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论语》46 | 《六经》注我

【原文】子曰：“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徴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徴也。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徴之矣。”

孔子说：“我能说夏代之礼，但杞国的现状，不足以为我证明；我能讲殷商的礼，但宋国的现状，不足以为我证明。这两国的典籍和贤人不足的缘故。如果资料准备齐全了，我能予以证明。”

孔子的历史文化研究。一定要将事物搁置、追溯到当时的年代，才能验算成功。不然仅看意思层面，你很难引起共鸣，就可以拿走不谢。

先得了解两个朝代。“夏礼”，是夏朝的礼；“杞”是“杞国”，就是那个成语“杞人忧天”的故事起源地，商汤灭夏后，夏的遗民就留在杞国；“殷礼”，是夏朝的礼；“宋”是殷的后代。

用辨证法来理解下。往前看，孔子治学严谨，注重考证。虽然懂夏朝的礼，懂殷商的礼，但是对于年代久远的杞国和宋代，缺乏证旧，而不能妄断。这就是一种研究及考证态度，没有证据就不轻下结论。其中也间接说明历史资料保存的重要性。不然自己的祖先都不知道，后人更无法寻查。民间“集谱”，就是通过修订家谱这个活动把一个氏族的人集合在一起修订、编排氏族祖先，同时也让人认识到血脉的延续。要让后人记得你的最好的办法，就是自己不忘先辈，在一代一代的不忘本中，就有谱了。

往后看，依据这，就清晰明了。子张问：“十世可知也？”子曰：“殷因於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根据孔子的历史损益法，礼随朝代更迭，后面的礼也会做个增减，形成符合当时年代的东西，就是年代的产物。后面的礼比前面的礼，增加了什么，减少了什么，除去增加减少的东西，就是始终不变最根本的东西。最根本的能抓住就是方向。

这时，你不免质疑孔子，这两回答都是孔子说的，这不明显的前后矛盾吗？一者是依据不足就难以断下结论；二者是纵使一百世，也是可以预知的。搁置背景可能这样理解脉络，后者是抓住年代延续的主脉而非年代散发的细脉，后者抓住的是主要的而非前者的分支。

给人启发的是“文献”，“文”就是我们现在说的文献，典籍；“献”，通贤，贤人。“文”是静止的，“献”是动态的，活生生的人。类似于我注《六经》与《六经》注我的感觉，在乎这个“文”，你能读出多少，你能做出多少，就是切己体察。做到这个太难了，就是知行合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