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习录》六七：求知者先要经营好“自家心体”

《传习录》六七：求知者先要经营好“自家心体”

问：“名物度数，亦须先讲求否？”

先生曰：“人只要成就自家心体，则用在其中。如养得心体果有未发之中，自然有发而中节之和，自然无施不可。苟无是心，虽预先讲得世上许多名物度数，与己原不相干，只是装缀，临时自行不去。亦不是将名物度数全然不理，只要‘知所先后，则近道’。”

又曰：“人要随才成就，才是其所能为。如夔之乐，稷之种，是他资性合下便如此。成就之者，亦只是要他心体纯乎天理。其运用处皆从天理上发来，然后谓之才。到得纯乎天理处，亦能‘不器’，使夔、稷易艺而为，当亦能之。”

又曰：“如‘素富贵，行乎富贵。素患难，行乎患难’，皆是‘不器’。此惟养得心体正者能之。”

鸟兽草木之物皆有名，礼乐刑政之度皆有数，这便是陆澄所问的“名物度数”。王阳明认为人类向外探求的活动本身是有局限的，超越这种局限去求天道是行不通的，主张转而自心体之中去求天道，在不断地“去人欲，存天理”中成就“自家心体”。陆澄对此说有一定程度的认同，但还不能完全割舍向外探求的本能。所以，他问学者对于“名物度数”是不是还有必要预先研究一下？

王阳明直追圣人孔子，努力践行“述而不作”，力求避开虚文层面的立新。对于陆澄的疑问，他选择引用《中庸》和《大学》中的成句来回应，几乎没有自己的主张，很有点孔子当年“予欲不言”的范儿。

《中庸》讲“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人，唯有成就了“自家心体”，才会有“未发之中”，才会有自然而发的“中节之和”。至少自家心体上的“中”与“和”，是无法向外求的。对于“名物度数”的研究不是坏事，但并不能直接对自家心体的“中”“和”之境起作用，甚至是毫无裨益的。《大学》讲“物有本末，事有终始，知所先后，则近道矣”。也就是说，对于求天道以努力“学为圣贤”的学者而言，对“名物度数”的研究与把握不是最根本的事情，甚至既不紧急，也不重要。倘若不能先养成“自家心体”，一味在探求与把握“名物度数”上着力便是不讲“本末先后”，与“道”相违的求道方式几乎和缘木求鱼差不多。

有些读书人，被世人看作是“书袋子”，就是因为他忽略了这个“本末先后”，丢开对“自家心体”的体察存养，一味在“名物度数”上下功夫。因为“自家心体”不明，尽管袋子里装了不少东西却于己、于人、于世都毫无益处。

关于“才”的问题，王阳明是有所发明的。他认为我们看到的一个人显现出的“才”，其实是他在“所能为”之事上的表现与结果。倘若一个人什么也不干，什么也不说，是显现不出这个“才”来的。《尚书·尧典》记载“夔，命汝典乐，教胄子”、“汝后稷，播时百谷”。相应的，夔在音乐方面体现出的“才”，稷在农耕方面体现出的“才”，都是在他们“所能为”之事的表现与结果。两个人之所以在相应的方面有所成就，是因为他们在相应领域内做到了自家心体与天理的相合。倘若两个人的心体能进一步纯粹、拓展，达到不受某种具体情境制约——“纯乎天理”的程度，那么，两个人即使交换一下“领域”，也会都显现出“所能为”之才来。

最后，王阳明引用《中庸》中的话，作为结语。只要能养得“自家心体”之正，便能做到“君子素其位而行，不愿乎其外。”做到在富贵、贫贱、夷狄、患难等各种处境中“无入而不自得”——所行无不恰到好处，所现皆是“所能为”。抵过孔子所讲的“随心意而不逾矩”之境。

求知者，先要经营好“自家心体”，心体明了才会如明镜一般“随感而应，无物不照”。如此，所求之知才会有益身心，向外探求的名物度数便如多余无法消化的食物一般，只能变成赘肉和隐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