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时间与其他（与著名作家叶兆言对话之四）

时间

姜广平：时间是每一个作家都关心的东西，我刚刚看到余华一篇文章，他说到了他对时间的恐惧。我读格非的作品也觉得时间应该是格非的一个重要的关键词。譬如他的《敌人》、《迷舟》和《青黄》都直指时间。在这方面，我觉得你同样有着某种时间的敏锐。《枣树的故事》、《去影》和《状元境》等篇什中，你似乎有意无意地将时间拉长了；《重见阳光的日子》，又好像在说时间的无奈，常言所说的时间可以使一切淡忘，可这篇小说却告诉人们时间改变不了基本的事实，甚至改变不了人们的心态，如小说里的顾骏、陆文群以及谭小平。可是《一九三七年的爱情》中，时间则显示出一种富态而繁丽的急促，写得很饱满，整个文本因为时间的处理而被撑得结结实实，让人击节。

叶兆言：如何处理时间应该是当代每一个作家都必须面临的具体问题。很多中国作家处理时间时，都受马尔克斯那一句著名的话影响：许多年之后，面对行刑队，奥雷良诺·布恩地亚上校将会回想起他父亲带他去见识冰块的那个遥远的下午。这种处理时间的方式，马尔克斯绝不是第一个。可我不得不承认，中国很多作家清楚地意识到这个问题以及如何处理时间则肯定是从马尔克斯的这一句话开始的。其实，时间就像一本打开的书。或者说时间就像一种阅读方式，我们在看书的时候，往往不是从第一页开始读的，我们很随意地打开一本书，并不是从头开始，是非常随意地打开了，可能是这本书中的任何一页。我们漫不经心，能看下去，我们就看下去，不想看，就又随手扔了。遇上一些不明白的地方了，我们会兴致勃勃地往前看，有时候又迫不及待地往后翻。很多时候，我们甚至是从最后一页开始往前面读。

姜广平：不错，确实是有这种情形的。

叶兆言：叙事其实也是可以从任何一个时间开始的。时间的延续也可以从任何时间开始。

姜广平：这一点我注意到了，《花煞》就是先写了一个人的死，然后写他生前的事，最后写到他的出生。

叶兆言：时间是自由的。越是自由，越难把握。

姜广平：但我又觉得一些作品显出了你对时间的着意，譬如你的早期作品《蜜月阴影》，我对这一篇作品的语言不很认可，但我觉得你在这篇小说里对时间的预设却很耐人寻味。譬如，在阿潘与莎莎之间有着很巧妙的时间对接，就安娜这个人物而言，阿潘与安娜的结束，恰恰是阿潘与莎莎的开始；对蜜月而言，阿潘结束，而莎莎开始。我认为你的这种时间预设非常巧妙。

叶兆言：作家无法回避时间的预设。无论是叙事或是节奏。随着写作的深入，作家会自然而自由地考虑和处理这个问题。我通常之下是不知道下面要写什么的，这很让我感到恐惧。这时候，我就停笔。海明威是在知道下面要写些什么东西的时候停笔，我不行。

姜广平：为什么？

叶兆言：对于我来讲，即兴是非常重要的。我是一个即兴的作家。对下一步我将要写些什么我很是恍惚，不知道走向哪里。我写东西特别怕被人打断。写作是一种等待。我在大部分时间里都是在等待。也许我什么也等不到。有时候，我写了上句，有了下句，但我不愿意将它写下，我很可能要等上很长时间才将它写下。

姜广平：为什么？

叶兆言：我是想等待更好的。如果等不到，我就想这也许就是最好的。我写作的痴迷状态就是这样的。我写作没有提纲。《一九三七年的爱情》这样一部长篇也是没有提纲的。一篇长篇小说，提纲不就是一张纸吗？你难道不认为这很不可思议吗？

五、其他

姜广平：有一点，很多人都已经注意到了，那就是先锋作家的现状已经与他们出道初期有了很大的不同。你认为你现在与出道初期相比有了一些什么不同呢？

叶兆言：从本质上讲，应该没有什么不同。如果有不同，应该是能力和精力有所不同。我始终在追求变化，从第一天开始写作，就有意识地追求变化。我希望自己的上一部小说与下一部小说在语体有很大的不同。一个作家必须变，树挪死，人挪活。

姜广平：写作状态呢？

叶兆言：写作状态显然不如过去了。这可能与年龄有关。从等待的角度来说，现在等待的时间更长。写作速度也明显地慢了。

姜广平：余华说他六十岁的时候会写不动小说。你认为你将会怎么样？

叶兆言：创作是一种能力，既然是能力，就可能会丧失。对我而言，写作更多的是一种需要。写作是一种生命本能。让我不写作将是非常难受的。我现在正在写长篇，那种感觉是很好的。生活中我是一个很无趣也很枯燥的人。我没有什么爱好，像个写作机器，生活很单调。我的生活就是阅读与写作。这是我生活的全部，但我很喜欢这种生活方式，我可以将百分之九十的精力都放到写作上。写作有时候会让人变得自信，而通常我是极自信的。这个时代给了作家所需要的一切基本条件。

姜广平：你的作品的文化亲和力非常强。这是否和你的祖父、父亲对你的影响有关？叶氏家族那种特有的书香气息，应该对你有很大的影响。

叶兆言：一个作家的生活都会对他产生这样那样的影响。或者说，一个作家的生活对他的写作所起的作用不管怎样估计都是可以的。我在做人方面的低调就是受祖父影响的。但写作是一个实践性非常强的活动。祖辈与父辈的影响我想更多的是在写作的姿态上。我祖父八十岁时，都坐在书桌前看书写作思考。我觉得这是一个读书人一个作家应该保持的一种姿态。作家应该坐在书桌前。当代生活中给人诱惑的东西太多，作家如果挡不住这种诱惑，那他就无法拥有这种姿态。而如果没有这种姿态，那么就很难说是一个出色的作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