褪去意识形态色彩后的刘文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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褪去意识形态色彩后的刘文彩

读《刘文彩真相》札记

1999年11月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推出了笑蜀先生著《刘文彩真相》一书，该书的问世又为在意识形态色彩中着了重笔的一个典型人物还原了本来的面目。读了此书，当年当局塑造的恶霸地主刘文彩的浓墨重彩逐渐褪去，才得知水牢是一个毫无根据的编造，而到处现身说法忆苦的冷妈妈，不过是当时按着当局需要的脚本能进入角色，表演逼真的一个好演员。收租院也是脱离了事实按照意识形态的逻辑层层演绎，甚至康生也介入其中参加编导，完全是按着"阶级斗争"的模式集体创作出的作品。至此，人们得以明白，60年代以后，在中国大地上家喻户晓的罪恶的地主阶级代表刘文彩，不过是当时意识形态需要下，人工塑造出的一个反面教员，而且拉出死人刘文彩来批判，也不乏当时的四川当局与刘文彩的兄弟起义将领刘文辉之间的过节。

尽管，改革开放20年来，这些事已无人多提，这段历史已不为当代的年轻人知晓，但由于刘文彩的知名度在40岁以上的中国人中几乎无人不知，当地政府不失时机地利用这一宝贵的高知名度资源，在保存文物的意义上给昔日的"地主庄园"以文化意义，以"刘氏庄园"而招来旅游者，以增加地方收入。但是由于那个虚构的罪恶的刘文彩还在不少人的头脑中存留，而刘文彩家乡的当地人则从未把虚构的刘文彩当成真实的刘文彩，这种认知上的差距，除去别有所图的人外，在善良的人中，还不时在感情上荡起波澜。去年我在一刊物上看到因该庄园旅游点卖出标以刘文彩家传的特色食品，而有一女士义愤填膺，痛斥这是为了赚钱而忘了血泪仇。为此，《刘文彩真相》一书的出版，可以说不但还原了一个历史人物的真面目，而且也化解了不必要的情感冲突。

那么，刘文彩究竞是何许人呢？《刘文彩真相》一书告诉读者，刘文彩只是兵荒马乱的年代里，众多军事政治集团之一的四川军阀刘文辉为首的刘氏家族军事政治集团的一个重要成员，先是为这个集团聚敛钱财，后利用民间帮会为这个集团撑托，与中央政府抗衡，作为这个集团的一员苛政敛财对人民和社会的危害是史不能隐的，这一点刘文辉将军自己有史笔直书，因家族利益与当时正在抗日的中央政府暗抗也不具有积极的社会意义。但作为一个个人，刘文彩除了具有普通人都可能有的人性的弱点之外，与人相处也不乏人情味，也不为害乡里，甚至晚年还有对地方和社会都有重大积极意义的善举--兴办了"文彩中学"，这样一个无论从当时和没有意识形态彩色彩的后世来看，都是有积极意义的事。

平心而论，刘文彩这样的人在民国后兵荒马乱，群雄并起的军事政治集团中，不在少数，他之所以能暴享"大名"，实在是特定历史条件下各种机缘之凑合。今天，在褪去意识形态的色彩之后，我们应该怎样看待刘文彩这个从传统社会向现代化转型时代的历史人物呢？我个人的看法，这主要是要看在中国的这场从传统向现代社会转型的过程中，刘文彩是站在向开放社会转型的正面还是站在其反面，这是判断刘文彩历史地位的根本标准。

辛亥革命后，传统政治体系的核心皇权衰落，但中国社会在结构上、程序上和观念上，都没有为中国从传统政治向现代政治的顺利转型做好准备，民间社会的自组织化力量还停留在传统的宗法、地域和游民帮会的状态，除了上海等沿海大城市和极小部分革命和维新的精英层外，民间自组织化力量在专制政体的长期钳制下，还没有发育出成熟的民间组织化现代政治力量。在清廷预备立宪后，各省的咨议局刚刚在当时的地方精英层中为现代政治进行程序、组织和心理上的准备。在这样脆弱的转型条件下，当时处在权力核心，握有社会政权组织化政治力量和军事力量的执政集团或个人，即袁世凯和北洋集团，一旦背弃了追求民主宪政的誓约，打破了良性互动的游戏规则，如暗杀宋教仁、镇压反对派、洪宪称帝，就极可能引起政治上的混乱。因为旧政治体制已成近代中国衰落的象征，而新政治体制还没有站稳，社会在政治上运作上没有稳定的程序、没有在民主与法治下成熟的组织化政治力量、和没有在一个共同的宪政游戏规则下进行政治活动的政治心理。传统的称帝，成王败寇等政治观念仍有一定的市场。在这种条件下，任何破坏游戏规则的野心和行为都极难避免形成传统政治王朝更替时，各种政治集团或地方性政治军事集团，群雄并起的局面。事实上，袁世凯称帝时虽有强大的组织化军事力量，但其倒行逆施失去了合法性，致使"一夫作难而七庙毁"，酿成了群雄并起的局面，从政治学的意义上说，这里面有着很多对今天仍可引以为鉴的教训。需要指出的一点是，尽管，辛亥革命后，中国从传统政治向现代政治转型的条件脆弱，但任何公然打起从民政退到帝政旗帜，企图开历史倒车的人，从未能得逞，这足见中山先生提出的建立民有民治民享的民主自由的中国在中国社会是顺天应人的。而且，从民国建立到共和国建立，在不到四十年的内忧外患中，中国的民间社会在教育、文化、新闻出版、工商业上已有了扎实的发展。但在政治上从依靠军事力量而到依靠选民的投票箱获得政治权力的传统政治向现代政治的转型却始终未能完成。国民党与共产党共同合作，用军事手段击败了北洋政权后，内部分裂，国民党的"训政"在内忧外患中，未能顺利过渡到"民政"，后越来越依重"党治"（理论上是先知先觉的自觉革命精英集团），"党治"加领袖个人的"人治"，积弊难消，后在人心尽失下，国内政争中的另一政治集团共产党靠武力剪灭了群雄，中国选择了一条更为理想化更为曲折的现代化道路。

今天，在20世纪即将结束时，人们可以依着一条更清晰的线索，即在中国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时，中国现代史上活动的各个政治集团，哪一个政治集团的政治主张和作为更有利于中国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及各个集团在主观理念上和客观上是起了促进转型的作用还是阻止转型的作用，来纵观这百年的中国现代化历程。可以说，20世纪前半叶在中国政治舞台上，活动的各政治和思想集团，有理念先进而措施不得法者，有理念先进而时运不济者，也有理念错误而举措失当者等等，刘文彩隶属的四川军阀刘文辉政治军事集团，从本质上说不是一个有现代意识和救国理念的进步集团，而是一个为这个家族夺取天下或坐大一方的军事割据势力，它更贴近浓厚传统社会改朝换代时群雄并起中的纵横捭阖的军事政治集团。因此，刘文彩为这个政治集团的活动，从本质上说，没有任何进步和积极意义。

从刘氏家族看，几代以前基本上是普通的农民，刘文彩、刘文辉的父亲刘公赞也是家财并不富有的自耕农，他无力供养六个儿子全部上学，甚至幺子刘文辉读书尚得读免费的军校。这个家族完全是沿着传统社会的农耕为本，"学而优则仕"，读书做官，光耀门楣的路子走。只不过民国初年，中央失去了对地方的控制力后，在有枪就是王的乱世之中，刘文辉学习的现代军事知识，有了用武之地，在此过程中他依靠权术武力和诈力，纵横捭阖，有了一支自己的武装，有了一块自己的地盘，开始发迹，称雄一方。至此刘氏家族才登上了中国的政治舞台，刘文彩才得在以其弟刘文辉所辖的地盘里呼风唤雨，点石成金地聚敛钱财。从刘文彩本人的历史看，他为刘文辉集团效命分两个阶段。先是叙府（宜宾）十年，在这段时间，他利用手中权力，苛政敛财，对人民"竭泽而渔"；垄断经营，与民争利，把民间资本挤压得纷纷破产；非法进行毒品贸易等手段为这个军事集团，提供财政支持。1932年"二刘大战"后，刘文辉集团败走川康雅安，刘文彩也席卷钱财，退回家乡大邑安仁。后是啸聚江湖，在家乡蛰伏一段时间之后，抗战开始后，刘文彩又为刘文辉组织联系游民帮会袍哥会，支持刘文辉集团与抗战中的中央政府暗中抗衡。公允地说，诚如本书作者所言，在当时的中国几乎没有一个军事政治集团不采取这些非法手段聚敛钱财，甚至，有能力的还借外国资金以维持其军事政治集团活动的经费。1928年以后，中央政府搞的统税也只在南京政府权限所及之处施行，之后军阀大战又起，中央政府和各军事政治集团都不能仅靠正常的税收维持其活动，所以预征，强征，变相厘金、乃至贩毒到处存在，这种分裂割据的局面，对于中国社会的总体进步和工商业的正常发展消极意义大于积极意义。同时还应该看到，正是中国社会存在着大量的"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这样的赃官，至使中国社会民困难酥，以千百万小民的不公正的赤贫为代价，产生了一个又一个的巨富之家。所以刘文彩"叙府十年"的生涯无论对中国还是对当地社会的发展都毫无可称道之处。其后，刘文彩在川西一带组织袍哥会，为刘文辉集团张目，也谈不到有任何积极的社会意义。这里必须指出，尽管孙中山革命时曾依靠过会党，但从近几百年中国社会的总体发展看，以游民为主体的下层社会民间组织会党在社会中不是建设性的力量，其末流演化成一种与地方劣绅或赃官相勾结的只论亲疏，不问是非，为了金钱和争地盘可杀人越货的近乎黑社会的帮派组织。刘文彩在川西的袍哥组织就是这样一种组织。在近现代中国各种政治力量都试图利用帮会，但诚如《刘文彩真相》一书作者所言，帮会的存在本身就是对"现存政治秩序的抗议和否定"，"具有天然的政治反叛性"，因此，它不可能与正统的传统中心政治力量和具有现代理念的社会中心政治力量在精神上认同。所以它在抗战时的四川，也多为地方腐朽势力所用，不可能为中央政府所用。书中提到当时在野的共产党也利用过四川的袍哥组织，但这决不说明袍哥会认同共产党的政治理念，中共一旦一统国家，成了社会的主流政治力量之后，也必须产除这颗历史久远的社会毒瘤。尽管国民党主柄国政后在政治上不乏败笔，与后来主宰中国的共产党人在政治主张上也大相径庭，但当时的国民党中央政府在建设国家和抵御外敌上都还是促进中国向现代社会转型的，具有积极意义。否则国共的两次合作又从何谈起呢？刘文辉集团与国民党中央政府和蒋介石的矛盾，并不能证明刘文辉集团是一个中国社会进步力量。尽管刘文辉从42年就与中共上层建立了联系，甚至让中共把电台设在其地盘内，但这决不能说刘文辉本人或集团是为了追求救国和进步的政治理念追随中共的，事实上刘文辉本人和这个家族集团仅是出于恐惧蒋介石消灭自已这个只为家族利益负责的小集团，出于自保才与中共建立联系的。刘氏家族集团在国民党大势已去之时，公开起义，认为追随了中共就可保持其家族利益。但他们低估了中国共产党"与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和"传统的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共产党宣言）的决心。因此，后来这个集团在观念上与中共的政策不可能合拍，其悲剧性的命运几乎是不可避免的（当然，刘氏家族的另一支刘湘将军在抗战中服从中央军令率军出川抗日，病殁于职，自当受后人尊敬，文革中毁墓掘尸，至今找不到遗骨，这实在是对人类文明的亵渎）。尽管中国古训有"杀俘不祥"之说，但彻底与传统观念决裂的共产党人们在极端虔诚仍至狂热的理念下，对降者采取了极不宽容的态度，直到1979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形势才有所改变。当然，我也同意《刘文彩真相》的作者所推测的，如果刘文辉集团走运碰上陈庚大将那样沐传统文化遗泽，通达人情事理的方伯，也许境况会好一些。

有一点需要指出的是，刘文彩从叙府（宜宾）退回家乡后，虽发财手段不义，但已成了当地的富户，加上刘氏集团在川康的势力，刘文彩已具有刘氏家族的川西帮会首领和当地著名乡绅两重身份。在前一重身份上，刘文彩为这个家族的利益竭尽全力，其历史意义前面已有叙述，但在后一重身份上，刘文彩利用刘氏家族的势力和本人的财力，也有依中国传统乡绅行事一面，其晚年在维护地方公益事业特别是兴学办教育方面是值得称道的。刘氏家族保有传统社会中尊师重教的家风，刘湘病故后当局按遗族之意办了"甫澄中学"、刘文辉在成都办过"建国中学"，其大哥家族族长刘文渊清末秀才，后官至四川省高等审判厅厅长，一生为官清廉，为人正直，保持书生本色，对刘文彩的精神世界是有一定影响的。所以刘文彩自已虽然没读成书，但其对读书人始终有敬重之心。在抗战期间，其为"文彩中学"的建立和发展，竭尽财力（约值40年代200万美元）并注入大量心血，为中国向现代社会的转型培养了不少俊逸可造之才，其中不少上不起学的贫寒子弟是在"文彩中学"的资助下，得以完成学业，这一功绩是不能磨灭的。以刘文彩当时"文彩中学"的校园设施建设和师资力量的配备，如果中国后来的政权更替不对教育发生如此巨大的影响的话，"文彩中学"一定能为中国的现代化贡献出更多的人才。从这一点上来看，从清末废科举以来，乡绅在中国现代化的转型中，对乡村社会现代化的发展究竟是积极意义大于消极意义，还是消极意义大于积极意义是值得重新探讨的。当时在延安边区政府治下有开明绅士李鼎铭，这是昭之于史的。八路军晋绥根据地驻地兴县的开明绅士牛友兰对当地现代教育事业的贡献和抗日战争的支持都是留芳后世的。但像牛友兰这样的把大批子侄送到延安，得到毛泽东首肯的开明绅士，在土地改革运动中还遭到批斗，含冤而死，四十多年后才得以恢复名誉（见《吕梁教育简史》山西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下册504页）。而多数乡绅在这场大变化中，大都难逃当成黄世仁式的劣绅来对待命运。现在当人们不用宗教狂热式的意识形态眼光观察问题时，重新审视当年中国的那场土地改革运动，不得不遗憾地指出：当时过份强调了农村土地占有不均的状态和土豪劣绅对农村社会的影响，而忽视了乡绅在农村社会发展中的积极意义，致使在这场革命中玉石俱焚。终断了农村社会精英与现代社会文明中心在精神上的联系。致使几十年后的今天，我们在农村看到的较好的情况是"能人治村"，其文化内涵比起牛友兰这样的乡绅对农村社会的影响来说，仍存在着质的差异。其实在一个正在向现代社会转型的社会中，用制度建设和教育文化为先导取得的社会进步比仅依靠一批人对另一批人的流血的革命，可能结果来得更扎实一些。对付土豪劣绅祸乱农村等等社会不公正的现象，仅用被压迫者打倒压迫者的方法，显然失之简单。

《刘文彩真像》一书的出版，虽然澄清了加在刘文彩身上的不实之词。但中国的思想界不能仅停留在真像还原(当然，这是最基础的工作)，而应该透过历史的迷雾去思考这百年风云中，各种人物和事件对中国社会发展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