郁达夫逝世73周年：色魔、汉奸、变态狂和堕落文人，还是抗日救国的

郁达夫（1896/12/07-1945/09/17）

民国多奇人，有人记住了鲁迅“寄意寒星荃不察，我以我血荐轩辕”的冷峻呐喊，有人顾念着徐志摩“让我花掉一整幅青春, 用来寻你”的温柔浪漫，同样地，也会有人忘不掉“犹有三分癖未忘，二分轻薄一分狂”的郁达夫。

人们对郁达夫的评价，历来褒贬不一，赞誉他的人称之为天才、大师、烈士和现代文坛中一个重量级的人物。

贬斥他的人，则骂他为色魔、汉奸、变态狂和堕落文人。

郁心匪石真颜色，达士多情亦丈夫。

但却无人否认，郁达夫是一个至情至真的人。

达夫，达夫，命不达，文达。

郁达夫于1896年出生于浙江省一个知识分子家庭，家庭条件应该还算不错。

然而，郁达夫的童年并不幸福，他三岁丧父，家境窘迫。迫于生计，兄弟三人中的大哥在家务农，二哥外出打工，只有他在文学上显示出了巨大的天才，七岁入私塾，九岁便能赋诗。

郁达夫是被母亲和养姐带大的，家无男主人，妻儿饱受欺凌。但幸运的是，郁达夫的母亲极有远见，资助他从私塾到县城的高等小学堂再到留学日本，在读书方面，母亲从来没有亏待过他。

因为家庭贫困，郁达夫身体营养跟不上，从来都是班里最瘦小的那个，总被同学欺负。

年轻时在日本留学读书历尽艰辛；感情上，与原配孙荃因缺乏感情基础而分道扬镳，后来与王映霞的结合也以悲剧收场。日军攻陷富阳后，郁达夫的母亲在家乡活活饿死，孩子早早夭折，长兄又被日伪杀害，他自己也流亡到苏门答腊……这些灾难迭加于一身，使郁达夫时时生活在痛苦之中。

郭沫若回忆说，“在友人中像达夫这样的遭遇是很罕见的”。

郁达夫遭逢这样的人生境遇，让他变得敏感又极端，时常自卑与猜疑，他在作品中经常自我剖析，带入了强烈的个人情绪，作品充满悲观主义色彩。

但同时他又为了追求真我，不愿被现世的教条规则捆绑，不愿与黑暗势力同流合污，只能放纵不羁，以各种看似荒诞的行迹，找寻精神上的慰藉，将世间的惆怅和无奈，对自我的探索化为文字挥毫在纸上，想以此来反抗生活的束缚。他的每部作品都像是他的内心独白，美好的、丑陋的，全都坦然地揭示给众人看。

1913年，17岁的郁达夫，跟随远赴日本考察司法的长兄郁曼陀，一同去了日本，开始了他在日本的留学生涯。他凭借自己的天赋和努力，以优异成绩考上了官费留学生，还在日本的汉诗圈子里打出了名堂。但作为被称为“东亚病夫”的弱国子民，郁达夫漂泊异国，难免会感受到当时日本国民的轻蔑。

人在日本，更让病夫郁达夫难受的，或许是青春萌动，带来的情欲火苗和性苦闷。在名古屋上学时，

他爱上了房东的女儿后藤隆子。但他或许是自卑于自己中国人的身份，怕她看不起他这个“支那人”，

虽内心如火，但表面冷淡，似乎从来没有告白过，只是暗地里写下“我意怜君君不识，满襟红泪奈卿何”的诗句；只是在《沉沦》里写偷窥房东女儿洗澡，来满足自己对于隆子身体的渴望；只是后来把他的长子取名为“龙儿”，以纪念这段没有开始、更没有结果的感情。

陷入性的苦闷中的郁达夫甚至沉迷嫖妓。1915年9月11日夜间，郁达夫离开东京，坐火车去名古屋进第八高等学校就读。当这一年的寒假考完试以后，接连下了两天大雪。郁达夫一个人住在被厚雪封锁住的乡间，觉得怎么也忍耐不住了，就在一天雪片还在飞舞着的午后，踏上了东海道线开往东京去的客车。在孤冷的客车里，喝了几瓶热酒，看看四面并没有认识的人，胆子忽而放大了。于是，到了夜半停车的一个小站上、郁达夫忽然飘飘然跳下了车厢。日本的妓馆，本来是到处都有的，但一则因为怕被熟人看见，再则考虑有梅毒的纠缠，所以郁达夫过去只是胡乱想过，却不敢轻易的去试一试。这次却不同了，人地既极生疏，时间又是夜半，再加上喝了几瓶酒后异常兴奋，走出车站，跳上了人力车，把围巾向脸上一包，就放大了喉咙叫车夫直接拉他到妓廊的高楼去。

自此之后，郁达夫每当陷入性苦闷之时便跑去妓馆里寻求刺激和解脱。据郁达夫在八高时的同窗钱潮回忆说：“达夫在名古屋时生活很浪漫，常去妓院，有时回来还向我介绍他的见闻，如日本妓女都坐在哪里，头上挂有介绍姓名、年龄的牌子，供来客挑选等等。达夫早期的小说大都以妓女生活为题材，恐怕与此不无关系。”

郁达夫被誉为中国现代抒情小说的开创者，但他的作品因充满”病态”的性爱描写而饱受争议。由被日本人歧视带来的家国悲哀也好，因身体发育而带来的性苦闷也好，所有这一切带着些许病态颓废的思想，都被他写进了小说《沉沦》中。他说他写的是“性的要求与灵肉的冲突”，大胆的自我暴露式写法，一下子助力他成为了文坛的名人。毕竟，那个年代的中国青年，或多或少都和他有同样的病症，能从他的小说里读出共鸣与感慨。

从《沉沦》开始，在其创作的44篇小说中，涉及两性关系描写的就有28篇。作品中的性描写，不少部分是”病态的”、”苦闷的”，甚至是”变态的”，如：窥浴、狎妓、私通、手淫、乱伦、同性恋等。在对郁达夫的评价中，赞美者称其与鲁迅”双峰并峙”，是”反禁欲主义者的先锋”，批评者说它是”诲淫”、”不道德、不端方的文学”，甚至攻击他为色情狂、性变态者、黄色文艺大师。

郁达夫的真还表现在，他一生追求爱情至上，至情至真，却一生没法为任何一个女人负责，只欠下一屁股情债。

他曾经结过三次婚，第一段婚姻是刚从日本回国的时候，家里为他介绍了本地的一个才女孙荃。 

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他反抗不得只得和孙荃结婚，即使孙荃三从四德，安分守己，但是没有爱情的婚姻只能变成亲情，这样岁月静好的生活是留不住郁达夫的。他对首任妻子孙荃这样评价：“可怜她对我很好，我却一点也不爱她。”

郁达夫31岁的那年遇到了王映霞，这个让他一见钟情的女子，爱情就像龙卷风，突然袭来，无处可躲。

他疯狂地追求王映霞，王映霞被他的热情所打动，最终不管不顾地在一起了，因为他们是自由恋爱，成为当时人们极为羡慕的眷侣，被称为“富春江上神仙侣”。

但爱情，并不如想象中那般美好，年龄的差距，思想的异同，性格的冲突，双方的不成熟，当爱情的炽热冷却时，他们不知道该如何收场。他们互相纠缠，也互相伤害，因为冲动一遍遍地消耗感情，因为任性一遍遍地后悔道歉，他们的分分合合，兜兜转转，终于落得个劳燕分飞的结局。

郁达夫在婚姻上是不幸的，但在政治上更因为自己至真的性格备受打击，具有悲剧色彩。

早在东京留学期间，郁达夫就对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社会现状有着较清醒的认识，他同情工人阶级、农民阶级，痛击腐败，鞭挞黑暗，歌颂光明，以期唤起中国民众的斗志。后来，他加入创造社，同郭沫若等一道，成为中国文坛反帝反封建的勇士。尤其，郁达夫的风流豪放、坦率真诚但稍显幼稚的性格，使他在创作中强烈地受到了卢梭《忏悔录》中“我的大胆暴露”的影响，也每每将自己深刻解剖，置之大庭广众之下，以此鞭策自己、警醒世人，这对于深藏在千年万年的衣帽下的士大夫的虚伪，不啻是一种暴风雨般的闪击，把那些所谓的正人君子、假道学先生们震惊得目瞪口呆，以至于对他狂骂怒斥——郁达夫招来了士大夫们的围剿攻击。

虽然，郁达夫暴露自我非常勇敢，但他抵御外来攻击的能力却很差，他的感情是脆弱的，而神经又稍过纤细，这使他面临外来的攻击时，常常非常孤独，有时甚至于伤心、苦恼。他是一个牢骚式的人物，绝不会趋时，在一片“北伐胜利”的欢笑声中，他虽然也为此兴奋不已，但更多的是忧患意识。他不合时宜地吹起刺人的警笛，毫不客气地把他目睹某些所谓的革命者那种“暗中敲括，表面粉饰”的投机行为揭露出来，结果引发了来自“左”“右”两个阵营的攻击。

既被革命投机分子所痛恨，又不为正在统一战线阵营中的革命同志所理解，郁达夫只能在四面楚歌的夹缝中度过。后来，蒋介石的叛变革命证实了郁达夫的政治敏感，但郁达夫却不会装饰自己，他又以露骨的直率向美国记者和好友徐志摩说：“我不是战士，只是作家。”一句真诚的话语，又使他遭到了比来自敌人更猛烈的攻击，革命同志鄙薄于他乃至反目。结果，“左联”除了他的名，他也被长时间地扣上了“革命意志消沉”的帽子。

郁达夫的豪爽、天真，使他永远不会掩饰自己的喜、怒、哀、乐，这种不分场合的随心所欲，使他遭到了毁灭性的打击。1945年8月，在印尼的日军接到他们的天皇向盟军宣布无条件投降的命令时，日本侵略者一时间垂头丧气，惊慌失措。而郁达夫竟毫无顾忌自己革命党人的身份，以及周围日军特务的猖狂活动，掩饰不住自己内心狂喜之情，四处活动，兴高采烈地准备去迎接胜利的盟军。日本宪兵在识破了郁达夫革命党人的真实身份后，他就被日军死死盯住了。郁达夫没能迎来盟军，却在一个伸手不见五指的夜晚，被引诱出去，惨遭日军宪兵的杀害。一个名震遐迩的文坛巨匠、革命烈士，却终未能逃脱厄运的打击。

郁达夫在事业、爱情上的连连受挫，他尚未感到人世理想的完全绝灭时，却被惨无人道的日本宪兵送上了断头台，真正完成了他生命的悲剧。

1952年，新中国追认郁达夫为“革命烈士”；而日本学者铃木正夫，后来也找到了当年杀害郁达夫的宪兵班长，再次证实了郁达夫确实是死于日本人之手。但时至今日，郁达夫的尸体一直未能找到，他的魂灵还尚漂泊在苏门答腊的荒野之中。

郁达夫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古语云，“知子莫若父”，实则知父也莫若子。在郁达夫的众多子女中，郁飞与父亲相处最久，相知最深。1992年，六十四岁的郁飞曾对新加坡记者说：“我的父亲是一位有明显优点，也有明显缺点的人，他很爱国家，对朋友也很热心，但做人处世过于冲动，以至家庭与生活都搞得很不愉快。他不是什么圣人，只是一名文人，不要刻意美化他，也不要把他丑化。”郁飞这话不仅说得诚恳，而且说得中肯。

回首他的一生，经历过人情冷暖，看尽了沧海桑田，遍尝了际遇离别，最终生命定格在49岁，旁人骂他负心人也罢，骂他堕落文人也好，他也只不过是一个平凡的人，一个至真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