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2月27日读书笔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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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秦汉魏晋史探微》

孙权严惩暨艳，并及张温，表明了孙权维护江东大族特别是吴四姓仕宦特权的决心。我们知道，孙吴立国以江东大族特别是吴四姓为支柱，这是毫无疑义的，但是形成这种局面却是较晚的事。

孙吴政权的江东化。它大体可分为年代交错的三个阶段，即一，群吏爪牙兼用江东人，在建安末年以前；二，顾、陆先后成为当轴主政人物，在建安末年至黄武年间；三，全面的江东化，在黄武年间及以后。暨艳案是第二阶段的产物，第三阶段的前奏。

以陆逊出任统帅、顾雍出任首辅为标志的孙吴政权江东化的第二阶段，就是如此。武文两途，一陆一顾，而且是相继出现，也真凑巧。接着就是第三阶段，即孙吴政权的全面江东化。

就江东大族特别是吴四姓而言，由于孙吴的江东地方化而获利甚多，黄武以后大为发展。张勃断言四姓盛于三国之间，陆凯向孙晧自诩家门人物之盛，左思赞美四姓威武富实，张华谓晋灭吴“利获二俊”陆机、陆云，葛洪则感慨江东仕宦之路全为大族操纵。这些都说明四姓门户势力凭借政权而获得突飞猛进。在吴四姓突飞猛进之中，像张温、暨艳那种敢于遮道作梗的人物，却是再也看不见了。

暨艳澄检郎署，受影响受损害最大的不只是一群倖进的年轻人物，而是一个急于在社会政治中上升到统治地位的阶层。孙吴政权庇护这个阶层，是为了用他们来卫护自己的存在。孙吴急速地扶植了后来在江东历史上长久地起作用的吴四姓，培育了一批撑持孙吴统治的有用人才，成效虽然显著，但是却进一步腐化了自己的机体。孙吴的短祚，不能不与此有重大关系。

谢氏北府兵并非新军，而是由若干流民帅分领的久在江淮间活动的老军，其历史渊源可追溯到永嘉、建兴之际。这些流民军名义上附晋，一般用晋名号，但却是自力图存，对江左政权的关系时松时紧，若即若离，具有相当的独立性质。各支流民军大致按其所从来的籍贯区分，他们之间联系也较松散，彼此并无严格的统属关系。

在郗鉴、郗氏后人以及历任北府镇将的维系掌握之下，一支实实在在的北府兵早已出现，而且历久犹存。

永和九年（353）殷浩北伐失败，谢尚受命为西府豫州刺史、都督军事，镇守历阳。此后朝廷赖建康附近的下游北府和上游西府支持；北府、西府两藩也结成密切的关系，出军应敌，总是进退协同。这种情况在谢尚、谢奕、谢万兄弟相继为西府镇将的十余年中一直如此；三十年后淝水之战的胜利，也是由北府谢玄、西府桓伊二藩兵力密切配合而取得的。

刘宋时期政治格局起了变化，北府的地位和作用也随之变化，兵将的来源，日益移到西楚的襄阳。京口虽以桑梓帝宅而继续保有相当的地位，但兵源已经枯竭，宋文帝元嘉之末不得不移民充实京口。北府兵完成了它的历史作用，从史籍中逐渐消失。

西晋徐州治下邳，为都城洛阳东藩，故徐督所带中郎将或征、镇、安、平诸将军号，皆以东为称。其时以东为称者，还有兖、青、扬督，皆以与都城相对方位为准。

成帝咸和初年，徐州刺史郗鉴自广陵过江，移镇京口，以后，京口始得专北府之称。此时上距王舒以北中郎将监青徐二州军事驻广陵而为北府，已经有十二年之久了。

两晋之际广陵屯重兵，从主要方面说来其目的并不在于备胡，而在于第一，接应南下士族；第二，遏制流民帅拥众过江。这两方面都是司马睿为了立足江左而又提防觊觎的迫切需要。

流民帅的门户背景并不相同，但他们多少都有战斗经验，起初都有抗胡复土的要求。他们原不受司马睿节制，未必竭诚效忠于司马睿。司马睿对他们颇多疑忌，唯恐他们率部曲过江后竞逐权力，成为江左政权的肘腋之患，危及东晋。他们自己也虑及一旦脱离部曲，入仕建康，就将失去凭借，摆布由人。所以他们一般宁愿停驻江淮，以观

处流民帅于长江以北，可以维持其抗胡复土的信念，使之成为一支积极力量，可以说用得其所。如果听任他们率部流徙过江，一时又无妥善安顿的长策，他们在江左可能变成不安定的因素，影响东晋政权的稳定，这在民族矛盾激化的时候是不利的。

丹徒（京口）界内土坚紧如蜡。谚云：‘生东吴，死丹徒’，言吴多产出，可以摄生自奉养，丹徒地可以葬”云云。京口、晋陵地区自然条件虽然不好，但多空荒无主之地，可以容纳相当数量的流民，从而又可以从流民中简拔士卒以为北府之用。郗鉴率部过江后能够长期在京口立足，而且始终拥有实力，背景就是如此。

郗鉴本人原是来自兖州的流民帅，而他又具士族的身份，由他充任流民帅的盟主，是有资格的。郗鉴效忠东晋朝廷，由他出任北府镇将，招抚流民，联络流民帅，建立一支强大的军队，也是非常适宜。他的军队虽然不曾获得北府兵这一专门称号，实际上却已是具有特殊地位的北府兵。

考南渡以后，豫州或治历阳，或治寿春，或治姑孰，而都督例以西为号。”豫州侨置于长江岸边近于建康之处，始于庾亮，其时治所在芜湖，与姑孰贴近。

谢氏兄弟在豫州经营十余年之久，使豫、扬、徐联为一体，豫州西府与徐州北府成为卫护首都建康的有力的双臂。豫州西府之立，一方面减缓了相继占据上游荆、江等州的庾氏和桓氏对朝廷的军事压力，一方面在北伐活动中与徐州北府协同呼应，在军事上同步进退，增加了东晋的应敌力量。

北府、西府的北征事实上不可能再进行了，坐大于上游的桓温轻而易举地抢走了北伐的旗帜，当专征之任。桓温北伐，也都传檄下游的北府、西府，同时进军。

孝武帝嗣位后，桓、谢家族势力几经调整，东晋恢复了上下游相对平衡的传统格局。其时执政谢安深虑无军事实力以为后盾，而前秦入侵又迫在眉睫。在这种背景下，谢玄凭借北府、西府长期形成的历史关系，才得以在旦夕之间组建了千古闻名的北府兵。

北府“募劲勇”，“募骁勇之士”，与历朝将帅募集军队不同，主要是募将而不是募兵。

谢玄所募诸将籍贯，以西晋时北方政区为准，刘牢之、何谦、诸葛侃为徐州人，高衡为青州人，刘轨为兖州人，田洛为并州人，孙无终为京口所在地扬州之晋陵人。以常例言，这些地方都在北府都督范围以内，也与郗鉴当年所徙江淮流民籍贯一致。所以谢玄在江淮间所募诸将，与江淮间徐、兖、青、冀、幽、并诸州流民，特别是与该将同籍的流民，应当原来就有联系或者易于建立联系，他们也可能就是流民首领，即流民帅。

就北府、西府而言，淝水之战结束后的短期内，权力结构出现了两次重大变化，其结果是，谢氏退出北府，桓氏退出西府，而孝武帝和司马道子则不遗余力地明争暗斗以夺取二府权力。孝武帝死后，有关北府权力的争夺继续进行，终于导致东晋末年统治者内部的大动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