荒唐君臣

李鸿章视北洋水师为命根子，在光绪十四年(1888 )建成了位居世界第四位的海军舰队,其实力大大超过日本海军，使北洋防区实现了近代化。但是，从此开始，朝廷供给李鸿章北洋水师添置舰、炮的经费就开始拖欠，更不说挪用由海军监管修筑铁路的费用。李鸿章心急如焚，但要从当时掌握实权的慈禧手里要钱，只能费尽心思。

光绪十七年(1891)，李鸿章给皇上、太后上了一道奏折《致海军衙门函》，开头竟然这样写道：“颐和园电灯机器全分，业经分批解京，并派知州承霖随往伺候陈设”，说的却是给颐和园采办电灯的事，而且随后进一步详细说明这些电灯“机括巧密，料件繁多”，强调这批电灯是广东水师学堂的德国鱼雷教官回国休假时“令其亲往德厂订购，格外精工，是西洋最新之式，前此中国所未有。”而且“承霖原是安设电灯熟手，惟此系新式，与寻常不同”，原来安装电灯的师傅不一定搞得懂安装这批电灯的技术，还得请这位德国教官亲自到颐和园去安装。再逐一补充说颐和园附近西苑“更换电灯锅炉各件”是由洋行代办，不久就可运到天津，“闻器料尚属精美，一俟到齐，即派妥员解京，以备更换。”

堂堂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对慈禧太后坚持修建的颐和园如此关心，其实是为催要修筑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关东铁路拔款，去讨得慈禧欢心。

慈禧太后喜欢大排场，生活奢侈享受，因为修缮被英法联军烧毁的圆明园耗资巨大，而且又“不吉利”，修建一个可以“颐养天年”的花园是慈禧的梦想。早在同治九年(1870)，李鸿章初任直隶总督时，朝中重臣就与李鸿章串通一气，以财政紧张为由，抵制慈禧修花园。

随着朝中政权更迭，再加慈禧表达出要退出权力中枢的意思，于是修建讨慈禧欢心的花园重新提上议事日程。多事之秋的晚清，对内百业待兴，对外要抵御列强侵略，本来财政就捉襟见肘，慈禧修建后来被命名为“颐和园”的花园花费颇巨，只好扣减军费。李鸿章奏折先报颐和园路灯情况，再要修路款项，可见要款之艰。

户部准备为慈禧祝寿，不但未如数拨付路款，而且还是要“商借”海军关东铁路经费。无可奈何的李鸿章，只得在甲午战争爆发前的关键时刻，将已修至山海关、购地已至锦州的关东铁路停建。

甲午战争最后以清廷惨败结束。李鸿章不由仰天长叹：“我办了一辈子的事，练兵也，海军也，都是纸糊的老虎，何尝能实在放手办理，不过勉强涂饰，虚有其表，不揭破尤可敷衍一时，如一间破屋，由糊裱匠东补西贴，居然成为一间净室，明知为纸片糊裱，然究竟不定里面是何等材料……乃必欲爽手扯破，又未预备何种修葺材料，何种改造方式，自然真相破露，不可收拾。”

日本首相伊藤博文说李鸿章“以一己之力搏一国之力”，不仅仅是对他一直敬仰有加的李中堂的嘲讽，更多的是对这位大清帝国“糊裱匠”命运的深深叹息。

我们今天重新回过头去，细细审视晚清那段让人扼腕哀叹的历史，从晚清三杰隐秘的内心世界，或者可以探寻出更多令人深思的东西。毫无疑问，无论是不屑于变通的曾国藩，还是不善于变通的左宗棠，甚至主动寻求变通的李鸿章，他们的“变通”都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

这已经超越了他们一生饱读的儒家经典带来的知识积淀，以及饱经忧患获取的为人处世的情商。无论幸或者不幸，历史总要给奋斗的个人一个交待。“忠君报国”的最终结果，是他们将风雨飘摇的封建帝国往后延续了数十年，个人在历史上终于寻找到了属于各自的位置。

曾国藩修行一生，谨言慎行，扶植提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无论个人品格修为，还是为国家做出的巨大贡献，都足以让后世景仰。在乱世中的磨砺，对人生的思考，让脾气倔、忍性重、吃得苦、不怕输、有蛮劲、好争胜的曾国藩，增添了对未来的敬畏；儒家经典的“明强”，又促使他更加敏感。于是，由“钝拙”取“机巧”，从“坚忍”求“成功”，在“勤俭”中寻“圆融”，用“温婉”加强“威严”，于是，超常的人情智慧，把臻于至善的曾国藩推向了历史的新高度。

左宗棠戎马一生，在军队中的大小事务，都是他亲自制定规则，然后严格按照执行，几乎很少出现纰漏。这是他个人能力强大的表现。但是他却不习惯官场中的繁文缛节，向他“发号施令”，用条条款款约束他，等于就是束缚自己的天性，这也是他在两次入值军机处痛苦不已的原因，更是他在率楚军自立之后，迅速脱离曾国藩，甚至与曾国藩对立的根本所在。但是，性格刚烈的左宗棠渐至刚愎。如果在侥幸渡过第一次临杀头危险的樊燮案后，左宗棠能够像曾国藩在丁父忧之时深刻反省，也就不会有第二次入值军机处的“磕头之险”。

李鸿章的声名，因为代替满清帝国签订了30多个卖国条约，一直被人诟病。其实从当时他所处的境地来看，他也非常不容易。一个既要为朝廷尽忠，又要讨好凌驾于朝廷之上的太后，还要内镇叛乱、外抵侵略的汉人，在满清帝国要左右逢源，只好委曲求全，甚至不惜“打痞子腔”。李鸿章的性格彰显出封建知识分子的矛盾，既要通过封建王朝建功立业，又要保持知识分子固有的清高自大。于是他们在务实中兼具虚伪，虚伪中衍生出虚荣。因为热爱权力而务实，因为务实不能解决所有问题，于是不得不使用“谋略”，因为“谋略”能够让他们保持骄傲。

智商是情商的基础，情商却不一定是智商的延伸。智商高的人情商不一定高，但情商高的人一般智商都不低。在很多时候，智商和情商并存，它们都是人的重要心理品质，都是事业成功的重要基础。智商较低，但能勤学、谦虚、坚持、总结，智商的潜能会被激发出来，情商也就会随着智商不断升高；智商较高，但太过自负，不能妥善、及时化解矛盾，也就是情商低劣的表现。

通过晚清三杰处理人际关系的故事，可以看出智商可以解决问题，情商可以化解矛盾，而智商和情商结合在一起，才是一个人综合能力的体现。智商略低的曾国藩慎小谨为，懂得不断总结反思，高情商弥补了智商的不足，在人才辈出的湖湘大地夺颖而出，不但培养出无数优秀人才，自己也名扬千古；高智商的左宗棠，一生自负，凭借能力及坚韧收复新疆，却因为不善于反省，与诸多曾经肝胆相照的好友渐行渐远，甚至反目成仇，不能不说是人生一大遗憾；智商促进情商更加完善的李鸿章，继承和发扬了曾国藩做事为官的优点，只不过因为更看重现实，李鸿章在为人上稍逊曾国藩，虽然忍辱负重，但身后骂声不断。

如果仅仅只是通俗地说晚清三杰的情商，也是为了谄媚阿谀，那就有点太小看他们了。虽然中国式的情商，不但是为了能够较好地解决矛盾，更是为了维护和平衡人际关系。但作为走在时代前列的曾、左、李，他们已经不只在为个人争名夺利上施展“手段”，而是在为了扶植大清帝国于将倾获取话语权。他们也曾经是普通人，逐步攀爬上位极人臣的高位，曾经也有过无知、迷惘、摇摆、艰辛、无奈、失意。因为他们内心的坚守不同，追求的目标有异，所以他们努力的方向也就不一样，最后产生的结果迥然不同。

每个人内心深处都潜藏着秘密，随着时光流逝，这些秘密最终都将流露出来。正是这些当时不被人所共知的隐秘，更加彰显出人性的复杂和真实。不管拥有“秘密”的主人最初的所思所想是否值得褒贬，最后他们都在时代的感召下，顺应历史潮流，最终做出合乎当时价值观的正确选择，影响了历史，并在历史上占有一席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