他意料，自己的女儿居然没有被录取。

据说当时龙云有些气急败坏，因为在联大创立时，他没少帮忙，而梅贻琦居然这么薄情寡义，一点也不给他这个“云南皇帝”面子。

于是，便打算派自己的秘书长去梅贻琦处理论，而那个秘书长却踌躇不动，

龙云就更火了，叱咤道：

“还愣着干吗？赶紧给我去问问那个姓梅的！”

秘书长只好嗫嚅地说：

“我打听过了，梅校长的女儿梅祖芬也未被录取。”

闻听此言，龙云顿时愕然失语。

不过，龙云并未死心，亲自登门拜访梅贻琦希望能够通融。

但梅贻琦尽管对他礼敬有佳，但终未答应，最后安排校内老师为龙云的女儿补课，以便明年再考。

对学生如此，对同事梅贻琦亦不通私情。

抗战前，清华大学的总务处长是位颇有名望的“海龟”，办事干练，梅贻琦十分倚重他。

一日，这位总务长请求梅贻琦给他颁发个教授聘书，为的是给自己镀金。

但梅贻琦掌管清华以来，一直坚持将一线的教员与行政人员严格划分的治校理念，

这个举手之劳的顺水人情，他就是活生生得不给，以至该教务总长与他撕破脸皮，拂袖而去。

人要正道直行，说得容易，其实绝难做到。特别是有权的人，倘真能不以权谋私，那是“铁汉”。

然而，

自古铁汉，都难免“信而见疑，忠而被谤”的厄运，梅贻琦岂能不知，

但他究竟还是“以身试法”了，用钱钟书的那句话说就是：

“门外的繁华不是我的繁华。”

陶行知先生（1891.10.18~1946.7.25）

安徽歙县人；

1909年考入南京汇文书院，后转入金陵大学（今南京大学）；

毕业后赴美留学，获伊利诺伊大学政治学硕士学位，后入哥伦比亚大学研究教育；

1927年在南京北郊晓庄创办乡村师范学校“晓庄学校”。

陶行知先生是伟大的教育家，不仅体现在他提出的：

“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教、学、做合一”的教育理论，更体现在他对学子循循善诱的教育法。

当年，他在重庆日军大轰炸时期办育才学校。

有一次，看见一个叫王友的孩子，用土块砸同学，就赶忙上前制止，并让他放学后到校长室来。

放学后，陶行知去外面办事，回来晚些，看到王友正等在校长室门口。

他把王友引进校长室，从兜里掏出一块糖递给他，和蔼地说：

“因为你按时来了，我迟到了，所以这是我奖励给你的。”

王友还没弄明白，陶行知又掏出一块糖放在他手里，

“这也是奖励你的，因为我不让你砸同学，你马上就住手了，说明你很尊重我。”

王友刚接过糖，陶行知就像变戏法似的又“变”出一块糖来，

说他调查过了，王友之所以打同学，是因为那个同学不守游戏规则，还欺负女生，

“这说明你有正义感和同情心，所以再奖励你一块。”

现在王友已经得到三块糖了，他捧着糖当时就哭了：

“校长，我错了，同学再不对我也不该打人。”

陶行知听了好高兴，又掏出一块糖，说道：

“你正确地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再奖励你一块。”

然后，他拍拍兜，说：

“糖没了，咱们的谈话也结束了。”

陶行知先生不仅善于启发学子们思考，更强调“教、学、做的合一”，

在他看来“行是知之始”，所以他早年先是把自己的名字从“陶文浚”改为“陶知行”，再改为“陶行知”，

因为他认为“有行的勇气才有知的收获”。

他在晓庄办学时，没有桌椅，同学们只能各自从家带凳子来上课。

不久学校请来一位木匠，木匠手脚麻利，闷头做凳子，一天能做好几个。

陶行知见木匠师傅满头是汗，就给他端来一杯水，说道：

“师傅，我们请你来不是做凳子的呀~~~”

木匠有点蒙了：“那叫我来做什么？”

“我是请你来做‘先生’的。”

“啥？我斗大的字不认得一个。”木匠更摸不着头脑了。

陶行知亲切地说：

“没关系，你不认字我们教你。可我们不会做木匠，也得拜你为师。我第一个向你学。”

说着，便挽起袖子，拿起了一把锯子......

第二天，全体老师和学生聚集起来和“木匠先生”学做凳子，有孩子嘟囔：

“我是来学认字的，不是来学做凳子的。”

陶行知笑笑，说：

“我给大家念首诗听听：

人生两个宝，双手和大脑。

用脑不用手，快要被打倒。用手不用脑，饭也吃不饱。手脑都会用，才是开天辟地的大好佬！”

孩子们都乐了，从此以后，学校的桌椅、甚至教学仪器都是学生和老师们一起动手制作。

谈到教育的本质，陶行知先生有句名言：

“千教万教教人求真，千学万学学做真人。”

今日读来，这话仍有一抹泥土般朴拙的芬芳。

清代诗人黄景仁有诗云：

“似此星辰非昨夜，为谁风露立中宵。”

今夜已非昨夜，然仰望历史的星空，民国的一隅仍巨星辉映，光彩夺目。

那虽是一个天下大乱、国无宁日的时代，

但也是一个变革的时代，一个思想的时代，一个雅洁的时代。

那些巨星，闪烁着，穿透历史的迷雾，洞明沉重的黑暗，给予我们日渐枯燥的生命以润籍和甘露。

如有晚辈诸师，能读懂先生的学养、风骨、胆识与气节，

克己修身，学为人师，行为世范，

即使功底不及先生们沉厚，思想不及先生们宏旷，仍可不负时代赋予的使命，担当学子一声“老师”的重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