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斯与韩非的冲突是怎么爆发的？秦王政为什么会对韩非情有独钟？
《韩非子·存韩第二》试读之“韩非之死”（其三）
事情的起因还要从李斯给秦王的献计说起。
接掌廷尉的职务后，为了向秦王展现政治才能，李斯郑重其事地向秦王提出，建议将下一步扩张的目标指向韩国。
这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在于，与秦国紧密相邻的赵、韩、魏、楚四国当中，韩国的国力最弱、国土最狭小，攻取起来也最容易，是一个短期内就能够实现的目标。
集举国之力攻灭韩国，有助于李斯快速建立个人名望、提高政治威望，但对于韩国来说无异于是灭顶之灾。
刚刚即位的韩王安当然不能允许这种情况发生，于是急忙找来韩非商量对策，而这也就使得两个原本没有直接利益冲突的同门师兄弟突然不期而遇，本不应该发生的冲突也被摆上了台面。
但需要注意的是，秦王政十年的这一次交锋，韩非、李斯各为其主，两人之间即便是产生了冲突，最多也只是立场之争、策略之争。
以秦国国力之强盛、韩国实力之疲弱，李斯就算是对韩非的理论学识自愧弗如，也有信心依靠自身的优越环境战胜韩非，因此还不至于上升到“孙庞斗智”那种你死我活的高度。
但到秦王政十四年，情况就发生了巨大的转变。
想要理解这个转变发生的内在逻辑，还要结合李斯当时的处境，以及秦王政的内心需求来分析。
大体来说，其原因有以下两个方面：
首先是秦王政的底层心理需求。
自古以来，居于独尊地位的帝王常被人称作是“孤家寡人”，先秦时期的君主也常以“予一人”“不谷”“寡人”“孤”等谦辞自称。
形成这一现象的原因，我们可以有很多种不同的角度来进行阐释，但至少从表象来看，帝王为了便于掌控群臣，就必须要故作高深，以显示恩威难测，自然就不能随意向人吐露心事了。
但是，不管这个帝王有多么坚强的心志，有多么冷峻的外形，在本质上他都是一个有血有肉的人，也有着寻常人的七情六欲，有着向人倾诉的欲望和获得理解的底层心理诉求。
一方面为了掌控绝对权力不得不将自己封闭起来，另一方面又有着渴望被人理解的强烈需求，这就使得其社会角色与个体情感了巨大的错位。
想要破解这种难题，通常而言无外乎有两个渠道：要么是找到一个琴瑟和鸣的伴侣，要么就是偶遇一个心心相印的卿相，除此之外别无他选。
在有限的史料中，我们可以找到很多这样的案例，如妇好之与武丁，钟离春之与齐宣王，这些都是帝后和谐的鲜明例证。
而在君臣和合方面，远如伊尹之于商汤、太公望之与周武王、管仲之与齐桓公、百里奚之与秦穆公、狐偃赵衰之与晋文公，近如商鞅辅佐秦孝公、张仪辅佐惠文王、范雎侍奉昭襄王，都是令人广为传颂的君臣CP、不朽佳话。
可问题是，“千金易得、知己难觅”。就算是了无牵挂的普通人，想要找到一个对自己知根知底的人也难于登天。
作为一个掌握着巨量资源的统治者，围绕在身边的全都是功利性极强、且极其善于伪装的投机客，这就使得君主在朝堂上寻觅知音、再创佳话的愿望变得更加可遇而不可求。相反，因君主“荒淫无道”“亲小人、远贤臣”，制造出“红颜祸水”“奸臣误国”悲剧的事例，倒是史不绝书。
这种天然的风险，对于当时的秦王政而言，显得尤其严峻。
在过去二十多年的经历中，秦王政体会过战战兢兢的羁旅生涯，品尝过束手束脚的苦痛滋味，也承受过因帝太后放纵寻情带来的耻辱。
过往的经历给在他的心里留下了巨大的阴影，为其诛除嫪毐党、幽禁帝太后、逼杀吕不韦、下达“逐客令”等举动埋下了伏笔，更使得他无法轻易地与旁人建立互信关系。
或许在一开始，他曾经信任过李斯，也曾对这个写出雄文《谏逐客书》的客卿寄予过厚望，希望将其打造成一个如商鞅、张仪、范雎那样与自己互相成就的谋臣。
但经过四五年的相处，李斯浑身散发的功利主义气息，以及其将“仓鼠哲学”树立为人生第一信条的观念，让秦王政深切地认识到，他并不是一个值得信赖的人。
除此之外，我们还需要注意到的另一个因素，那就是秦王政对国家政治秩序和指导思想的拨乱反正。
吕不韦担任国相期间，发现了秦国极端实用主义的弊端，曾致力于修正扭转其耕战优先、崇尚首功的政治传统，将秦国的国家机器移出商鞅所限定的轨道。
为此，他还专门组织门客编写了一部煌煌巨著《吕氏春秋》，以图改变人们对秦国文化洼地的刻板印象，并期望将其作为指导秦王政日后治理国家的基本纲领。
然而现实总是残酷的，吕不韦的理想还没有来得及付诸实施，其本人就遭遇了滑铁卢。
不管是出于对吕不韦其人的嫌恶也好，还是仅仅与其观念相左也罢，秦王政举行冠礼之后，不仅第一时间就在物理层面上消灭了吕不韦的肉体，更在精神上彻底走上了“去吕不韦化”的道路。
问题到这里又出现了。任凭秦王政有着远超常人的意志，可想要将自己的施政纲领完全贯彻下去，总还需要一个强有力的执行者居中推动，否则一切都只是空谈。
而在具体执行人的选择上，秦王政也有他自己的考量。
这个人必须与秦国内部错综复杂的官僚队伍——尤其是嫪毐和吕不韦的党羽——相切割，否则难免存有私心顾虑；必须对商鞅以来的法家学说有着透彻的认识，否则就不足以对抗吕不韦所塑造的观念体系。
而纵观当时的秦国朝堂，在列之人即便不是嫪毐和吕不韦的党羽，其思想观念也都受到过他们的影响，实在不能令人放心。
就算是在政治观念上与自己较为贴合的李斯，又因过于急功近利，没能构建起完整严密的理论体系，显然也无法担当大任——这也是他迟迟没有任命李斯为相邦的一个重要原因。
恰在此时，一个看起来完美无缺的人物出现在了秦王政的视野中，这个人就是李斯的同门师兄——韩非。
一方面，作为韩国“诸公子”，韩非有着忧国忧民的胸怀、宁折不弯的品性，忠贞高洁的情操、宠辱不惊的涵养，简直是一个理想人格的模板，与善于钻营的李斯形成了鲜明的反差，这让秦王政如何能够不动心？
另一方面，韩非坐了几十年的冷板凳，其学说已经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不仅天下游士对其顶礼膜拜，连秦王政自己都对其崇拜有加，眼看着就成了他的“小迷弟”——这难道不就是与自己组建“明君贤相”组合的最佳人选吗？
李斯既善于钻营，又长期陪伴在秦王政身旁，对于秦王政的心理波动显然了如指掌。
他原本以为，尽管自己资历与秦王的期望还有差距，可只要能够加紧努力、多多建功，假以时日总还是有机会的，也总还能聊以自慰。可如今突然冒出来一个韩非，一个学养才华都远超过自己的人，这就不能不让李斯感到忧心了。
在这样一个情境下，我们大可以作个猜想，当看到秦王政凝望着《孤愤》《五蠹》不由得抚掌击节，发出“嗟乎，寡人得见此人与之游，死不恨矣！”这样的感叹时，李斯的心里会是一种什么样的滋味？
他的内心一定是崩溃的：“我好不容易找到一个好工作，结果椅子都还没坐热，你就来跟我抢工作了，这事谁能忍？”
如果从本心出发，李斯自然不愿意将韩非的名字说出来。但因为有了孙膑、庞涓的前事，此时摆在李斯面前的实际上只有一条路，那就是必须要将自己所知道的情况和盘托出。
这是因为，韩非的著作在当时已经极负盛名，既然能够传到秦王政的手中，秦国内部知晓韩非、知晓他与李斯关系的肯定不在少数，李斯没有办法将所有人的嘴都堵住。
倘若有一天，有人将这些信息告诉了秦王，秦王一定会反过头来问：“当初寡人问起的时候，你为什么不肯说呢？”
李斯难免会因此背上一个“善妒”甚至是“谋臣不能尽其忠”的罪名。甚至有好事者还会添油加醋，拿庞涓陷害孙膑的故事来作类比，李斯的政治生涯恐怕也只能到此为止了。
为今之计，也只有将计就计。
李斯不仅要将实情完完整整地告诉秦王，还要劝说秦王把韩非笼络到秦国来。这样一来，不但能够向秦王展示自己的胸怀，还能够将韩非拉到自己的主场上来，放到自己的掌心里去，从此以后韩非的生死就不是他自己能够决定的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