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翰•威克里夫——英格兰宗教改革的先驱
（译自《照亮历史航程的灯塔》）
作者 [美]约翰•洛德
译者 蒙钧
生卒年：1324-1384
改革的曙光
威克里夫这个名字代表了新教改革的曙光，而新教改革又暴露了逼使其出现的邪恶。我并不把早期的新教改革视作单纯的神学运动。事实上，无论是天主教还是新教的神学，经过那些至圣权威的系统阐述，都与早期教会神父们的理论没有实质性的差异。奥古斯丁的教义也能被托马斯•阿奎那及约翰•加尔文平等地接受。我们在神学课堂上所学习的所谓系统化的神学理论都是根据保罗及其他使徒的著作推演出来的系列论述，后来又经过圣亚塔那修、耶柔米、圣奥古斯丁及其他早期教会贤哲的润饰及条理化。到了中世纪，又有学院中的学者运用令人叹为观止的辩论技巧及精巧细致的辩证技巧，借助于古代最伟大的逻辑学家亚里士多德的方法，维护这神学，流衍而为哲学。路德也好，加尔文也好，基本上都没有背离这些针对诸如上帝的存在与属性、三位一体、罪与罚、救赎、天恩、宿命论等重大问题的阐述。现代新教教义与早期教会神父及经院学者阐述基督教基本义理的著作相一致。当然，有关礼拜、圣餐、教会政府、助益宗教生活等为经院学者所捍卫的观念确实不为新教徒所接受。这方面，早期基督教神父的著述中也没有很多权威之论。新教与天主教的主要分歧表现在如何看待教会机构上。随着基督教在与异教的斗争中逐渐占上风，教会机构也壮大起来，在中世纪又获得充分发展。然而大规模的、骇人听闻的腐败也侵蚀了这些机构，结果导致改革呼声的出现。这就是威克里夫的呼声。他谴责这种滥用威权的行为，因此而蜚声于世，成为改革先锋。神职人员及非神职人员——甚至包括诗人——也普遍承认腐败问题的存在，偶尔也加以抨击。这种现象太严重了，想否认也否认不了。
那么教会机构究竟有哪些突出的罪孽？威克里夫又是针对哪种罪孽大声疾呼的？毕竟在他那个时代只有一个教派。在我们理解改革家们的工作与教诲之前，有必要梳理一下这个问题。这方面我只能做一叙述，无法展开阐述。我述及的也只是那些最无争议的事实，不涉及神学教义、伦理道德、基督教会专权等问题。
这一切的核心、关键及后台便是教皇体制。这一体制是一套机构，是一个庞大的政府，不是一种宗教。我前面提到过，这一强势权力是由里奥一世、格里高利七世和英诺森三世建立起来的。另外还有一些我没提到的人也参与其中。可能很多人会说，这样一种集中的精神权力符合黑暗时代欧洲社会的需要，我不该敌视这样的权力，或是用不敬的言辞加以抹黑。或许正像其他政府那样，是时代的需要把它召唤出来，它携带着数百年积攒的重量压向我们，它背后的教皇体制所拥有的影响力或许会超过我们的时代任何单一组织的影响力。教廷擅权，罗马教皇因此而将宗教权力与政治权力集于一身，对此我是无法加以回护的，更别提教皇们与国王们在授权问题上进行的争吵了。他们的聪明才智以及争强好胜的精神在这方面比在为推动文明进步而努力的方面表现得更加充分。
在威克里夫的时代，教皇们在英格兰执掌大权极大地开罪了这块土地上的世俗统治者。教皇们宣称这个岛屿作为国王的财产既没有正当的理由也没有法律依据。这一断言的结果便是对英格兰民众的横征暴敛，对政府统治的削弱，给国家带来贫困。教皇委派自己的亲信担任要职，享受优厚的俸禄。教职升迁几乎完全由教皇说了算，而且经常沦落为一种买卖。在约翰所所处的时代，国家被迫缴纳岁贡，老百姓还要缴纳“圣座献金”（Peter's Pence，指宗教改革前英格兰每户人家每年缴纳给教廷的一便士税金。——译者注）。数额巨大的财富被以各种各样的名目输送到罗马。教士和俗众一样被课税。出售可领取俸禄的圣职、册封权力、主教教座转让、圣指环与权杖（主教权力的标志）的授赠、选举结果的确认及种种赋税都能带来收益。这就惹恼了君主们，引发了政界人士最严厉的谴责。
与教皇的横征暴敛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是托钵修道会的修士，尤其是多明我会修士和方济各会修士的大量增加。这个组织是由英诺森三世创建的，以传教为使命。这些游方牧师身穿黑灰相间的道袍，遍及英格兰的城镇和乡村。他们的组织建立一百年后，这些人已成为教皇权力最大或许也是最精锐的士兵，作用类似于其后的耶稣会以及百年前的循道宗，以赢得民心、督促人们过宗教生活为目的。不过在十四世纪，他们是很讨人嫌的。他们售卖赎罪券；他们发明种种伪善的骗术；他们表面上生活清苦，实际上贪墨无度，日子过得很是奢侈；他们还诽谤中伤普通神职人员；他们篡夺教区牧师的权力；他们给他们的修道院带来滚滚财源。天主教的权威人士自然不承认这类修道会随着其人数的增加和影响的扩大，其堕落也严重到如此程度。然而，其他历史学家则引述本身也是天主教徒的早期改革家的言行，充分揭露了这类修道会的罪恶行径。读者若是读一读乔叟的讽刺性文字，可以对当时的民众如何评价托钵修道会修士有一个真切的了解。瓦尔特•司各特刻画的托钵修道会修士塔克与多明我会修士或方济各修士有很大差异。多明我会修士和方济各会修士是那个时代的宫廷御用告解神父，也是最常见的传教士。到了十四世纪，他们因相互妒忌、竞争和敌视而衰败。多明我会、方济各会、加尔默罗会等各个修道会尽管都以贫穷自我标榜，但都拥有规模宏大的修道院，依靠世俗社会的信任而养尊处优。除了这些托钵修道会修士，英格兰的土地上还散布着隶属于各个本笃修道会的修道院及其他宗教场所。这些机构虽已十分富有，仍对穷人盘剥无度。当时每三百万到四百万人口中就有两万多僧侣，其中的大多数过着懒散而放荡的生活，也不断受到指责。有人也曾尝试过对各类宗教机构进行改革，但全都失败了。世俗官员的生活也不见得比大多数僧侣更值得尊重。很多历史学家也谴责他们贪赃枉法、荒淫无耻、愚昧无知。正是他们的无能、失职和对百姓精神需求的漠视才导致托钵修道会大行其道。他们因此而遭到报应，变得比教区牧师更令人不齿，而他们的职能却已被教区牧师窃取。在林肯郡的格罗塞特主教所处的时代，牧师和修士都会频频光顾酒馆和赌场。神职人员所拥有的财富实在过于庞大，过于来路不正，以致早在爱德华一世统治的一二七九年，国会就通过了一项有关宗教永久财产的法令，禁止宗教实体在未得到国王许可的情况下接受遗产馈赠。
在神职人员骇人听闻的丑行不断增加的同时，腐败也渗入教会的教义中。这不是指那些严格意义上的神学教义，而是那些与典仪相关的教义，还有那些对赦罪和圣餐发放条件的规定。在十三世纪，经院哲学已发展到巅峰。我们注意到，圣餐变体论、俗众见不到圣杯、领受圣餐须以忏悔为必要条件等教义已经确立。这些措施极大地强化了神职人员对迷信民众的心灵控制力，也引出了更加无耻的恶行。如对自我惩罚教义的歪曲，——原教义说的是悔悟之后再做出世俗性的惩罚有助于灵魂战胜肉体的专制，但后来却常常把这当成对罪孽的补偿。因此贪得无厌的牧师只向那些他们能够控制和掠夺的人开启天堂的大门。
这就是威克里夫出生时教会的状况。威克里夫是1324年出生在约克郡的里士满附近，此时距托钵修道会创建大学和英诺森三世具有历史意义的篡权已过去了一个世纪。
一三四0年正当爱德华三世当政时期，十六岁的威克里夫进入牛津默顿学院学习。在当时的经院神学家眼中，默顿学院是最出类拔萃的。其他较著名的学院还有艾斯利普学院、布雷德沃丁学院、奥卡姆学院，或许还要算上邓斯•司各脱学院。威克里夫似乎学习很刻苦，把大量精力投入到对那些在中世纪的精神领域有至高无上的地位和极大影响的学问的研究中。在获得牛津大学授予的神学博士学位之前，他还接受了十九年的辩证逻辑的训练。我们不了解他获得学位之前在牛津大学的学术生活。他得到是福音学的博士学位，由此我们可以推断他主攻《圣经》学，他在《圣经》方面的学问应该比他的辩证逻辑的学问更出色。不过，即便就经院哲学而言，他在牛津大学也是超群出众的。圣•奥古斯丁、耶柔米及亚里士多德的著作他都烂熟于心。那个时候还不流行以注释的方式研究《圣经》文本。他熟练地掌握《命题集》和《神学大全》比他熟练地掌握圣保罗更容易得到晋升。
威克里夫似乎各方面的造诣都很出色，为他赢得了他那个时代的普遍赞誉。一三五六年，时年三十二岁的他写了一本论教会近期发展的小册子，分析了八年前大瘟疫造成的悲惨状况。一三六0年，时年三十六岁的他抨击托钵修道会。他作为一名改革家的生涯由此拉开了序幕。但他跟约翰•胡斯一样不能算是成功的改革家，因为他与之战斗的邪恶并没有被清除。他坚定地反对腐败。这种腐败是善良的人都为之叹息的。他还竭力反对那些他认为既不真实而且有害的教义。真理的证人是单纯朴素的，如果他们没有作为殉道者死去，那他们就是幸运儿。在早期基督教的教义中，“证人”和“殉道者”是同义词（希腊语）。第二年，也就是一三六一年，贝利奥尔学院推荐威克里夫到较富庶的菲林汉姆（Fllingham，英国林肯郡西林赛地区的一个村庄。——译者注）教区任职，同年又被提升为古老的贝利奥尔学院的院长。这位学识渊博的博士此时已成为牛津大学的“学监”之一。遑论当时，即便是现今，这也是十分尊贵的身份。一个十九世纪的不学无术的政客难以想象当年顶着经院学术荣誉的光环的教会大德是多么受推崇。这让他有了一个扩大自己影响的平台，也为他进入国会的厅堂铺平了道路。他所有有关法律事务的言论因此都带上了神谕的性质。他对那个时代一切重大政治、宗教问题的意见都受到重视。十三世纪赫赫有名的权威是大阿尔伯图斯•玛格努斯、托马斯•阿奎那和波纳文图拉。后一个世纪的邓斯•司各脱和约翰•威克里夫的地位不亚于这几位贤哲，而他们的影响则远非当时为爱德华三世效劳的任何一位傲慢的封建领主堪比，其声望之广超过了他们的封地，其声誉之高超过了他们的城堡。这似乎有些奇怪，学者或圣贤享有的荣耀竟然是在充斥着迷信与黑暗的年代达到了巅峰，原因大概是当时学者与圣贤都很罕见。现代的知识之光或许比古代更为充足，但学者和圣贤已不可能像他们的先辈一样在民众仰慕的目光中获得崇高的地位。现在有谁会驻足回头，用满含敬意的目光看一看刚刚与他擦肩而过的某位诗人或学者，就像当年的普通男女凝聚目光望向某位阿伯拉德一样的学者或某位但丁一样的诗人？现在就连韦伯斯特那样的学者也得不到他们五十年前享有的尊敬了。
有一些权力可以在征服者和国王的领域之外占据统治地位。这里对前后相继的各个时代的此类权力作一考察也是蛮有意思的。在九世纪和十世纪，这类权力的代表是身穿铠甲的男爵。到了十一世纪和十二世纪，如同古埃及一样，这类权力的代表成了教士（祭司）。到了十三世纪和十四世纪，这类权力的代表成了学识渊博的神学家，如同政治威权失效后的雅典学园。到了十六世纪——改革的时代——这类权力的代表变成了那些引发争议的神学家，他们很像提奥多西时代的神学家。到了十七世纪，这类权力的代表是那些能征善战的贵族。到了十八世纪，这类权力的代表变成了那些拥有封号的世袭性的侍臣和大地主。到了十九世纪，这类权力的代表变成了银行家、商人和铁路大亨，——这些人控制了国家的物质财富。只有在选举的时候民众才有分量，虽然选举的管理者还是政治家。就社会层面而言，富人都是工商巨头。如今只有金钱才是各个阶层共同膜拜的神灵。如果有谁对这一点还心存疑问，那就请他看看那些个学院、学校面对它们财大气粗的资助人或它们能指望会赏给它们点儿好处的人时表现出的媚态吧。在中世纪，学校的资助者是王室和贵族。但就是王室成员和贵族见了有学问的主教或神学大师也要鞠躬致敬。
威克里夫是代表学院派攻击教会的滥权胡为的。这并非一个微不足道的特例。其实在英国，声势浩大的宗教运动大多滥觞于牛津大学，而剑桥则在大规模的科学运动中居功至伟。一三六五年，威克里夫被任命为坎特伯雷会馆（伦敦大学一宿舍。——译者注）主管。该会馆由艾斯利普大主教创立，后归入基督教会，是牛津各学院中最气派、最华贵的建筑。艾斯利普于一三六六年辞世后，原坎特伯雷大教堂的一名僧侣兰厄姆继任大主教。他宣布对威克里夫的任命无效，而威克里夫担任主管（亦可称学监）的薪俸也被扣下。威克里夫为此向教皇申诉，教皇却认可了兰厄姆的决定。这并不意外，因为有几个曾遭到威克里夫痛斥的修道士就得到了教皇的支持。这样一个思想先进的人自然会开罪教会的首脑。在这一事件当中，国王也于一三七二年认可了教皇的决定。这一来自君主的允准是花了大笔贿金得到的。这笔交易丑陋至极，威克里夫压抑不下他的愤怒。
在国王做出这个决定之前，国会曾请威克里夫加盟抵制教皇乌尔班五世在一三六六年颁布的要求约翰（指冈特的约翰，英格兰国王爱德华三世的儿子，兰开斯特王室的奠基人。——译者注）的侍臣补交拖欠的贡赋的敕令。爱德华三世曾将这一敕令转交给国会讨论，国会毫不犹豫地拒绝了这一敕令，其依据是约翰未经国会同意无权强迫王国臣民行事。国会是威克里夫仅有的发声平台。他现在积极投身政治活动，而且很可能像莱希勒博士认为的那样，已在国会拥有一个席位。无论怎么看，他都称得上是个出色的政治家。1374年，他作为一名使者被派往布鲁日，与法兰西教宗的代表们协商外国人在英格兰教会担任享有丰厚俸禄的神职的问题。这个问题曾极大地得罪了英格兰维护民众利益的具有自由主义倾向的政党，——十四世纪早期确已出现这类先进的政党，虽然并未以这种名号行世，也没有现代政党的组织形式。实际上在当代世界各国中，无论你是具有那种倾向的人，都能在以前的各个时代找到自己的同类。清醒的、进步的人们高声表达的愤恨干扰了教皇在英格兰的宗教地位。威克里夫领导了这场针对滥权胡为的抵抗运动。身为神职人员，却带头反对教皇，威克里夫必须寻求强有力的保护者，以免遭受来自教廷的报复。
他找到的这个保护者便是兰开斯特公爵，即冈特的约翰。此人在英格兰炙手可热，其权势仅次于国王。或许威克里夫在布鲁日跟这位大人物（其“大”至少表现在地位、影响、出身几个方面）的交往非常融洽。这位大人物已经成为抵制教廷敕令运动的领袖了。不仅他在抵制，国会也在抵制。国会的的成员似乎走在了时代的前列。早在一三七一年，国会已经奏请国王将宗教势力从国家的一切重要部门排除出去，并且几乎将王国土地上所有能力最强、学问最好的人才收入囊中。自阿尔弗莱德的时代起，这一贡赋就未曾遭到无知而蒙昧的领主们的有效竞争。然而到了十四世纪，光明已经划破黑暗，曙光乍现，世俗中的贤明之士已经看出，让那些本应专注于灵魂职责的人管控国家事务和世俗事务是多么荒谬。但是，国王尚未准备与那几个权势煊赫的大臣决裂，因为他们都出自教会，况且这项贡赋已延续近两百年之久。威廉姆斯主教是最后一位充任总理的牧师；劳德大主教是最后一位充任首相的大臣。伊丽莎白王朝的一个显著标记就是它在英国历史上第一次几乎将高级教士全部排除在高层次世俗职务之外。在爱德华三世统治的年代，温切斯特的主教，即维克汉姆的威廉，掌管过御玺；艾克赛特主教担任过财政大臣，——或许在整个王国，这两个人是最有经验的管理公共事务的人才。威克里夫虽然也是个神职人员，却站在国会一边，反对教会。在论述“教会体制”的论文中，他主张，无论是神学家还是教会执事，都不应出任世俗职务，甚至土地管理员和会计这样的职务也不要担任。他还引用基督教古圣先贤和圣保罗的权威言论以支持自己的观点。这时候他已是牛津大学的神学博士和神学教授。他是在一三七二年，也就是他出使布鲁日的前两年得到这个高级职称的。一三七五年，王室推荐他担任莱斯特郡的卢特沃斯教区长，以奖赏他作为使节做出的贡献。
一三七六年，国会恢复了它对教皇傲慢态度和勒索行为的抨击。其缘由是教皇派驻英格兰的的收税官每年会向罗马输送两万马克或英镑，国会认为应该取消这笔贡赋。威克里夫毫不留情地抨击这种腐败和滥权的行为。效忠罗马的主教团最终被迫采取措施惩罚这个大逆不道的异端分子，逼其沉默。“异端”这个词儿在那个年月的意思就是与教廷的权威为敌，也就等于与教会的神学信条为敌。“异端”这个标签是掌权者能够施加的最严重的侮辱。对胡作非为的教廷的大胆谴责此时已面临危险。威克里夫被教士会议招至圣保罗大教堂，就其异端邪说进行答辩，坎特伯雷大主教和权倾一时的伦敦主教也参加了答辩，——后者出身考特尼斯大家族，是德文郡伯爵的儿子。威克里夫在兰开斯特公爵和纹章院院长亨利•佩西——即诺森伯兰郡公爵的先祖——的陪伴下来到祭坛后面的女士小教堂。高级教师们已汇聚于此。王国最有权势的两个人物不同寻常地闯进一向为教士们把持的圣殿引起了喧嚷。王国学界最有学问的牛津大教授在身穿象征王权的服饰的王族公爵和佩挂尚方宝剑的纹章院院长的保护下现身，会上演一出什么样的好戏呢？
威克里夫的立场跟他以前遭受攻击时一样坚定。除非教皇本人亲自下令，否则他是不会沉默的。他仍然承认教皇乃基督教世界至高无上的领袖。此时的教皇感到自己有必要强调一下他至高无上的地位，行使一下他至高无上的权威，不然的话他就会失去对英格兰的控制。于是他挥舞起他威力不减的武器，发布措辞严厉的诏书，以逐出教会相威胁，命令牛津大学将这个胆大包天的异端分子交给坎特伯雷大主教或伦敦主教处置，还进一步命令这两个高级神职人员警告国王不要与威克里夫同流合污。他还要求以教义严格审查威克里夫，将其关押，直到教皇怒意平息为止。除了这些诏令，教皇还派员面见国王本人。他决心这次要把问题彻底解决。然而事情的进展表明，这些措辞强硬的诏书在任何地区都不受欢迎。教士们不愿意与兰开斯特公爵为敌，毕竟这位公爵已是国之重臣，权倾朝野，而国王已病入膏肓，命悬一线。几个月过去了，他们迟迟没有执行命令。这期间枢密院还向威克里夫咨询，是否该照教皇的要求，允许税金被送出国门。威克里夫明确答复：不应该。这样就跟教廷势力形成直接的对立。这段时间他还写了几本小册子，为自己作无罪辩护，声明开除教籍的惩罚是不公正的、无效的，若是得以通过，就意味着教皇凌驾于上帝之上。
拖了七年，教士们终于鼓起勇气，下令牛津大学执行教皇的诏令。因教皇有令而囚禁威克里夫意味着承认教皇对英格兰的世俗事务也有裁决权；不服从诏令则意味着完全无视教廷的权力。深陷这种两难处境中，本人也是教士的牛津大学副校长下令对威克里夫实行“名义囚禁”。这些预备性行动的结果便是威克里夫现身于伦敦兰贝斯宫（坎特伯雷大主教的官邸。——译者注），在坎特伯雷大主教面前回答控告者的质询。牛津大学的观念与那些高级教士不一样，它以它这位学识最渊博的学者为傲，这位学者的思想超越了他所处的时代。毕竟那时候的大学还不像后来那样保守。来到兰贝斯宫的威克里夫出乎意料地得到伦敦民众的支持。他们冲进了大主教的小礼拜堂，打断了审判进程。王太后——也就是琼公主——也给了很大支持。她派人送来一封信，不准做出任何对威克里夫不利的判决。这样在王室权力和民众呼声的干预下，威克里夫全身而退，一如路德后来在萨克森的经历。教士们胆量不足，没能将审判进行下去。牛津大学的副校长因敷衍教皇、执行诏令不力被投入监狱囚禁了一段时间，后因外界压力得以官复原职。
威克里夫取得大胜。他发表了三十三篇用英文和拉丁文写的文章，阐述了他的主要观点。在这些文章中，他似乎对完美无瑕的教皇进行了攻击，指出他跟其他人一样容易犯错，而那些忠于比他更高的权力的人们发出的声音会纠正他的错误。这对那些出于个人恩怨一心要把他逐出教会的人是一个打击；对于践踏正义、贪得无厌、勒索无度的人也是一个打击。他还坚持认为，对神职人员的捐赠若被滥用可依法收回，——这在当时是一种很大胆的观点，但威克里夫公开表示自己将坚决捍卫这一观点，死亦无悔。若是教士们有足够的胆量，或是掌握了足够的权力，他无疑会被他的这帮仇敌害死，但他却毫发无损地回到了他的教区。当然他也慎重地采取了一些安全措施，以免遭遇不测。由于伪教皇的选举，罗马教廷内部出现了具有历史意义的分裂现象。两个教皇各自宣布组建十字军，各自发行赎罪券。此时大主教身份已得到罗马圣座承认的威克里夫公开宣布了他的没有教皇教会会更好的教义。他将自己的安全寄托在两个教皇之间的仇怨和对立上。他们忙着吵来吵去，已无暇顾及他的存在。通过写书、写布道文，威克里夫的威望大大增加。他在这些文字中对教皇进行了大胆揭露和抨击，将教皇的种种索取说成是反基督的。实际上，他在鲁滕沃斯（Luttenworth，英格兰莱斯特郡南部哈伯勒地区一商业小城。——译者注）的布道坛上就曾面对他心地单纯的教民公开谴责教皇是“反基督者”。他似乎为了他的教民利益呕心沥血地操劳，堪称教区牧师的楷模。据说乔叟在塑造他著名的好牧师形象时就参考了威克里夫的事迹，——既和善又勤勉，既博学又虔诚，给他的信众树立了一个公正无私、献身于真理和责任的高贵榜样，与当时那些庸庸碌碌的牧师形成鲜明对比。那些牧师已经堕落，远在一个更为纯洁的时代的牧师应有的水准之下，也是一个智慧的时代所不可忍受的，无论以世俗的标准来衡量还是以宗教的标准来衡量。
此后威克里夫虽然仍得到手握大权的世俗人士的保护和民众的鼓励，但他仅局限于对教会外在邪恶表现的抨击，没有产生太大影响。真正的、持久的改革时代尚未到来。然而威克里夫通过将《圣经》翻译成本土语言为这个时代的到来铺平了道路，这也是他对说英语的民族和文明事业做出的最大的、不可磨灭的贡献。每一位伟大的改革家，无论成功与否，都以《圣经》为根据，将其视为最高权威，即便他们像佛罗伦萨的萨沃纳罗拉一样并不抗拒教廷的威权。我并不觉得威克里夫像那位佛罗伦萨的改革家，或是像路德、拉蒂默、诺克斯一样，是一位影响深远的伟大的传教士。他是一位学者，先研究经院神学，后研究《圣经》。他基本上是在牛津附近的教区中过着一种学者们所喜爱的平静的、隐居的生活，以平易朴素的语言向他的教民们布道，但大部分时间是在图书馆或书房度过的。
威克里夫翻译《圣经》是一件了不起的事。尽管在七世纪到十一世纪之间，就有人将《圣经》的片段翻译为撒克逊语，但第一种完整的《圣经》英译本是由威克里夫完成的。由于无先人的成果可资借鉴，他的工作遇到了无数障碍。他翻译的并非希腊文和希伯来文原版，因为在十四世纪几乎没人能读懂这两种语言。直到君士坦丁堡被土耳其人攻陷，才有人钻研希腊文或希伯来文。威克里夫是根据圣耶柔米的拉丁文通行本《圣经》翻译的。威克里夫的译本对普通老百姓有不可估量的价值，让他们可以用自己使用的文字阅读《圣经》（之前此书可以说是一本天书，只有神职人员和有学问的人才读得了），此外它对英语也有规范化的作用，增强了英语的表现力。其他人给威克里夫帮了多大忙难以完全厘清，但无论威克里夫得到多少帮助，整个工作是在他的领导下完成的则是毋庸置疑的。当然这不是一个印刷本，因为其时印刷术尚未传到当地。但手抄本的数量也不少，当今英国很多较大的公共图书馆都有收藏，私人收藏的也为数不少。
无论是哪个时代、哪个国家的天主教会，无论是教皇、主教、修道院院长还是经学院师生，都无比尊崇拉丁文通行本《圣经》；一般来讲普通人对于能够阅读此书的神职人员并不妒忌；实际上它对于知识阶层算不上是“天书”；人们普遍把它看作是关于信仰和道德的最高权威。考虑到这些因素，把《圣经》翻译成本土语言、使其能在百姓中流传竟然招致强烈反对就有些不可思议了。威克里夫的翻译被视为渎神之举，应该遭受谴责和惩罚；威克里夫本人也被视为胆大妄为的忤逆之徒，竟敢以鄙贱之手触碰圣物，是可忍孰不可忍，愤怒的呼声向他倾泻下来，甚至有人奏请上议院禁止世俗之人阅读《圣经》。若不是冈特的约翰出面阻止，这一建议就会获得通过。一四〇八年，在圣保罗大教堂召开的一次主教和高层牧师的集会制定了一项法令：阅读英文版《圣经》属异端邪行，当逐出教会。威克里夫翻译的《圣经》及其他《圣经》英文译本遭到彻底查禁，违者遭到最严厉的惩罚。阅读或拥有本土语言的《圣经》成了一种大逆不道的罪行，面临着罚款、坐牢甚至殉难的惩罚。这成了天主教会饱受诟病的举动之一。单单这一项荒谬而残酷的迫害之举就足够引发宗教改革了，它跟《圣经》的翻译一起为宗教改革铺平了道路。《圣经》翻译和宗教改革之间存在着难分难解的联系。
当时的权势阶层处心积虑地要把每一本威克里夫翻译的《圣经》销毁，然而仍有人秘密收藏、研习这个译本，这一方面是出于好奇心，另一方面也是因为人们强烈地感觉到这本书在当下的宗教危机中肯定会产生巨大影响。今天看来，这种众所周知的打击本土语言版《圣经》的行为有些反应过度，但在十四世纪，这本书的确造成了仇恨和愤怒。威克里夫曾将邪恶暴露在大庭广众之中，那一桩桩丑行让人悲叹，他因此而被那些丑行的制造者视为眼中钉肉中刺。然而，打开一扇通往自由探索、改造信仰方式、敌视教皇的大门则是犯下了更严重的罪行，应该予以最严厉的惩处。面对汹涌而至的愤怒的浪涛，威克里夫只做出这样的回应：“牧师们高嚷用英语念《圣经》就是异端。他们这样等于是在指责圣灵。正是圣灵赋予了基督的使徒用天底下所有语言讲述上帝之道的能力。”
尽管威克里夫的《圣经》价格不菲，每本差不多相当于现今的三十英镑或一百五十美元，超过了当时一个家境殷实的自耕农年收入的一半，但它还是以惊人的速度翻抄、流传。无论是手抄本的昂贵价格还是几乎无处不在的宗教法庭的嗅探与查禁，都未能压制它的影响日渐扩大。
此时的威克里夫已经五十八岁了。他以出类拔萃的服务报效英格兰，他的同代人没有一个能代替他发挥作用。他同样也是他那个时代最杰出的学者和神学家。译完《圣经》，他应该意识到他已为他的祖国开启了一个新时代，可以归隐于恬静的教区，安然休养了。然而他不想归隐。此时的他又以辨证教义为世人瞩目。到此时为止，他攻击的目标还是教会那些明目张胆的外在的恶行，以及侵蚀维持教廷权力运作的机构的严重腐败。“他为牛津大学辩护，以维护其特权；他也为高高在上的王室的特权辩护，力证其合理正义；他是民众的朋友，为他们保护自己的财产声辩……他还抨击罗马天主教关于圣餐礼的教义。”然而到这时他已失去了强有力的王室及贵族的支持。他反对他那个时代普遍流行的观念。这一行动异常大胆，惊世骇俗，也困难重重。神学家们都不敢对此持有异议，这也是后世的路德面对的一个难题。威克里夫是在攀登一座神秘的山峰，云雾笼罩着他，他的老朋友都弃他而去，因为他现在攻击的是一个可怕的、无形的目标。中世纪的教会断言，基督之体实际上已化身为圣餐。这种说法几乎无人怀疑。十一世纪的贝伦伽尔就坚持认为，只可把圣餐中的面包和葡萄酒视为基督的象征。然而他也遭到强烈的反对，造成种种精神的恐怖，被迫放弃这一异端邪说。一二一五年，在罗马拉特兰大教堂举行的会议上，英诺森三世将圣餐变体论确立为天主教信仰的主要支柱之一。之后，形而上学，也就是经院哲学的全部武器都被拿来为迷信服务，用来建立最神秘的教会信条，暗示某种永恒的神迹。自被圣化的那一刻起，面包之质已被取走，基督之体的实质已取而代之。威克里夫自一三八一年获得牛津大学的教席起，就开始抨击兰费朗克、安瑟伦及天主教会学者们一直勉力维护的教义。他对圣餐的看法究其实质而言也就是三百年前贝朗瑞大主教的（法兰西神学家。任图尔大教堂司铎，1040年左右在昂热任大助祭。他反对兰弗朗克拥护的占压倒优势的变体论，他赞成面包和酒的转化是象征意义，1050年被教皇圣利奥九世逐出教会。韦尔切利会议<1050>和巴黎宗教堂议<1051>宣判他有罪。经过一次妥协后，他于1076、1078、1079和1080年又数度受到谴责，在孤寂苦行中终了余生。——译者注）的看法，这不可避免地给他带来教会的谴责。急难之中，他也提出申诉，但不是向教皇或神职人员申诉，而是向英国国王申诉。这可以增强他的勇气，因为在那个时候一个世俗之人，无论怎样的位高权重，都没有资格对纯粹的教会事务说三道四。即便在他的朋友兼保护人、权势煊赫的兰开斯特公爵看来，他的言行也过于大胆，因而公爵也禁止他在圣餐这个话题继续发表看法。他可以攻击托钵修道士和游方修道士忘记了他们的责任和誓言，但不能攻击天主教信仰的高尚的神迹。“他在质疑牧师们赦罪的权力和教皇的净化灵魂的权力时，他在攻击堕落的生活和特别弥撒时，他是在维护民众朴素的精神感受。”然而，当他攻击基督徒礼拜的核心仪式的庄严以及神秘的献身的最高表达方式时，在心智正常的人看来，他就是在否定那一切的神圣性，消解其感人的因素以及圣事本身的权威性。威克里夫因此得罪了许多虔诚的教徒。这些教徒本来是支持他抨击僧侣及教会各种腐败行径的。就连议会都对大主教施加压力，迫使其禁止这种异端邪说。本来就仇视威克里夫的考特尼更是不必外人督促就采取了措施。一次会议为此而召开，会议地点在黑衣修士桥边的多明我女修道院，也就是现今《泰晤士报》办公楼所在的地方。与会者不仅一致谴责威克里夫对圣餐的观点，而且谴责他对开除教籍权的观点和他的宗教修道会无用论。威克里夫本人得到批准，可以不参加会议。会议作出的谴责所产生的效果仅限于把他驱逐出牛津大学。离开牛津大学后，威克里夫退隐卢特沃斯教区，在这里专注于学术研究，写一些足以引发争议的文章。没过多久，他因染病在身，无法应教皇诏令前往罗马。他若是去了，笃定会殒身殉道。他于一三八四年瘫痪，罹病后仅三天即与世长辞，终年六十岁，——不过也有人说他活了六十四岁。尽管受到教会势力的诋毁迫害，他大概仍称得上是他那个时代能力最强、学识最渊博、最值得崇敬的人。任何国家的宗教改革都不是源自那些狂热的或学识浅陋的流行演说家，而是源自那些最伟大的学者和神学家。
这位了不起的老人不仅是英格兰宗教改革的杰出先驱，也堪称欧洲大陆宗教改革的先驱。他没有活过《圣经》上所说的“古稀之年”（据《圣经•旧约》，人的正常寿命为七十。——译者注），却因劳累过度而耗尽生命，在他归隐的教区平静安详地辞别人世。后人对他的生平细节并不比对莎士比亚了解得更多。我们不知道他爱哪些人，恨哪些人，不知道他的习惯和爱好，不知道他的脾气性格，不知道他有哪些朋友，有哪些敌人。在后人眼里，他就是一种神秘的孤独者的形象。按传统的说法，他就是一个事业有成的、温厚善良、和蔼可亲的教区牧师，给受苦受难、遭受病痛折磨的人们带来安慰。他一生不缺少荣耀，——当过牛津大学的神学教授，当过领受俸禄的教区牧师，可能还在国会中占有一席之地，奉王室之命出使布鲁日。无论作为政治家还是作为神学家，他都卓然不凡。对他更恰当的定位应该是学问高深的学者，而不是圣徒，况且由天主教的立场看他也不能算是圣徒。“他是一条鞭挞伪君子的鞭子，是砸毁他那个时代厚颜无耻的偶像崇拜的重锤。”他致力于暴露教会圣殿庇护下的邪恶。他改革的目标主要是宗教势力的胡作非为，而不是日渐弛懈的世俗道德，有别于萨沃纳罗拉的功业。萨沃纳罗拉大半生致力于讨伐罪恶，不管罪恶出现在什么地方都不放过。威克里夫付出的心血是巨大的，取得的成就在他那个时代也是超群出众的。有人指责他谩骂撒村，不过这样的指责也可以用来指责路德及其他改革家。直言不讳、出语无状是那时候的风尚。考虑到十四世纪教皇的威权，威克里夫的勇敢刚毅不亚于路德。比萨会议、康斯坦茨会议、巴塞尔会议并没有把教廷的衰弱表现出来。赎罪券的买卖在英格兰也不像若望•特次勒（Johann Tetzel，1465?–1519年，又译约翰•台彻尔，德国修士，正是他的行为激起了马丁•路德的愤慨，并导致路德与罗马天主教的冲突。台彻尔出生于德国的德累斯顿附近，在莱比锡求学，约1490年加入多明我修会。1516年，台彻尔被授权在德国传道以向愿意捐款修建罗马圣•彼得大教堂的人们给予赦罪符。台彻尔大肆鼓吹赦罪符的功效，此举并不为当时多数天主教神学家所支持，而且激怒了马丁•路德。1517年10月31日，路德发布了《九十五条论纲》，在论纲中他谴责台彻尔的行径，质疑某些支持赦罪符的神学教义。台彻尔以自己的论纲和文章反驳路德，但由于其极端的赦罪观点，他受到教会的责难，退离传道。——译者注）在德国兜售教皇赦罪符那样引发普遍的强烈愤慨。在与当时被普遍接受的观念作斗争这一方面，威克里夫甚至表现得比萨克森的那位改革家（指马丁•路德。因马丁•路德出生于萨克森伯爵领地。——译者注）更为出色。路德终其一生也未彻底摆脱中世纪圣餐变体论的教义，虽然他的改革比威克里夫更加彻底。威克里夫超越了他的时代，路德则是他那个时代的激情的化身。威克里夫代表了大学精神和学者精神；路德则是民众的代言人。前者是中世纪的学问家；后者是深受大众拥戴的演说家和布道者。前者性情温和，是个谦谦君子；后者壮怀激烈，我行我素，不恤人言，这不仅因为他性情更为粗豪，更富激情，也因为他喜用辛辣无情的嘲讽来施行攻击。路德得罪人主要还不是因为他做的事情，而是因为他为人处世的风格。倘若威克里夫也像路德一般刻薄、凶猛，他多半也不会安静地终老，也不会在为改革铺路方面做出这么大的成就。
威克里夫无论言辞多么激烈，终归还是承认他所抨击的体制自有其优越之处。他承认，经英诺森三世强制推行的忏悔制度虽然普遍来讲很坏且有害于教会，但对某些人来讲还是大有好处的。对于礼拜图像，他一方面指责这是浪费财富或“资产”，另一方面他也承认图像有助于激发人们虔诚的情感；不过若是硬说图像赋有法力，那就不是善而是恶了。对于圣徒崇拜，他一贯的观点是既然福报只能通过对基督的缅想获得，那么与其缅想圣徒，不如直接向基督祈祷。
对于托钵修道会的修士，威克里夫激烈反对的不是他们甘守清贫的誓言或是他们在壮年即投身禁欲修行的精神，而是他们不忠实于自己的信条，把自己当成赎罪券的供应商，擅自赦免那些羞于向自己的牧师忏悔的罪人。他尤其憎恶他们鼓励人们相信向修道院捐赠可以培养虔敬之心。是教会体制的滥权而不是教会体制本身才激起了他的愤怒，斥责那些“四方游荡的修士只会说华而不实的布道辞。”对待教会的其他滥权行径他也是这种态度。他并不否定教皇，也不否定教皇的权威，但前提是教皇不寻求劫夺国王等世俗统治者的权力，企图将神俗两方统统置于他的精神扼制之下。威克里夫抨击的不是作为首席主教——也就是有形的教会的领袖——的教皇，而是作为篡权者和独裁者的教皇，是把早期教会并未赋予的权力握在手中的教皇。这种现象在英诺森三世那里达到了巅峰。这位教皇建立了托钵修道会，采用宗教法庭这种恐怖手段迫害持不同宗教观点的人。在威克里夫的眼中，教会拥有的财富代表的是一种令人痛心疾首的邪恶，因为它令教士们远离他们对于灵魂应负起的责任，是无数丑行的根源，与买卖圣职的罪行及牧师坐拥丰厚家产的现象密切相关。
由此可见，威克里夫的特点是痛恨教会的腐败并予以猛烈攻击，而不是像路德一样致力于消除造成腐败的根源。他不是一位激进的改革家，——他为更加激进的改革导夫先路更多地表现在他将《圣经》翻译成老百姓都能读得懂的语言，而不是表现在他对僧侣、教廷擅权或出卖赎罪券等行为的攻击上。他属于那种偏爱沉思的学者和神学家，身体单薄、瘦弱，除了在跟高层人士交往的时候，或是为了逗人一乐而展现出活泼的一面的时候，语言也没什么魅力。他也不是托马斯•肯庇思、安瑟伦、帕斯卡尔那一类的宗教天才。对于灵魂的事情他也并没有出色的洞察力。他的优长在智慧和道德方面，而不在情感方面，所以他以智力卓越自许，渴望做出一番成就。然而他的一生品正行端、立身高洁则是无有异议的。
如果说威克里夫凭借他身为神学大家的高贵地位、他与牛津大学的关系、他跟那些招摇撞骗且贪得无厌的游方托钵僧恰成对照的气度、他与国家的统治者的深厚交情，规避了罗马教廷的迫害与报复，他的追随者们却没有这样的幸运。他的追随者数量巨大，有着罗拉德派、威克里夫派、《圣经》派等种种不同的名称，在克兰默（Thomas Cranmer ，1489-1556，英王亨利八世、爱德华六世、玛丽一世统治时期的坎特伯雷大主教，英国宗教改革的领袖。——译者注） 和拉蒂默（Hugh Latimer，1487-1555，剑桥大学克莱尔学院理事，伍斯特主教，后任英王爱德华六世的英国国家专职牧师，玛丽王后统治时期遭火刑处死。——译者注）的时代之前，他们一直很活跃，致力于宣传福音主义教义。他们最突出的信条就是唯有《圣经》才是信仰的准则。理查二世统治时期他们没受到任何迫害，虽然理查二世称得上是个可恶的暴君。这或许要归功于王后的影响。王后是一位波希米亚公主，喜欢读威克里夫翻译的《圣经》。但亨利四世统治时期对于威克里夫的追随者来说则堪称暗无天日。到了亨利五世统治时期（1413-1422），他们又被当成叛徒，遭到的迫害变本加厉。早在1416年，奇切里大主教领导的罗拉德派就被当成叛教者遭到追捕，被施以火刑。即便是仅仅被怀疑为异端分子的人士也受到最严厉的宗教审判。在每个教区都能看到悲惨的场景。宗教迫害的牺牲者擢发难数。这种冷酷无情的迫害贯穿亨利七世的整个统治时期。然而这种迫害既无法压制改革思想的传播，也无法阻止《圣经》的普及。殉道者们的鲜血成为新教的种子。这样的迫害未能奏效，因为英格兰、日耳曼受基督教精神的影响都具备某种高贵的积淀。如同基督教初兴时代，福音的真理在卑贱的家庭中，在农夫和工匠中扎下了最深的根，并在之后的数百年中造就出别的国家看不到的赤诚的基督徒。除了苏格兰和瑞士，没有哪个国家的宗教改革像爱德华六世和伊丽莎白推动的宗教改革这般彻底和持久。这种激进改革的荣耀非威克里夫的那些遭受迫害的卑贱的追随者莫属，他们以身殉道，以身证道，九死不渝。他们发出的光芒比其他那些装点了英格兰最辉煌的历史阶段的名流伟人更加耀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