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的正义感，并不值钱

1

一个极端正义的人，比没正义更可怕。

什么是极端正义？

比如，以爱国之名扰乱他人生活。

抵抗日货，这不算爱国。你把中国商品大量输入到日本，实现中国商业的海外大发展，为中国带来可观的利润，政府、企业都会感谢你。这是大本事，你的正义感，价值千万。

很困难？换个简单的。

抵抗韩国超市，这不算爱国。你把超市工人的下岗再就业的问题安排好，因为超市倒闭肯定有下岗工人，你可以为同胞解决后顾之忧，让他们安心，这也是大本事，你的正义感，价值千万。

也困难？那再换个简单的。

游行示威，这算爱国，你在大街跟着队伍振臂呐喊，经过附近学校、养老院、医院降低音量，及时主动避让行车。毕竟交通不光为游行而设，还需交警为你们护航。这也是大本事，你的正义感，价值千万。

——统统做不到，只会打砸抢，和地痞流氓有什么区别？你的正义感，并没有价值。赔偿别人的损失，另算。

这些，是爱国的正义感的暴行，很容易理解。

接下来，换个看上去不近人情的：对罪犯的处罚，也在正义范围之内。

比如，性侵。

我看到很多人，对性侵罪犯的态度要抽筋扒皮，碎尸万段。

有的国家法律虽不至此，但也做到了滴水不漏，例如以电影《素媛》《熔炉》为代表的韩国。韩国对待性侵的罪名，2010年出台实施了“化学阉割”，也就是注射含雌激素，抑制性腺刺激激素、雄性激素的药物，使罪犯失去性欲望，丧失性能力。比较糟糕的是，成本高，副作用大。我不看重它的成本，而是更在意罪犯身体的副作用。令我吃惊的是，他们用上了电子镣铐，对假释罪犯24小时监督。

昨天和一位写了性侵的文章的作者讨论这个，作者的意见是，如果那些罪犯知道后果很严重，就不会这么做了。我回，要一棍子打死吗？那位作者说，可以的话。

有些失望。

2

正义是什么？

义，是公道。公道是什么？是大家都约定成俗遵守的社会规矩，有不成文的契约性效用。针对性来讲，是产生矛盾的两个人的公平问题，如何从不公平变成公平。既然正义，那就出现了一个第三方，他的目的是“正义”，我把这个“正”当成动词，也就是匡正公义。

但是，是否每个人都适合这个正义人的角色？大家心知肚明。亲属与他人的矛盾，作为亲属的家属去调解，你就很难讲正义，因为家庭身份让大家不信服。也就是说，充当这个调解人的身份不能涉及单方立场，避免私情出现，也就是无私。

这是正义人本身正不正的问题。本身正派，就能去裁断对错，讲处罚了么？这是我们最关键的一步。

陈佩斯和朱时茂有个小品，叫《主角与配角》，其中有句台词：“我要代表组织枪毙你！”这一句在战争剧里，也多次出现。当我们拍手称快时，已经忽略了法治因素，他不能代表组织，也不能代表法律，只能代表自己。在我们观众看来，他没有错，而且我们看到证据了，因此我们打心里支持他。换到现实里的事情，我们并不知道证据何在。因此，我们义愤填膺时，说不定是自造假象。

一个人心存正义，是让人佩服的，但正义感过了头，就让人厌烦——因为正义也有边界。不要让个人的正义代替共同的法律，不然就是越俎代庖。而且，越喜欢凌驾法律之上，越说明社会秩序认识的浅显。而且已经落入个体化的极端思考。当他进行社会煽动，就可能成为一场轰动的灾难。

民主投票可以解决大多数人的问题吗？也未必，因为德国纳粹，就是民主制选举出来的。一个民主制政府，竟然选出来极端专制的后果，为什么出现这样的问题？

早在古希腊，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就讲出了民主的漏洞。大多数人并不具备管理秩序、运作秩序的能力，他们并不对社会架构有清晰的认识和把握。所以，后来的罗马变民主为共和。从这里，也可以解释，只凭心中的正义，并不能轻易下裁断，更不能越过边界，进行个人化的处罚。

3

法律很重要，但法律的起草梳源，更加重要。

法律核心是肃清不法事件，使社会和谐安定。因此，法律的起草不光是为了原告和被告，还要面向社会层面，做好长远的考虑。它不是唯一的解决途径，甚至有时候显得被动，只有在一件事情发生了，它才有使用的空间。也就是当人们把事情办成了不可自行解决的时候，才会诉诸法律途径，寻求帮助。

社会机能想要健康、长久，更需要主动的自我调整。而伦理和道德的自我完善，是先行于法律的，它对社会的好处要比法律来得多，这是主动性的。但是，缺少法律，相当于没有后勤保障，单单依靠道德，也无法应付每个实际问题。

法律的实施，当然要考虑道德、伦理的处境，因为后者才是人与人之间的根本。

举个例子，“亲亲相隐”。面对亲人做出违法的事情时，作为见证人的自己，可以不主动指正。《刑事诉讼法》第188条也有类似的说法：

经人民法院通知，证人没有正当理由不出庭作证的，人民法院可以强制其到庭，但是被告人的配偶、父母、子女除外。

那么，法律不是崇尚公平正义吗，为什么会设置这样一条规定？

反问一句，如果我们不设置这样的条文，会有什么后果？人伦之间丧失信任，人伦关系也被割裂。原来，伦理是可以不讲感情、不讲人性的。结果，家庭成员、社会成员互相猜忌，矛盾重重，那时候，法律也解决不了。

孟德斯鸠的《论法的精神》里有句话，“为保存风纪，反而破坏了人性。要知道，人性才是风纪的源头。”这种“亲亲相隐”的原则，正保障了社会大范围的和谐，也是尊重人性的举措。值得一说的是，这种原则，是儒家提出的。在世界范围内，许多国家也在法律上允许这样做。

法律成立的背景，并非是为了治罪，而是让社会成员能获得安全，自我完善。它有自己的法理基础，也就是基于人性，基于文明，基于法律自身因何而存在的审视。

一个罪犯，不会因为严刑峻法而改变自己。也没有一个罪犯，是因为我想杀人，所以我才去杀人。社会之失无处不在，人与人之间也千差万别。我们不是要挑拨人与人的关系，而是如何补足这些差距。不然，监狱里也不会设置心理诊所，开设各种帮助犯人的课程和活动。

以正义之名致罪犯于死地，恰恰是真正的作恶。本来有可能改邪归正的犯人，也因他们的歧视、不公正、冷漠而绝望，既然不可能回归社会，那就再次实施报复，或者自杀。

举性侵来说，性侵犯被化学阉割，他们出狱后再次作恶的比例怎么样呢？

加拿大有位叫汉森的学者做过研究，样本数量将近3万。他的研究结果是，在4-5年内，只有13.4％的概率出现再犯。这个数据还是不错的吧？但是，一旦把时间提升到15-25年，这个概率升到了40％。可见，这些叫嚣化学阉割的人只能做个嘴强王者。而那些佩戴电子镣铐的人，因为不信任和歧视，不同程度地出现过抑郁和自杀。

从人权角度来讲，这属于另类的侮辱。他们接受劳教劳改，也因为这个前科，无法融入社会中去。他们想融，但是人们却会拒绝，因为他以前做过令人不齿的事情。你以为隔绝他们就毫发无伤，实际上一个想要作恶的人，隔绝不了。不想作恶的人，因为过度防范，而刺激了再犯的心。在犯罪心理学家看来，这种情况，如果他们再次犯罪，有可能变本加厉。

我们可以去品味《肖申克的救赎》，觉得男主角很伟大，但是，生活中真出现这么个人的时候，排斥，会大于欣赏。因为，我们心里也有一堵高高的墙。

4

轻度性侵犯案件可以判处死刑，无疑是想多些先奸后杀的案例。因为他知道没有改变的可能，不如把恶做到底。这就像是陈胜吴广当初的思维，左右是个死，“死国可乎？”

想起来一个故事。人们为了自己的宝贝，弄个精美的箱子装好，又是绑绳又是别棍，防止被人偷了去。可来了个江洋大盗，他连箱子一同偷走，唯恐你绳子不牢，别棍不紧。

法律严苛并不是好事，因为过度易折，推动暴虐发展。如果性侵都必须处死来解决，那么诸如轮奸、恶意杀人、分尸的惨案，该如何定夺？我们得用法律告诉这些人，破罐子不能破摔，它也有恢复如初的可能。这样才不至于鱼死网破，对社会的稳定安全更有好处。

正义也是个复杂的命题。发泄情绪谁都会，空打嘴炮也简单。但如果止于嘴炮，终于苛法，草莽地对待法理问题、伦理问题，就是一种不切实际的幻想。就像单纯的民主制，最后也会演变成多数人的暴政。

德国电影《浪潮》，那个老师也只是做了自以为能控制的课堂实验，结果滑向不受控制，两个学生死亡，自己被逮捕入狱。他的初衷也很简单，就是探讨纳粹会不会历史重演。

结果我发现，只需要一个热衷普世价值的领袖，和一群正义感爆棚的人。

这样的正义，并没有价值。

陈缃眠，简书版权作者，人文艺术博主，公众号：眠先生。转载请简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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