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十年,感受中国通讯发展神话

2018-03-16  本文已影响0人  五月小风

1971年,我出生在浙江的一小山村,父亲在一农村合作社单位工作,母亲务农,兄妹三人,上有哥哥和姐姐,当时,我家的经济条件,在村里的排行榜上,可以说是排在榜首的。但和现在来比,相差却是巨大的。

自我有记忆开始,我深刻地感受到在我身旁,中国经济、交通、通讯、文化等方面翻天复地的变化。

在我上小学一二年级的时候,那时大概是1977、1978年左右的时候吧,我哥哥在外地上大学,家里有事需要和哥哥联系,可用的联系方法是写信。妈妈不认字,爸爸不在家,姐姐做完作业要帮家里做家务,写信的任务自然就落在了我肩上。

记得那时候,吃过晚饭,在昏暗的白炽灯下,从作业本中撕下一两页纸,绞尽脑汁地给哥哥写信,完成妈妈交给我的光荣任务。第二天,妈妈怀惴着信,去往五里之外的镇上寄信。

一封信,等哥哥收到后要五六天,哥哥回信,来的路上又是五六天,一来一回,十天左右的时间。

好在那个时候的生活是慢节奏,换现在,估计无人可以忍受。那时候的乡村,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吃过晚饭后,大人们串串门,聊聊天,孩子们野的满村跑,我能想起来的最浪漫的事,是能找到一本没头没尾的连环画,几个小孩你挤我,我挤你的挤着一块儿看,看完后仰躺在草垛上,看星星,听耳旁昆虫此起彼伏的“唧唧”声。

后来再年长些,大概是我上小学四年级,1980年左右,妈妈到镇上供销社(集体合作商店)食堂当炊事员,我也随母亲转学到镇小学,那段时期,留在我脑中印象最深的是供销社的公用电话。

印象中,那个电话机作为一大物件摆放在供销社会议室里,会议室最显眼的是一张红色的方凳,凳上铺着金丝绒布,电话机就那么“端庄”地坐在丝绒布的“专座”上。

那种电话,现在只有在电视电影或者博物馆中能觅得它的影踪了吧。每当要打电话的时候,每拔一个数字,电话机上的数字键盘就刷啦啦啦转一大圈。

一个单位虽然有电话机,但人们也是不通常使用电话机的,因为电话机旁不会有固定接电话的人,即使打通了,还要满世界的找人,谁都不好意思经常麻烦别人。

电话带来的通讯的快捷,令通讯前进了一大步,但电话的普及的脚步却并不是那么快。

1989年,我卫校分配工作,第一年月收入30多元,除了买件衣服和伙食费,所剩无几。

1992年9月份,男朋友去北京上学,除了两地书之外,电话也是一个联系的方式。那时候,电话不再只有企事业单位有,有些富裕的家庭也装上了电话,甚至是街头有了磁卡电话。打电话方便了很多。但电话费用也是贵得惊人。1992年、1993年的时候,我的工资收入不到百元,而电话费用是每分钟1.1元,所以异地相恋的我们来说,打电话也要严格计划,一周一次电话,每次控制在五分钟内。

现在想来,那时候爱情的甜蜜也因为经济的拮据,也是节制的。

1998年我随先生调往南京,1998年年底,电信部门有一个活动,交1998元可以装一部家庭电话。1998年我的月收月1000元左右,所以1998元对我们来说虽是一笔巨款,但省吃俭用几个月,除添些其他的生活必须品,电话这奢侈品还是被隆重地请入我的家庭。每逢周日或者过年,就给远在千里之外的父母报个平安。

如今,科技的进步,中国经济的迅猛发展,手机也不再是稀奇物,从第一个手掌大小的“摩托罗拉”,到小到袖珍型的五彩缤纷的翻盖手机,再到4G智能手机;从以买外国品牌为时尚到现在支持国货的华为手机;从手机是大款的象征,到小到小学生、老到老年人,人人有手机。

前年的时候,给八十岁的、目不识丁的老妈买了智能手机,现如今,老妈微信视频已经用得非常熟练。

这不,刚吃过晚饭,老妈又和老姐又开始微信视频了,话题天南海北,谈得最多的是老妈老姐相互嘱咐要注意保健养身。

保健养身,这在四十年前会是一个老百姓的主要话题吗?

四十年来,中国经济的迅猛发展,中国通讯的高速变化,是一个真实的神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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