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孩子王》有感

在某读书软件，看到一则关于《孩子王》的评论，“那么多读过书的年轻人离开家乡，到偏远农村做没有知识含量的事情，这是什么时代的事啊？”我有点受刺激，不过几十年前的历史大事件这么快就烟消云散了吗？

提出这个问题的应该是一位不太了解那段历史的年轻人，作为赶上一个尾巴的亲历者，还是先说说这篇小说的背景吧。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因为一则“知识青年到农村去…“的指示，前后十届以上的初中、高中学生大规模地离开城市，到农村插队落户，在全国的城市居民家庭中，几乎家家都和“知青”下乡有关联。

七十年代之后，一些脑子活的开始找关系开后门，找些理由，像有病呀，父母身边没人呀等等，偷偷摸摸回城了。后来，国家允许知青通过招工、病退、工农兵学员、独生子女或父母身边无人，参加高考等等渠道，逐渐返城，直到一九七八年明令停止了这一场上山下乡运动。

后来，有关知青主题的小说、电影、戏剧层出不穷，例如《年轮》、《孽债》、《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蹉跎岁月》等等，从不同的视角反映这一场人类现代史上罕见的人口大迁移。

著名作家、编剧、文化人阿城的《棋王》、《树王》、《孩子王》，是阿城在云南插队多年之后，于八十年代中期发表的三篇描写知青生活的中篇小说。虽然也是描写知青生活，但是立意和风格都非常不同。

三篇小说被赞为发端于上世纪八十年代的新时期文学经典之作，后称“三王”，四十年来经久不衰。

“三王”每篇各有特点，我最喜欢的是最后一篇《孩子王》。

《孩子王》说的是一位在边疆地区插队七年的知青老杆儿，被调到农场的学校去教书的一段经历。

一开头是一个快乐的场面。支书通知老杆儿，农场调他去学校教书，第二天就要报到。那一晚，知青伙伴们“男男女女来了一大帮”，聚到他的宿舍，弄些酒，菜，闹闹嚷嚷，嬉笑戏谑，好像过节。大家七嘴八舌逗他使了什么好处，能调到学校去，其实只是玩笑。同宿舍的老黑一边为他高兴，也有些恋恋不舍；还有个女知青来娣，在队里管做饭，有些胖，说话嬉笑怒骂地，似乎粗鲁，其实内秀，她喜欢音乐，不仅会唱歌，还能写歌，和老杆儿之间好像互相有点好感，她也希望有机会到学校去教音乐。

支书和他们相处得也很好，一开头通知老杆儿要去教书那一段，寥寥几句，看到支书的朴实，跟老杆儿之间的亲昵，一副其乐融融的画面。

不过，细心一些的读者也能从欢乐中看出苦涩和荒诞。

老杆儿喝了几口苞谷酒，心里觉得恋恋的，就说，大家结婚有了小娃，少不得要在我手上识字，我不会辜负了大家的娃娃。大家都说当然，虽然都是知青，识了字的来抡锄，将来娃娃们还是要识字，不能瞎着眼接着抡锄。

荒谬的现实被知青们视之为当然地道出，更凸显其荒谬。类似这样的笔触在小说里不断能看到：

老杆儿说，初三是毕业班，很重要的，我只读到高一，怎么能教呢？领导老陈说，没问题，我是小学毕业，不是更不行；

问老陈，有什么具体的进度和教学标准，回答是都没有，你就大胆教，这里没有高中，规定十八岁才能干活拿工资，不读书，也没有事干，不如在这里学一学。言下之意，你随便教，能把讲台站下来就成。

看学生没有课本，老杆儿很生气，找到领导老陈，老陈说，忘了告诉你，我们地方小，常常领不到书，印不出来。老杆儿奇怪，国家为什么印不出书来？纸多的很嘛！生产队上发的批判学习材料那么多，怎么会课本印不出来？老陈这才正色：“不要乱说，大批判放松不得，是国家大事。课本印不够，总是国家有困难，我们克服一下。”

老杆儿上课讲到的课文内容：“一个地主搞破坏，被贫下中农揪出来，于是这个村子的生产便搞上去了。”

故事就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展开。

老杆儿硬着头皮走上了初三班讲台，没有课本，学生每天花很多时间抄课文，因为认识的字很有限，虽是初三学生，却不具备阅读的能力；写的作文只有几十字，还是抄的报纸社论。老杆儿有些茫然，不知道这样下去对学生的将来有什么用？

班上有一个学生叫王福，他和别人不一样，特别认真，凡教过的字，他都认识，而且精确地统计，一共学了三千四百五十一个。老杆儿从他这里得到启发，与其囫囵吞枣地抄课文，不如先“结结实实”地识字。王福的父亲叫王七桶，老杆儿在为队里拉粮时曾遇到一次，是个哑巴，朴实、有力气、不怕吃亏，老杆儿在心里很尊重他，发现王福是王七桶的儿子，心里又很感触。

“识字”或者说“字”是这篇小说情节发展的一条线索，这个情节线里，新华字典作为一个道具，在情节发展，丰富故事的过程中起了很大作用，直至引发小说的高潮。

第一次出现新华字典，是老杆儿在报到时看到老陈桌子上有一本；

新华字典再次被说到，是王七桶到镇上拉粮，自己留下看车，吃带的干粮，让其他人去逛街吃饭，同时委托他们帮买一本“新华字典”。作者特别描述了别人回来说没买到时，王七桶眼神里的失望。

后来，老杆儿趁星期天回队里玩，大家又聚一起，老杆儿说到王福认字的事，大家叹息，都说不知道自己能认多少字，想起找本字典比一比，才发现，只有来娣有一本。当晚，老杆儿回学校路上，来娣等在那里把字典送给了他。

至此，关于“新华字典”的铺垫算是完成，后面便轮到它发挥作用推动情节了。

老杆儿回队里这一趟很有收获，那天大家围着‘认字’这个话题你一句我一句地聊天，因为靠近边境，外国的电台比中央台还清楚，老黑说从外国电台听到，仅仅识字，还是文盲，只有能读懂文章，明白文章里的意思，才不是文盲；后来支书来了，说到儿子帮他写信闹的笑话，大家都快活得哄笑。老杆儿听了，笑了，也打定了主意要教学生有用的东西，不仅教他们识字，还要教阅读和文字表达的能力。

在老杆儿的眼里，王七桶和王福虽然贫穷卑微，王七桶甚至不能说话，对学文化却有着近乎虔诚的渴望，支书的儿子读了中学不会写信、不会写信封，这两件事都让他感受到自己的责任。

回到学校，确认了领导对怎样教并无规定，老杆儿便索性抛开了课本，领着学生好好认字写字，好好写作文，不许他们再抄社论，不许说一些虚头巴脑的套话，一切从写清楚一件事开始。做了这些，老杆儿觉得“畅快许多，好像出了一口闷气”。

半个多月后，学校修房，初三班负责进山砍竹子。为了教导学生要老老实实写作文，老杆儿和学生们就作文能不能提前写好展开了讨论，老杆儿强调，记一件事只能在事情发生之后。王福坚持说自己能提前写出来，而且不是抄，还要以此赌老师的字典。

自从有了来娣送的新华字典，老杆儿每天上课都带到班上，成了班上的圣物，有人出山到县里去买都买不到，使这本字典愈加神圣。

看王福这样子，老杆儿有点儿犹豫，又想，记录一件事只能在事后是再明白不过的道理，没什么可惧怕的，便一口同意下来，还顺便同意了王福提出到他们队去砍竹子的条件。

第二天老杆儿带着学生到达王福所在的三队时，王福和父亲王七桶已经把竹子砍好了，王福说，我和爸爸昨晚先砍了竹子，然后我回去写作文，在家里放着呢。我赢了。

老杆儿看着认真的王福，很感动，但还是告诉他，你昨天写的作文，写的是昨天的劳动，并不是今天的劳动。记录一件事，永远在事后，这是扳不动的道理。

就这样，老杆儿一心一意教学生们有用的东西，也教他们实实在在地做人做事，尊重常识。既赢得了学生的爱戴，自己也感受到了快乐。

小说快到结尾的时候，又有一段特别快乐的情绪。知青们来到学校看电影，来娣为初三班的歌也写好了，知青们快乐地聊天，快乐地唱歌，老杆儿和伙伴们在一起，很高兴，心里想着，以后要让学生也快乐一些。

第二天作文课，老杆儿让学生们写自己熟悉的人，学生们都有了进步，王福写了他的父亲，尤其优秀，老杆儿激动得眼睛都湿润了，不敢相信自己能做到这样的事情。他高兴地和学生们说，下午要教大家唱一首特别的歌，是专门为初三班写的。学生们自然都很期待。

可是，快乐的歌声还没有唱响，阴霾出现，总场来人了。

其实也不是没有征兆，之前老陈提醒过他，隔壁的女老师也提醒过他，说总场知道了他不按课本教书，和学生打赌的事也知道了，让他小心一点。

不过执着、天真的老杆儿并未在意，因为他相信教书就要教有用的东西，这些孩子没机会念高中，更谈不上上大学，回到队里，干什么事情都能写清楚，也不枉学校一场。他相信自己在做正确的事，所以他对老陈和同事的劝告都没放在心上，他觉得这都是常识，一心沉浸在结结实实做了一点事的快乐里。只是，他没有意识到，在一个荒谬、官僚的环境里，这些常识并不被尊重，也容不下一个有理想，希望为学生为社会做一些事的年轻人。

最后，老杆儿把字典送给了王福，平静地回到了生产队。

他带走了孩子们的作文，那是他对学生的眷恋，也是对自己成绩的缅怀。他对吴干事说他不会抽烟，这是他的鄙视和不配合，这个情节让读者立刻回想到小说那活灵活现的开头，支书通知他去教书时，扔给他一支烟，他笑呵呵地捡起来，点火吸了一口，说“金沙江？”...。

这篇小说的文字，简单、朴实、简练、不动声色，没有同时代一些作品对苦难、对大喜大悲的渲染，也没有对时代悲怆的血泪控诉，作者就这么心平气和，波澜不兴地讲着一个貌似普普通通的故事。但在这些不经意的轻描淡写之中，却蕴含了丰富的内容，隐藏着作者深刻的思考，和对现实的批判。

比如说，你怎么看待老陈这个人？最后，他和吴干事相互推脱，谁都不想和老杆儿说，让他离开学校回生产队，作者通过这个情节想说明什么？

看这篇小说，感觉作者大有一副姜太公钓鱼的姿态，诸位看官随便看，你读出什么就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