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1955：中国向北，新疆向东》3 革命是一把快刀
对中共而言，只要取得苏联的支持，整合伊宁政权并不是难事，成立自治区也不难，难的是解决民族对立和民生问题。
新疆是全国民族矛盾最突出的地区，民汉之间对立严重，仇杀不止，连三区领导人阿巴索夫都深受其害。
阿巴索夫的第一任夫人叫杨凤仪，汉族人，伊犁商会会长杨从之女。她在新疆省立女中求学时与省立一中的维族青年阿巴索夫相识，中学毕业后，相继回到伊犁，杨凤仪在伊犁女子中学任教，两人相恋。在当时民族情绪严重对立的情况下，二人恋情既不为伊斯兰教教徒所容，杨凤仪之父认为这是有伤风化的叛逆行为，也不答应。但二人不顾阻拦，毅然决然结合了，在二人的书信来往中，阿巴索夫称杨为“毅然”，杨凤仪称阿巴索夫为“决然”。
1945年1月“伊宁事变”爆发，大批极端民族主义者手持木棒大刀，四处残杀汉族人。“三区革命”中被杀害的汉族平民数量至今没有准确的统计，一般的估计是在三万至七万之间。汉人大量被残杀，身为伊犁商会会长的杨从因是阿巴索夫的岳父，一家逃过这场劫难，但杨从对穆斯林更加厌恶痛恨，经常恶语辱骂杨凤仪，杨凤仪终于无法承受这巨大的压力。1945年4月的一天，杨凤仪饮弹自杀，自杀前托人给阿巴索夫送信一封，信中说：
“我本人是没有什么民族界限的，但是我没有办法再忍受这种对纯洁爱情的凌辱。请你把手枪收回，我不愿意传出去是用你的手枪自杀的。请保全我的家人。我为你死去了，但我希望你为我、为革命、为新疆各族人民活下去……”。
经历了爱人杨凤仪之死，阿巴索夫成为三区领导人中禁止民族仇杀最积极的人。
1947年7月，吐鲁番、鄯善、托克逊三县爆发武装暴动，宋希濂派兵镇压，参与暴动的农民有三千多人，暴动农民武器简陋，被装备精良的国军前堵后追，绝大部分被国军剿灭，放下武器的也未能幸免，最后翻越天山，辗转撤退到伊犁的不足百人。民汉之间积怨之深，可见一斑。
除了民族对立严重外，新疆还很穷。
1949全疆工农业总产值仅7.2亿元（以1980年不变价格计），农村平均三户才有一头耕畜，九户农户才有一辆木轮车，两户农民才有一把坎土曼（一种铁制农具，有锄地、挖土等用途）。由于耕作粗放，农作物产量很低，1949年粮食总产16.96亿斤，人均占有粮食195.7公斤。除去土地租、口粮和种子外，所剩无几。
普通群众除受封建土地制剥削外，还得承受名目繁多的宗教负担，如婚丧、分财产、打官司、甚至离婚、立约盖印等都要给宗教寺院送礼，受其肆意剥削。但是，长期以来形成的新疆各民族间的隔阂、对立和仇视，以及这一地区浓厚的宗教信仰，在一定程度上掩盖了各民族内部的阶级对立和剥削关系。
1950年，内地已经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土改和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运动，成果显著，社会面貌一新。显然，新疆需要一场社会主义变革。
社会主义改造是一场革命，革命行动首先需要区分敌我，富有者等“有产阶级”是劳苦大众“无产阶级”的“阶级敌人”，“一切反动派”、“阶级敌人”都是革命的对像。
中共依据革命原则区分人群，使除此之外没有其他标准。在革命标准前，民族与宗教都变得不那么重要。少数民族内部的不平等被定义为阶级矛盾，民族之间的各种不平等也被定义为阶级矛盾。在这种理论指导下，在新疆，民众被教育不再以穆斯林和非穆斯林，维族和汉族来区分人群，只要是穷人，那是一家人，共同的敌人只有一个，那些富有者。革命就像一把快刀，将那些纷繁复杂的乱麻一刀斩断。
在激扬的革命口号号召下，针对富有者的减租反霸和土改运动开始了。与全国一样，新疆的减租反霸和土改工作遵循先农业后牧区的次序。
新疆南北分明，南部和东部主要是绿洲农业经济，北部是牧区经济。新疆是全国四大牧区之一，1950年牧区人口约为60万，占全省总人口13%。与农民相比，牧区的政治、经济、文化更为落后。在牧区里，还残存着封建氏族制度的社会关系，王公贵族、部落头目等上层不仅占有大量草场、牲畜，还享有种种特权，每年都向牧民征收繁重的贡税。
1952年4月，中共西北局否定了新疆分局《关于在伊犁开展牧区改革》的工作申请，回电说应该集中力量在农业地区进行土地改革，游牧区暂维持现状，半农半牧区暂不进行土地改革，甚至不办减租反霸。为什么否决新疆分局的激进改革申请，是因为中共中央意识到，对于建国之初的新疆经济生活来讲，畜牧业经济一直占据着异常重要的位置。如果贸然在半农半牧区以及牧区进行如农业区般的社会改革，其造成的后果必将得不偿失。
1950年9月至1951年4月间在迪化（今乌鲁木齐）、哈密、喀什、阿克苏、焉耆、莎车、和阗等7个专区的24个乡及9个村进行减租反霸试办工作。1951年5月30日发出了《关于新疆今冬明春发动群众进行减租反霸的指示》，确定自1951年9月起至1952年底在全疆9个专区58个县近400万人口的农业区普遍开展减租反霸运动。
1952年7月中旬到8月上旬，新疆分局会议通过《关于在新疆农业区实行土改的决议》。1952年9月，土改冲锋号首先从疏附县帕哈太克里乡吹响，很快就响彻整个农业区。
在各项工作实施中，中共同样认识到新疆地区有复杂而严重的民族问题和宗教问题，在土改中向宗教势力作出一些小让步，换取了整个新疆社会的大进步。
1951年5月，中共中央电告新疆分局：
“在新疆实行社会改革，应充分地估计到民族和宗教的特点，有意识地在民族和宗教问题上作一些让步，以换取整个社会改革的胜利，是完全必要的。”
比如，1951年南疆减租运动中确定：对于两种民族形式租佃关系的地区，减租时应采取双方协商的办法进行，不应采取斗争方式，以免造成民族间的仇视；“对于宗教寺院出租的土地，一般的应按照减租条例依法减租，但在执行中，应视当地群众觉悟程度而定”。
1952年土地改革中对所有清真寺、喇嘛庙、宗教学校、麻扎在农村中现有的土地、房屋及一切财产，均一律予以保留；尊重宗教职业者，使他们与一般农民同样分给一份土地；同时尊重宗教信仰自由，保护寺院、庙宇及其他一切文物古迹不受破坏。
1953年底土改结束，经过这一番社会主义改造运动，占据人口绝大多数的穷人政治地位提高，无偿获取了许多生产物质，家家有地种，户户有田耕，经济状况日益好转，生活水平提高，人民群众欢欣鼓舞，社会面貌焕然一新。
新疆维吾尔群众欢快地唱起了歌颂共产党、歌颂毛泽东的歌曲。有一首歌《毛主席的恩情唱不完》这样唱：
“把天下的水都变成墨，把蓝天和大地当作纸，把天下的树木都当成彩笔，让天下劳动人民成为诗人……我们的颂歌千万首，你的恩情唱不完。……”
这首颂歌的惊人之处是从《古兰经》觅得词汇改编而成的，《古兰经》第三十一章第二十七节：“假若大地上的树都是笔，一海之外，再加七海都是墨，也书写不尽安拉的言语。”
维吾尔群众将中共领袖毛泽东视为“安拉的使者”，社会主义革命文化下的国家领袖成为一种民众信仰。（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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