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花道|自古至今的雅致情怀

早在公元前11 世纪的西周至春秋战国时期我国已有簪花佩花等爱花情结。巜诗经》与巜楚辞》记载着以花传情，以花饰体等花事活动。我们现在能看到古人最早簪花直观图,是洛阳八里台出土的西汉时期砖上三位簪花女的彩绘图,广州东汉墓出土的舞女俑头上的簪花。出土文物是当时现实生活的反映,只因为古人爱花成风,才为佛前供花的传播供了广泛的社会基础。北周诗人庾信的《杏花诗》是用盘花装饰环境接待宾客的记载,诗中说“春色方盈野,枝枝绽翠英。依稀映村坞, 烂漫开山城。

好摘待宾客,金盘衬红琼”。一个“衬”字表明了当时虽有铜盘作花器,但花还是“躺”在盘里,没有插作技法。这段文字也说明在佛前供花传入之前,我们的先民已有了用器皿盛花装饰环境的习俗。头上簪花、盘中堆花都是将花剪切下来才能使用,所以移花入室的剪切行为,成了古代插花活动的起源与发端。

魏晋南北朝时期,佛前供花除散花、皿花外,主要形式是用瓶插花。

瓶因口小肚大,花可自然站立其中,所用莲花常是一花两叶,简洁清新,坚挺有力。

有关佛教礼仪记载的“四供养”“十供养”“六供具”等,供花皆排在第一位,可见用花供养于佛前已成为人们的共识,但剪切的花命不久留,有僧人试着用水养护花材使其不萎。如《南史》卷四十四《晋安王子懋传》中“有献莲华供佛者,众僧以铜罂盛水,渍其茎,欲华不萎”。对现代人来说插花放水习以为常,但在当时普遍使用堆花不知用水养护的初级时代,这一举措无疑是插花史上的一大进步。

在佛前供花的影响下,原始的插花雏形逐渐以一定形式确立下来, 如北魏龙门石窟宾阳中洞前壁第三层南侧的一块浮雕,有《皇后礼佛图》中的女供养人,手持三枝不同形态的莲花正要插瓶,显示当时佛前瓶供花材的组合形式,对后来唐朝插花活动的兴盛有着重大影响。

唐朝初期与盛唐的120 多年,国力极强,花事极盛,插花活动由宗教供奉逐步转为生活习俗。出现了院体花、写景花等类型。如宫廷中用大瓶和缸插花,取材常是春插牡丹秋插菊,体量硕大,花形处处讲究隆盛圆满,故院体花就此兴起。周昉绘制的《簪花仕女图》,承袭前朝习俗, 头上簪花也是当时女子的普遍爱好。唐代也是盘花的发源时期,人们以盘、盆视作大地来表现插花,称作春盘。欧阳詹的《春盘赋》中说“多事佳人假盘盂而作地,疏绮绣以为春,丛林具秀,百卉争新,一本一枝, 协陶甄之妙致,片花片蕊,得造化之神”,活灵活现,像一幅画展现在我们面前,让人看到当时的盘花以述自然景观为目的,注重写实,成为后来明、清盘花发展的滥觞。

这个朝代上自宫廷下至百姓,人人以花祈福,怡情赏析,一到春季举国上下放下正务皆“春日寻芳”去。农历二月十五的花神节是唐朝国定节日,被演绎得如火如荼。每到牡丹花季,人们争相买花、赏花、簪花、插花。唐代诗人杨巨源诗说“若待上林花似锦,出门俱是看花人”。白居易写当时卖花诗中说“家家习为俗,人人迷不悟”。杜牧在《杏园》诗中说“莫怪杏园憔悴去,满城多少插花人”,可想而知,唐朝插花赏花在人们生活中的地位达到何等疯狂地步。为了解决无花季节插花问题, 唐朝还出现人造彩花,新疆吐鲁番阿斯塔纳出土的文物中发现有一束以萱草、石竹为主组合而成的人造彩花,花色艳丽,制作精美,仿真程度极高。

花事活动的频繁引发了插花著作的问世。罗虬的《花九锡》叙述了插制牡丹花所需的条件、使用的工具、操作的流程、欣赏的方式,过程极尽考究之能事。这个时期日本使者几度来华学习中国文化,将插花与佛教文化一起带回日本,从此,中国传统插花在日本开始发扬光大。

唐代后期至五代十国时期,兵荒马乱,文人雅士多避乱隐居,插花也成为他们宣泄情感的工具。突破了牡丹花为主和讲究排场的风格,人们不拘一格就地取材,山花野草均可使用,形成追求自然情趣,清新自如的自由花风格。这种风格取材常是一种两种,纯朴自然,与世无争。早在贯休画的《禅月心缘》图中看到有碗花,禅房几案的碗中,两朵形态类似百合的苍葡花一高一低,极富生机。又有五代末陶谷的《清异录》中说“李后主每春盛时,梁栋窗壁,柱栱阶砌,并作隔筒,密插杂花, 榜曰锦洞天”,这里记述了竹筒插花,后称作筒花,传承至今,成为中国传统插花中最具代表性的六大花器之一。这个时期插花家郭江洲还发明了占景盘,从此使花在盘、盆、碗中站立起来,是插花固定的一项重大突破。

宋代花事极盛,举国上下爱花情结胜于唐朝,插花赏花成为生活必需。宫廷赏花规模巨大,品种繁多,同时还配以大型游艺,举办盛大的宴会,极度奢华。宫廷中多用篮、瓶、盘作花器,花体隆重热烈,形体硕大,色彩壮丽,胜于唐代缸插的院体花,形成宋代的独特风格。如南宋李嵩绘的《篮花图·夏》《篮花图·冬》,花材繁多,搭配自然,花叶交错,空间疏朗,给人一种富丽堂皇的感觉。宋代插花于案头欣赏已经成为文人生活的必备,连仕女的梳妆盥洗台上也会置瓶花。如苏汉臣的《靓妆仕女图》即反映了这一现象。除移花入室欣赏外,文人甚至郊游也要立案焚香,置瓶插花,以供清赏。

宋代社会倡理性,并与儒家思想结合,形成全新的“天心”“伦理”哲学观点,出现以瓶器插作的理念花。宋代瓶花讲究理性意趣,结构稀疏,条理有序,脉络分明,颇有四两拨千斤的感觉,是宋代最具代表性的插花形式。文人将插花与焚香、品茗、挂画共同构成“宋代生活四艺”, 成为有品位之人必备的生活技艺与基本素养。此时民间插花也极为普及,宋代吴自牧的《梦粱录》中有记载:“今杭城茶肆亦如之,插四时花,挂名人画,装点门面。”每逢节日,插花更盛,如清明踏青插杨柳, 中秋月夜插桂枝,重阳佳节插竹菊等,人称宋代花事活动是插花史上的鼎盛时代。

随着插花活动的兴旺发达,宋代花器有了空前发展,在五代占景盘的基础之上,出现了多孔、多管的专用插花容器,如六孔花瓶、十九孔花插、三十一孔花盘等,极大地推动了插花技艺的发展。元朝是草原游牧民族统治,对汉文化极端歧视与压制,闲情逸致的花事活动也处于低谷状态。能保留插花活动的只是隐居山林的文人雅士, 寺院中的僧侣,位高权重的士大夫贵族。文人怀才不遇,心有怨气,插花活动不承前朝而自成体系,出现了心象花和类同五代时期的自由花。

心象花追求对个人思想感情的表达,或以花明志,或借花消愁,没有固定的造型模式,没有固定的花材选用,富有浪漫色彩。自由花在元代很是盛行。文人墨客为时势所逼而放荡江湖,多寄情于山水花草之间。以简逸为上,花材仅一种或两种,重视主观意兴的抒发。宗教插花尚能保存下来,著名的山西芮县永乐宫壁画中,诸多天宫神仙手捧花器插置仙境奇花,极富特色。

元代的统治者为巩固政权,节日里宫廷也有插花祈福活动,形式类似前朝院体花,但元朝的院体花有蒙古人的粗犷与霸气,形体硕大,花材繁多,色彩浓烈,主枝中立。花材较多使用莲花、牡丹花、梅花,其次是桂花、蜀葵、栀子花等。民间只是向往太平美好的生活,无心花事, 故插花活动一落千丈,远不如前朝历代。明朝是插花艺术的复兴时期,近三百年历史的不同时期,经济、文化有着不同背景,故插花类型也各有特色,出现隆盛理念花、文人花、格花和新古典花。

明初朝廷颁布政令,限制辟地造园,莳花弄草,但古人爱花情结不减,不让众人开园种花,反倒促进了专业种花和卖花产业发展,繁荣了盆花和切花市场,使插花文化得到迅速复苏。科技的发展, 专业队伍的出现,也提升了切花产业专业化水平。人们开始重视花卉品质的挑选与鉴赏,买花时讲究花品重意境,使文人雅士对艺术欣赏意趣得到迅速升。

宫廷官宦之家每逢节庆,以花祈祷国泰民安,作品形体硕大,壮丽华美,品种繁多,中立花枝呈S 状,这是明代艺术风格,花器多用古铜器。取材五种草本、五种木本象征十全十美,或是六种花材称为六合。外形受元代大豪迈中立式堂花影响,内涵继宋代理念花之光大,形成明代独特的隆盛理念花风格。孙克弘的《太平春色》图,边景昭的《十全瓶花》图均为代表作。

在礼教陈腐、等级森严、朝政腐败的大环境下,文人雅士复古情浓, 注重自我修为,不少隐居山林,以插花为雅好。插花作品崇尚自然,结构简约,色调淡雅,追求格高韵胜与潇洒自然的文人花悄然兴起,并逐渐成为明代中期的插花主流形式。

明代晚期随着茶文化的发展,袁宏道倡花与茶结合的“茗赏”。出现花体小巧、清新高洁的茶花,自然寂寥、古意盎然的禅花,也有讲究花品、注重线条美感、色彩素雅、造型格调化的格花。后来的格花又强调色彩机能的运用,常用色彩鲜艳的花朵做主花,称为新古典花。

花事的发展,许多文人潜心研究,出现不少插花专著,使传统插花艺术完成了由实践到理论的升华。如袁宏道《瓶史》、张谦德《瓶花谱》、高濂《瓶花三说》、屠本畯《瓶史月表》等,是史上较早系统介绍花材选择、处理技术、保养方法、花性认识、构图技巧、品赏情趣等内容的专著。其中袁宏道的《瓶史》于1696 年被译为日文传到日本,促进日本花道的发展,是我国插花史上评价最高的一部插花专著。

除专著外,明代的花卉诗文、小说、戏剧等文学作品所写的花卉情感十分细腻,人们以花为友,以花喻人,至今用的花材寓意多为明代文人杰作。明代的插花艺术,成就辉煌,影响深远。既是古代插花艺术复兴时期,也是插花理论与实践的成熟时期。

清朝初期,新入关的满族统治者羡慕汉人的高雅情趣,故插花活动在宫廷中反比明代兴旺。新年之际,大量反季节的“唐花”充满市场, 如牡丹、芍药、探春、桃,使用大瓶插作,称之为隆盛理念花。所用花器华丽,花体硕大,带有很强的装饰性。民间节日插花也以此仿效,但风格多与明代相似别无创新。此外读书人也有仿效明代的新古典花、文人花,花器以瓷质为主,比例适中,构图清新,常是瓶高花矮,瓶矮花高,颇有雅趣。如居廉的《写景瓶花》图,乾隆的《开韶》等均有仿效明代中晚期的插花风格。

清朝除初期宫廷中的隆盛理念花外,还有写景花、造型花的普及。受到盆景艺术兴盛的影响,原起源于唐代春盘的写景花,在清代迎来了新生。模拟自然,赞美自然,将自然风光浓缩于盘中成为那个时代的特色。谐音造型花,以花卉和果实、蔬菜名称的谐音为主题,加以铜钱、拂尘、如意、太湖石、罄、香囊等配饰,其目的在于配合岁时节令与空间环境做纯艺术的造型设计。如爱新觉罗•永瑢的《岁朝图》用瓶插松、梅、茶花配上如意,寓意“平安如意”,突出插花作品的主题。发展到后期, 这种为拼凑谐音而创作的造型花难免会有牵强附会之嫌,但其表达人们美好祝愿的功能却普遍被世人所接受。

文人爱花是历史的遗风,清代的沈复发明了花插的雏形,解决了盆花、盘花和碗花等广口浅身花器插花固定问题,这一发明传到日本后发展成现在大家看到的各种形态的剑山。李渔发明了撒,撒用来间隔大口瓶,缩小瓶口空间,使瓶花固定更加稳健方便。对瓶花的插作,沈复提出“起把宜紧,瓶口宜清”,至今仍被奉为东方式插花的准则之一, 足以说明清代文人对插花文化的喜好和研究。

鸦片战争之后,列强侵略,战乱连年、社会动荡。当时除佛前供花略有持续外,其余的花事活动均淡出生活视野,此时,中国传统插花艺术不可挽回地从极盛进入衰落期。民国时期,反封建、反旧礼教的思潮风起云涌,为插花艺术注入新的活力。在战乱频仍、政权不稳的大环境下,宗教插花无甚发展,宫廷插花消失殆尽,民间插花萧条凋零,仅有达官贵人以及部分文人学者时而玩赏研究,并取得一定成就。这时西方人远渡重洋到了上海、广州等重要海港城市,带来西方科学技术、先进文化和民主思想。随着西方文化入侵,西式花束、西餐桌花、西式婚礼用花等也进入了中国人的生活。

民国时期用玻璃瓶插西式花装点居室在年轻一代的家庭中被认为是时髦,大家争相效仿,而本民族的插花形式无论在上层还是民间均不成气候。

时至今日，中华花艺正处于发展的火热时期，中华花道花如本我而以花自修，以花观世而出入于世，表达了浓浓的禅意思想！禅为自然与人交流之经过，自然入人心而静，心静则沉思，沉思以顿悟！中华花道通过简练的外观和深邃意境而入观者之心，让观者明目静心之态望境沉思，观花沉思而明心彻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