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夫子称赞的人生志向是什么呢？

论语 侍坐章

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

——《论语▪先进》

说起论语，它是一部只言片语，单篇段落的集子，没有完整的篇章，这种观点是比较通行的。但是南怀谨的述录《论语别裁》有不同意这种看法，他认为论语要句回归段，段回归篇，篇回归章，章回归书。

南怀瑾认为要想理解论语，必须整体去看，章句段注都是断章取义，并明确指出朱熹的《论语集注》可以参考，但不能全信，认为后期我们所理解学习的论语都是“朱熹理解的论语”，完全陷入了他人的思想圈子里，再加上宋明理学的解析完全失去了孔子原始的意图。

南怀瑾也批评了汉唐以来对《论语》的圈点章句做注这一风气，认为这完全破坏了对《论语》整体性的理解，陷入了支离的境地。所以，南怀瑾提出了“以经解经”的读法。

由此看来，汉唐、宋明理学对论语的一些见解主观影响较大，可以参考，但不可以全信。

上述的是南怀谨对于《论语》的看法，笔者比较认同。但按照通常的理解说论语是只言片语这个角度来看，论语中的《先进》篇中的“子路、曾晳、冉有、公西华侍坐”（有的书把这篇文章命名为“侍坐章”）是论语中较长的段落，被很多研究者称之为非常重要的部分，这篇记载为什么重要，莫过于曾晳回答了孔子自己志向的那一段，而这一段可以用一个词叫“曾点言志”概括。

关于“曾点言志”这个内容，孟子有所发挥，二程有所发挥，朱熹有所发挥，王阳明有所发挥，总之，曾点说出自己的志向，孔子点头同意了。也就是说，孔子间接地说出了自己的志向。这一下，一代宗儒的志向引来了后世诸多大儒们的竞相参透，可谓盛况空前。

那这段内容讲了什么呢？我们来看看。

首先说说曾晳在这场谈话中的样态。

曾晳在孔子与另外三人讨论志向的时候弹琴，当孔子问到曾晳的时候，曾晳说我的观点与其他三人不一样，并在孔子的鼓励下说出了自己的观点。南怀谨说曾晳这样的一心二用的功夫甚为了得，并且又举了《三国演义》中庞统判案的例子说明只有一个人的修养学问到达一定地步才能达到一心二用的境界。当然，这样的前提是孔子是一个大教育家的前提下，允许学生在老师面前表现最真实的自己，换作老师二程肯定就不是这样的。人后才有了曾晳后来似小而大的志向。

那曾晳是一个怎样的人物？他提出了一个什么样的志向让孔子极其赞成呢？

简单来说，曾晳是孔子七十二贤人之一，是孔子早期的学生。是宗圣曾参的父亲，曾参就是曾子。而曾子是孔子的孙子孔鲤的遗孤孔伋（字子思）的老师，而子思的门人又是孟子的老师，所以，孟子师爷的父亲是曾皙，从后来孟子所倡的“吾善养吾浩然之气”的风骨里可以看出这学问是有所传承的。

曾参在孔学中的地位是上承孔子儒家学说，下启思孟学派的重要人物。而曾子是在十六岁奉父曾皙之命拜师孔子。颜回死后，曾子成为了孔学主要继承人。这就是曾皙在孔学中的谱系。

曾皙的学问怎么样？

南怀谨在《论语别裁》中说这侍坐的四个人是孔子的高材生我认为是很对的。能陪在老师身边与老师探讨问题的学生学力也不会低到哪去。而这高材生也就是古语里的高足弟子。要知道，古时候有才华的人聚众讲学只考一个老师是不行的，通常是老师将他的想法与见解教授于他们的高足弟子，由高足弟子再来弘扬传播。

举两个例子，东汉末年有个很厉害的经学大师叫郑康成，遍注儒家经典，以毕生的经历整理古代文化遗产，使经学进入了一个“小统一时代”。就是这样一个大师，前期求学时从师于东汉另一个经学大儒马融时前期就是马融的高足弟子们为他和其他门人们讲授，至于后来嘛，恰巧令老师马融犯难的天文术数问题人家郑康成会，郑康成顺理成章地得到了老师的倾囊解惑。所以机会总是垂青于有准备的人这句话我们听了千千万万遍，依然从来没有放在心上过。

再有明朝的那个大哲学家王阳明，也有两个高足弟子帮他讲授，一个是钱德洪，一个是王龙溪，值得一提的是，这个王阳明的大弟子徐爱和孔子的大弟子颜回一样，都死的很早，如果他们能活得很久的话，后期老师的学说也许就不会支离的那么快。所以后来那个文采斐然而不幸早死的韩非子在书中也喟叹道：“故孔、墨之后，儒分为八，墨离为三，取舍相反不同，而皆自谓真孔、墨，孔、墨不可复生，将谁使定世之学乎？”所以，人生的际遇有时候颇为诡异，这一点我们随着年华的逝去，会越来越被逼着认同。

虽然孔子提倡有教无类，但毕竟三千弟子，贤人七十二，所以孔子教育中更重要的就是因材施教，也就是有层次的教育，《论语第七章述而》有这样的话是“不愤不启，不悱不发，举一隅而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的话。孔子问他们四个人的志向在孔子的心中必定早有心理预期了，孔子不可能随便拉几个弟子就问他们的志向，这样老师也没做好准备，学生更不可能有准备，也不太可能三千个弟子一一问到，所以可以肯定的是，孔子选这几个人问志，心中在之前对他们的种种表现中是有预期评判的。

所以作为孔子的高材生和一代宗深的父亲，他的学问品格也应该是相当了得的。

那么，曾子的父亲曾晳到底提出了什么样的观点引起了后来人广泛的讨论呢？

就是在子路、冉有、公西华都表达了特别崇高的政治理想后，曾晳的志向却与众不同。他说他的志向很简单：

在晚春天气稍微转暖的时候，与五、六个志同道合的朋友，童子六七个人，在沂水洗一澡，在求雨祭祀的坛子下吹吹风、乘乘凉，然后一路唱着歌回来。

这就是曾晳的志向，由“千乘之国”的子路、“方六七十”的冉求，再到“宗庙之事”的公西华，可以说一个比一个谦虚，我读到这儿的时候就在想，如果再谦虚的往下说还会是什么？可是，曾晳制止了这种无聊的谦虚，在他那里，平淡出奇的志愿中透出的是一个人的心境。

有句话叫“心有多大，舞台就有多大”，照此看来，子路的心最大，他能力挽狂澜于大厦之将倾，而曾晳的心貌似很渺小。

南怀瑾给出了他的解释，他说这表现了曾晳高雅清华的风度与性天风月、春风化雨的境界，南怀瑾对曾点此志的看法是这个志向普遍期待了中国自古希望的“大同”世界，就是一种“天增岁月人增寿，春满乾坤福满门”的世界，南怀瑾的观点也倾向于学术界有的学者认为的体现了“太平社会缩影”这样的看法。

这是南怀谨的观点，我比较认同，接下来说说其他学者的看法。

对于这样一个愿望，在现代人看来是那样的不值一提，不屑一顾，似乎我们天天都是这样。但是，我们忘了一个前提，就是在孔子标榜的那个礼乐崩坏的封建时代，曾晳这样的志向似乎很难实现。既然很难实现，曾晳这样的志向就是一种祈愿，一种愿景，在遥远的地方与遥远的时间后才能是实现，这样的愿景在儒家中有个名词叫“行不掩言”，而这个词的意思是言与行不相符，这并不是说这个人言行不一致，说一套，做一套，而是行为不能达到言语表达要达到的程度。

这样解释就很通了，现在我们研究孔子的政治理想说他提出的以“仁”为核心的大同政治在当时春秋列国中是很难实现的。学历史我们都知道，大一统是历史发展的趋势，由春秋到战国，再到七雄，最后秦完成了这一命题。从这个角度说来，当时谁都想自己的地盘大一些，有句话叫“春秋无义战”，战争完全是为了兼并，就像原始动物一样，谁强大，谁的领域地盘就理该大一些。

我们可以站在这样一个大的历史观下再看孔子的志愿就特别的不切实际，但孔子是那个时代的人，即使孔子再厉害，也超越不了当时时代的局限。在逐年周游列国实践自己政治理想的一次次失败后，孔子也在一次次反思自己的志愿在当下的可行性，孔子必然有过这样的想法：我说的东西早就到了C那个地方，而我却一直在A这个地方原地打转，甚至还有可能后退，孔子也必定感叹过何时才能怎样怎样就好了，这“怎样怎样”的场景就是曾晳所说的场景，而这样的场景孔子也知道是比较难实现的，所以孔子才会“喟然曰”。

什么是“喟”，就是大声感叹的意思，一个人对于别人说出什么样的话才会激动地大声感叹呢？答案当然是别人的话正中听者的心坎上。所以，曾晳想要的场景也是孔子一直想要的。

但孔子也是知道的，这样的场景还很遥远，我认为那个“喟”应该还有“唉”的意思在里边，所以孔子听到曾晳这句话是即感概又无奈的。

这里提一个事，就是孔子在游到陈这个地方时，转而思怀起自己家乡鲁国的狂士，慨叹地说出：“不得中行而与之，必也狂娟乎！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也。”

在孔子意识到自己的志向难以实现的境地下，觉得自己现在的行为就是狂士的行为。前面我说的那个词“行不掩言”就是描述狂士的，这样说来曾晳就是一个典型的狂士，既然孔子有这个心境并且还赞许了曾晳这个狂士的的话，所以就冲孔子这样的表现，后来的大儒们就开始了对“狂”或者说“曾点之狂”的讨论与发挥。

《孟子.尽心下》就有这样的对话。

弟子万章问老师孟子：“什么样的人可以称之为狂呢？”孟子就回答了说比如琴张、曾晳、牧皮这样的人就是孔老夫子所说的狂了。弟子进一步发问说“什么是狂呢？“”孟子就是用“行不掩言”来说明的。

到了宋明理学时便出现了竞相标榜曾晳这样的志向的风气。

有一个儒学或者理学的专有名词来形容这样的志向叫：狂者胸次。

我的理解就是将孔子所说的狂与曾晳的志结合而成的名词。宋明学儒们解释说曾晳弹琴，铿然舍瑟，不规规矩矩的回答老师孔子的提问，这样一种姿态被称为“狂态”，回答的话叫“狂言”。学者张祥浩在《王守仁评传》说如果曾晳是程颐的弟子，那么程颐肯定是要斥骂的，而孔子却称许他，说孔子这是何等气象，曾晳这是何等气象。说明孔子与曾皙都是拥有“狂者胸次”的。

在曾晳的年普里还记载了这样一件事：鲁国大夫季武子死，曾点前往吊唁 “倚其门而歌”，被称为鲁之狂士。

从这个角度看，这样两个狂士相遇，你不觉得一拍而合是极其可能的？

大凡封建成圣的先哲们，认为狂和圣只在毫厘之间。

孔子这样认为的原因朱熹给出了他自己的解释：“夫子初心，欲行其道于天下，至是而知其终不用也。于是始欲成就后学，以传道于来世。又不得中行之士而思其次，以为狂士志意高远，犹或可与进于道也。”

朱熹对孔子为什么仰慕狂士我认为给出了比较重肯评价。

但正如南怀瑾评价的那样，朱熹对“孔子与点” 的解释就是他所理解的论语。我们都知道朱熹有个特著名的言论是“存天理，灭人欲”，所以他的近乎所有的解释都会自觉不自觉的往这个上面靠拢。他把“曾点言志”解释为是“天理流行”的原因。

朱熹说“曾点之学，盖有以见人欲尽处，天理流行，随处充满 ，无少欠阙。故其动静之际从容如此。而其言志，则又不过即其所居之位，乐其日用之常，初无舍己为人之意，而其胸次悠然，直与天地万物，上下同流，各得其所之秒，隐然自见于言外。视三子之规规于事为之末者，其气象不侔矣。故夫子叹息而深许之。”

朱熹这段话强拉硬拽、生搬硬套、生吞活剥的解释了“曾点言志”这段话，所以朱熹的这个解释实在是离曾晳意图太远，朱熹的这个观点我不太同意。

再有呢，就是明朝有个大哲学家王阳明提出了他的观点。先说说这个王阳明，我前面举例高足弟子的时候提到过他。

王阳明可谓是继孔子之后又一位立德、立言、立功真三不朽的人物，给大家来个惯口：说王阳明他五岁未语，经道士点播更名为守仁，十一岁发宏愿志在圣人，求宗仲晦未可得，被贬龙场悟道真，创立心学，两都讲学，巡抚南赣，擒获叛藩，门人弟子众多，聚众讲学比孔子有过之而无不及，晚归良知，天泉证道，真可谓，四句真教承心学，起承明末一大儒呀！

说了这么多，就是在说这个王守仁的学说和人品对后世影响极大，而他对论语第十一章先进篇的这段“曾点言志”也有着他自己的解释。

这段解释出自王守仁的《传习录》：“三子是有有意必，有意必偏着一边，能此未必能彼；曾点这意思是却无意必，便是‘素位而行，不愿乎其外’，‘素夷狄行乎夷狄，素患难行乎患难，无入而不自得’矣。三子所谓‘汝器也’，曾点便有不器意。”

王阳明当中所引的话就是《中庸》里关于君子素位而行的解释。

王阳明说曾点言志很符合《中庸》里“素位而行”的意思，那么，什么是“素位而行”呢？就是你在贫穷的时候就过贫穷的生活，不要做本分外的事情。现实当中有一些死要面子活受罪的人就没有达到“素位而行”的观点。

这个“素位而行”的观点具体出自《中庸》的第十四章，里面对素位而行有个概括的解释：“君子素其位而行，不愿乎其外”接着又说“素富贵，行乎富贵；素穷贱，行乎穷贱；素夷狄，行乎夷狄；素患难，行乎患难。君子无入而无不自得！”

中庸第十四章有五六句，王守仁引的就是其中的二三句，古人论述一个自己的见解引述时引用个三言两语即可，就跟我们现在写文章引用的方式一样，什么名言警局之类的。王守仁也一样，意思一两句，大家都读过经典，所以都知道，意思意思就行了。但是我们现在对其的研究以渐渐离去，所以我们不能意思意思，应有一个比较详尽的探索。

所以这《中庸》关于君子“素位而行”后面的话是“在上位不陵下，在下位不援上；正己而不求于人，则无怨；上不怨天，下不尤人。故君子居易以俟命，小人行险以徼幸。子曰：‘射有似乎君子，失诸正鹄，反求诸其身。’”

到这儿为止，《中庸》关于“素位而行”的论述方才停止，其实《中庸》通书都是在讨论君子应该怎样“中庸”的问题。

顺便说一下这个“中庸”。有些人感慨过说人生之路前面是非多，后面争议大，还是我们老祖宗的中庸好呀！要做到“中庸”谈何容易！中庸可不是马马虎虎，差不多得了，南怀瑾也批评过有些所谓专家通俗的解释中庸的问题，举了个例子说“A说的对，B说的不对，C说对不对没有关系，就中庸吧！”

这样解释不对，《论语第六章雍也》里孔子说“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民鲜久矣！”的话，孔子感叹做到中庸之德的人实在很少，子思的解释是“不偏之谓中，不易之谓庸”，中庸就是不偏不易，人生不偏离，不轻易变换自已的目的和主张。

再有上一个台阶就是“中和”，《中庸》第一篇说“喜怒哀乐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就是遇到任何事均能“性静情逸”的去做，对任何事不要因为自己主观情绪而冒然激进，即使你一时控制不住，南怀瑾说只要你能够保留其对的一面，各舍弃其不对的一面，这样一来你就得到中和，不过这是很难的。

其实“中庸”最终要达到的境界是中庸自己定位的“天人合一”。所以你要知道了这些，你说你做到了中庸或者你认为中庸是避开了是非争议的地方，前一个连哲圣老子都没有放出这话，你小子也太狂了吧；后一个果真是要被笑掉大牙的，你也不想想，要是那样，子思干嘛费气力的要亲自写下来传授给孟子，所以，“中庸”二字博大精深还要加深理解才是。

上面说了这么一大堆，无非是想说明王守仁这个大哲学家思想家认为曾晳有中庸的学问。上面我说过曾晳与子思的关系，与他在孔门中的位置，中庸的思想源头来于曾晳言志的这段话也未尝不可。所以王守仁认为曾晳是中庸的狂，他曾经作诗也表达了向往曾晳之狂这样的境界，他说“铿然舍瑟春风里，点也虽狂得我情。”可见他对曾皙超然态度的赞许。

但圣人就是圣人，虽然向往曾晳志狂的境界，但与孔子一样，王守仁也认为狂和圣只在毫厘之间，在狂的基础上还要加强实践的功夫才行，所以，王阳明的这个见解我也是比较认同的。

关于后人对这个“曾点言志”的解释还有别的，比如汉世三杰的王充的《论衡.明雩》和清朝乾隆年间有个宋翔凤从政治角度转向伦理道德角度著述的《论语发微》都同意曾点是想要“恢复古礼”的意思。

另还有北京大学中文系的 《先秦文学史参考资料》里解释说这是孔子的“从政之心衰减”，其内容说“今《论语》考之，孔子本有奔走求仕之心，而终不得志，因此他有‘道不行，乘桴桴于海’的话和‘欲居九夷’的想法；孔子又说：‘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不义富且贵，于我如浮云！’凡此皆与曾暂所言‘浴乎沂’三句的意思相近，所以孔子一面叹息，一面赞许曾皙，以表白能安贫乐道之意。”

盘点下来，总共五种看法，总结一下：一是赞赏曾点欲恢复古礼；二是朱熹的“天理流行”说；三是王阳明的“素位而行”说；四是近人杨树达的“太平社会缩影”说；五是北京大学中文系《先秦文学史参考资料》的孔子“从政之心衰减”说，大体五种，上述中笔者已经在行文中表明了我的态度，我比较赞同王阳明和近人杨树达的看法。而你非要让笔者我再二选一一下，笔者很难做出抉择，笔者倒是更认为孔子之所以赞许曾晳的话是既有“素位而行”的意思在里面，又有一种太平社会的期望在里面。

说到底其实想来很简单，就是《孟子.尽心上》中所说的“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的意思。这一点，也不失为《礼记.大学》里“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政治思想。所以，说来说去，还是不得不佩服南怀谨先师对于《论语》的见解是比较独到的：“曾点言志”的这一段要回归整篇先进，回归整部论语后仍然离不开孔子或者《论语》的那个核心，有人说这谁都能提出来，但我想反问的是《论语》被支离的还不够吗？除少数专家学者外我们何曾静下心来通书通篇的考究过《论语》？有时候反过来想一想，名言警句对于我们真正理解作者思想意义到底大不大？有没有必要？要不要把它奉为行为的准则？

最典型的就举一个外国名言的例子，爱迪生说过 “天才就是1%的灵感加上99%的努力”这样的话。听到后我们就开始贴在墙上，抄在本儿上，其实后面还有一句“那1%的灵感比那99%的努力更重要”。

如果我们在最初、一开始学的时候就知道，也不会有那么多傻子在努力了不止千百次还是没有成为天才后大骂爱迪生了，爱迪生是重点强调灵感的先决条件而不是我们认为努力的后天条件，所以我们要杜绝“断章取义”的支离。

再说回来，曾点言志只不过是《论语》中的一个部分 ，特点就是篇幅稍微长一点，文学色彩浓重一点，如果没有后来人对于其中某些色彩的加强，我们也不会这样反复研读。重点研究是好的，但大书特书就有点过了。

所以朱熹也说“某尝说曾皙不可学，他是偶然见得如此，夫子也是一时被他说得恁地快活，故与之。今人若要学他，便会狂妄了。”

所以，朱熹对曾晳的这段话经常持批评态度的，这个见解在陈来的《有无之境》里有论述，这里不做深究。

只不过笔者我提出一种可能，可能这一切都是偶然，就有可能孔子某天心血来潮，叫住几个学生问问志向，而曾晳这偶然说出的话正与孔子当时偶然提问时心中那个正在拟订的答案恰巧一拍即合，故而赞许了点也未可知。

我说的意思就是“孔子与点”必然有前因后果等综合因素，不能抱住“孔子与点”这一句左猜又猜，任何一种理论都是推测，因为你不是当事人，所以这篇文章就是我把别人的推测推测了一遍然后又说出了我的推测，我姑且说之，您们姑且听之，下一步当然还有待于后来人继续推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