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二十岁，他四十七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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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我们第一次见面是在小城镇的卫生院。

而在中国，最不罕见的就是这样的小镇了，一个镇连着一个镇，村靠着村，队衔着队。最后变成宏大冰冷的数据背后的，就是这群隐藏在小家庭背后没有特色的人。

无数个新生儿哇哇痛哭，无数个新任父亲的百感交集。

那是我们第一次会面，确实是在一个没有医院只有卫生院的小镇。

- “那你什么感觉？”

-“你又小又瘦的，就像这样。”他若无其事地比出八的手势，就像二十年前我确实只有他伸开的拇指到食指间的距离一样。“本来准备把你丢了，你妈说先留着吧，这才没丢。”

-“哦？又不是超市门口从左数第二个垃圾桶里面捡的了？”

二。

初见时，他已27岁。正好是他出生时，他爹的岁数，只是他那时已有三个哥哥。

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晚婚晚育，算是特例。究其原因，只怪他情路坎坷。

大概是情路太过于坎坷，至今也还没遗传到我一分。

我听过挺多人的爱情故事，他的，总是带着一种时代的喜感和悲剧性，之后写家族史的时候再说，在此就不重述了。也还好他一路不顺，要不然哪来我的出生。

三。

我没见过很多父亲的样子，除了朱自清《背影》里翻过月台为他买橘子的父亲背影，其他的父亲摸样似乎都大同小异，以至于使父亲的形象大都毫无特点。

我从小就会在作文里写“我最崇拜的人是雷锋叔叔”，却羞于予父亲以正名与掌声。

在他和我相处的这二十年间，我们确实曾短暂分开，待他发觉我可能要重演他的人生悲剧时，不顾当时艰难险阻，将我接到了他的身边。后来，历史证明他是对的，那群未曾被发掘的孩子被时代赋予了具有同情色彩的名字“留守儿童”。

2001年，我不再只是寒暑假探望父母，而是与他们，与武汉朝夕相处了剩下所有的时光。

爬竹梯摔破脑袋的那一年，我五岁，他三十二岁。那是个极为平常的夏夜，我坐在自行车的前杠上，抬头看见他一片雾霭的眼，五岁所有的风全被他的外套挡走。我拼命哭，他拼命踩。时至今日，我依然记得手术时缝针时清晰的疼痛感，以及他低声地恳请医生尽量轻点。

在我们相逢的这二十年里，他所做的一切难道不都是如此？一手护，一手挡？

他从未接受过好的教育，就尽其所能给我最好的教育资源。

他说他小时候跟小伙伴比赛憋气，差点闷死在深潭里，就狠狠吓哭每天欺负我的熊孩子。

他有四个兄弟姐妹，所有亲人都有两个孩子，他却坚持只要我一个。

他年幼时只读过《三国演义》《水浒传》和《西游记》，却带着我跑遍了武汉大大小小的图书馆。

他从未从他爹那里接受过一丝建议与恩惠，却将他毕生所有人生感悟毫无保留地传输给我。

他四十多年来，去过最远的地方是东北，却把我养成“妄想满世界荡悠的浪子”。

他说他上学就是跟着老师满村里念毛泽东语录，就放任我每天放学回家第一件事情就是看电视玩电脑。

他曾经发烧到昏迷，他妈尝试用迷信救他，最后福大命大挺了过来，就破除封建迷信，思想里竟都是进步。

四。

这些年，他对我做过的最有帮助的一件事情是：

他向来是以生命对等的角度和我对话，无论我处在什么年龄。

二十七岁的代沟，有时真枪实弹，有时也仅是虚晃一枪。

他跟我一起玩最新的“小霸王游戏机”，一起冲关升级。

他带我去网吧，去完成所谓的“找资料”的作业。

他不介意我在所有人面前直呼他的大名，包括小名和外号。

他愿意帮我完成所有无意义的罚抄任务。

他帮我找各种理由，配合我表演，逃掉上课、作业和考试。

高考前的五个月，他爹去世，埋在村后的一座叫“寨子山”的山头。那天，风云皆是常色，按照风俗习惯，我们排成队用自己的衣服装一捧黄土，再撒在棺上。隔着辈分，我站在老后面，小心翼翼地看护着着那养育了一代又一代人的土，抬头看不清他的脸。

那天回去的路上，我偷偷问他：“你的爹葬在这里，那我的爹呢？”

“撒进长江就行了。”

他生活在迷信成风的年代，却一直教育我相信科学，我们不是第一次谈及生死，只是从未如此之近。

他从不会觉得我在此时此刻问他这样的问题有多不合时宜，只是给出他的回答。“撒进长江就行了。”

那天我们在那座低矮满是坟墓的山头停留了很久，如今回望，哪是山啊，分明是一代代人妄图改变但从未走出这座寨子山的平凡故事。

五。

我们初次见面时，我零岁，他二十七岁。

如今，我二十岁，他四十七岁。

他说他的童年是放牛，少年是闲逛，青年是搬砖，中年是谋生，壮年是准备离别。

过去我常爱用筷子去接他溢出杯的啤酒沫，再一口吞掉泡沫。这过去的二十年，于他于我难道不正如这口泡沫？这二十年，是你逝去的青年，中年与壮年。

谢谢你，从不吝于将你生命的酒全倾于我的杯中。

这二十年的泡沫，我先干为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