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声0156 写作多义性

多义性卡夫卡的作品乃至一般现代主义的作品，由于经常热衷于形而上的思考，并受“不可知论”的哲学观点的影响，其作品往往表现出模糊性、不明确性和多义性。

而卡夫卡在这方面是颇为突出的。他晚年写的长篇小说《城堡》就是这面的典型。

我们不妨通过对这部小说的粗暴解剖来了解卡夫卡的这一特点之一斑。

《城堡》是卡夫卡三部长篇小说中的最后一部，写于 1922 年 1 月至 9月，即在他逝世的前两年。

这一年对于卡夫卡可以说是总结性的一年：他一生的主要精力已经耗尽，健康已经无可挽回；

保险公司那个饭碗终于因晚期结核病而不得不推开了；在恋爱、婚姻问题上烦恼了七八年之久，最后与密伦娜的热烈爱情也成了泡影；

他所经历的表现主义运动的狂热也已近于尾声；1910 年以来他如此勤奋地书写着的日记已经写到最末的篇页……

一切对于他都意味着生命的火焰在熄灭，一种疲惫感包围着他：“我依然是泥巴，未能将火星变成火焰，而仅仅用来点燃我的尸体。”

文学创作作为他思考和表达的工具，对他始终是“幸福”的。现在，他在矛盾和痛苦中度过了一生，对世界也研究了一生。

为此他把“整个一生都奉献给它了”。那么，怎样通过文学手段来总结这一生中最值得记下的经验便成了他的当务之急。

这一点可从《城堡》的另一个开头的描写中看出来。

这里的主人公是“客人”，他在旅店发现一个叫伊里莎白的女侍，他握着她的手恳求地说：“伊里莎白，你好好听我说，我有个艰巨的任务，我为它献出了我的一生。

但是由于这任务是我的一切，所以凡是一切有碍于我实现这一任务的东西，我都把它们镇压下去，毫不留情。”

可惜题为《城堡》的这部长篇最后还是没有写完，直接原因似乎是由于疗养地的迁徙。

但联系他前两部长篇小说停笔后不久，即 1922 年 10 月第一次向他的朋友勃罗德立下死后焚毁他全部文稿的遗嘱，显然他的辍笔有更隐秘的内心秘密——是不是那个悖论的怪圈逻辑作祟：

创造就是摧毁？或者不愿再重捣这些“经验的死灰”，这些“个人弱点的见证”？……威权笼罩的魔影。

这座虚虚实实、可望而不可即的城堡，无疑是专制主义统治政权的一个象征，是夸张而又真实的写照：

庞大无比、官员无数，却毫无效能，以致老百姓想办个户口都比登天还难。这说明官府与老百姓之间存在着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

它高高在上、威严无比而又神秘莫测，更意味着它的存在本身就是对人的生存的致命威胁。

作者虽然作了强烈的夸张，但这部作品却绝不是作者的向壁虚构，而是当时奥匈帝国的社会现实在作者头脑中的反映。

这个帝国自从十二世纪建立“邦”以来，其统治宝座一直被哈布斯堡王朝盘踞着，它历来对外反对欧洲的进步潮流，对内始终实行家长式的野蛮统治，用大棒和鞭子来钳制任何民主意识，用奴性来驯养它的臣民。

因此恩格斯曾指出：“在家长大棒保护下的封建主义、宗法制度和奴颜卑膝的庸俗气味在任何国家里都不象在奥地利那样完整无损。”

还说，这个国家“始终是德意志的一个最反动、最厌恶现代潮流的邦”。

卡夫卡笔下的《城堡》可以说就是这个“邦”的缩影，城堡与村子的关系就是君与民的关系，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的关系。

这里一点感受不到“现代潮流”的气息，这里有的只是“家长”的威势，等级的森严和百姓的驯服，是个地道的闭关自守的、被历史遗忘了的封建宗法制王国。

城堡中的那些官僚们盘踞在村上那个咖啡馆兼“贵宾馆”里寻欢作乐，无恶不作。偶尔爆发一颗孤零零的反抗火星的情况也是有的。

这就是巴纳巴斯的妹妹阿玛莉亚。她面对克拉姆的秘书索尔蒂尼的调戏和所谓“求婚”，断然予以拒绝！但是，这立即给她全家带来倾家荡产的结局——一颗微弱的反抗火星瞬即殒灭了。

城堡，这个官僚专制主义的权力机构对于人民群众是一种强大的敌对力量，它的存在，是被压迫阶级“小人物” ，一切悲剧命运的主要根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