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杂的矛盾性,于连自我实现之幻灭 - 《红与黑》随笔
“我所热爱的都是我遥不可及的,我所鄙夷的都是我赖以生存的。”
————————————————引言
在法国波旁王朝复辟时期饱受煎熬,曾三次随拿破仑出征,伴随着英雄的陨落失去了自己称之为野心和梦想的司汤达,被迫在一个拿破仑已垮台,充斥着教会、封建势力、保皇派的虚伪势利的社会中适应新的升迁的法则。这本又名《一八三〇年纪事》的《红与黑》,则更是作者为了批判现实,揭示时代命运的力证。
作者批判的不是于连,而是透过于连去批判那个黑暗腐朽的社会,那些虚伪作态的贵族,那种扭曲的意识形态,是批判一种极力压制“下等人”努力完成阶级上的跃迁的体制。
诚然,基于上层阶级对下层阶级的压迫而建构的不平等的社会体系是造成于连悲剧的一个重要因素,但我认为这其中还有更深刻和捉摸不透的矛盾性,不仅是存在于连身上的,更是存在于和于连一样对封建的社会风气不满、渴望自由和平等、追求更高层次的社会地位的底层出身的知识份子身上的。
矛盾虬结的个性
在对于连形象的分析中,有人认为他是虚伪、阴险的,是个地地道道的阴谋家、政治家;也有认为他是当时反抗封建权贵的勇者,小资产阶级个人奋斗的典型代表;有人认为他是拿破仑时代的悲剧英雄。的确,于连是个具有复杂性格的形象,兼有着热情善良又虚伪冷漠、高傲自由又卑微下流的两面性;追求平等厌恶等级,却又渴望地位和功名,仰慕上位者的文雅温和。
对于收容所里的丐民,于连体现出了深刻的同情, “觉得有颗大颗的泪珠往下淌” ;对于瑞那夫人的三个儿子,于连流露出的是毫不掺假的关爱(因为他们还未受过封建社会制度和宗教的荼毒,保留着最原始的纯真,是于连的潜意识里所渴望的)。但是于连在跟上层社会和神学人士的交往中,却体现着最极致的虚伪,仿佛是一个演技高超的演员,能在无礼乡民和得体先生、拿破仑追随者和神学皈依人之间随意转换,在“自我”和“超我”间恣意游走。在他对拿破仑的狂热崇拜面前,他是一个“禁欲者”和“修行人”,把拿破仑当作自己的行为准则,时刻与自己的私欲、懦弱作斗争,十分在意自己的“统治者”身份,觉得自己有责任和义务做些什么。但若说他是一个克己能力极强之人也不恰当,因为在他与市长先生冲突中无法压抑自己被轻视的自卑,失去理智地与市长直接冲突。一方面对上层人表现的身份优越性、生活中的“decent”礼节与穿着十分厌恶,却又不屑于与下层人为伍,对“年轻有为的大主教”的温文尔雅十分在意。他所热爱的东西都离他遥不可及,不可实现;而他所鄙夷厌弃的东西却都是他每日赖以生存的,如同空气一般的日常。
矛盾的爱情观
在司汤达的墓志铭上写着一段话:活过、爱过、写过。在他的一生中相继有多个女人与之相爱,之后又相继离开他。一生追求着他的爱情理想,他把爱情分为四种类型:激情之爱、虚荣之爱、肉体之爱、趣味之爱。对比瑞那夫人,马蒂尔德小姐与于连之间的爱是纯粹的虚荣之爱,与其说是恋爱不如说利益的权衡与两性间的博弈。而瑞那夫人对于连则是纯粹的激情之爱,在修道院长大从未体会过爱情滋味的瑞那夫人是用本能在爱于连。
“一个二十岁的年轻人,只要受过教育,心灵便与顺乎自然的爱情绝了缘。”
在于连身上体现出的是绝对的理性,这不代表他对瑞那夫人的激情之爱是假的,只是他对拿破仑的崇拜和对理想的追求占了上风。而爱情却是绝对感性的。于连作为受过教育的小资产阶级,在瑞那夫人对他表现出狂热的依恋时,他觉得“与他征服世界的理想相比,一个来自于敌对阶级的贵夫人的爱,根本不不算什么”。他的爱情观是颇为畸形的,他并非不求美色,相反他对美人相当渴望——因为他要成为像拿破仑一样享誉世界的伟人,美人应理所应当地仰慕他的功名,匍匐于他的脚下。在恋爱关系中,他时刻把自己定位成一个有义务的征服者形象,于是爱情变成了一种政治,成了一种男权主义的征服,实现阶级上的跨越的工具。虽然他获得了两位上层社会女性的青睐,但永远得不到真正的爱情。
自相矛盾的人生追求
如果说解决于连在个性中或追求阶级跨越的手段上的矛盾,悲剧尚可避免,但如果说于连所追求的人生理想就是个矛盾呢?
我们所知的于连把拿破仑视作人生楷模和精神支柱,崇拜他的英雄事迹,渴望建功立业,凭借自己的才智和勇气爬到社会的高层,受人瞻仰,可他的目标仅仅就是成为一个受人瞻仰的英雄吗?抑或是随之带来的阶层的跃迁,地位的提高,虚荣的满足。一将功成万骨枯,殊不知像拿破仑一样借助暴力完成征服,胜者的脚下埋了多少亡骨。虽说战争是实现阶层流动最快的方式,但由古至今,多少武装斗争改朝换代,只不过是换一批统治者而已,只要剥削和不平等始终存在着,那么于连的理想就永远不可能实现。
于连在短暂的一生中一直渴望着用他的才智获得阶级的提升,却在生命的最后阶段选择枪击心爱的瑞那夫人,并在法庭上拒绝向上层阶级屈服,彻底与他们决裂,尽管选择屈服带来的是地位和财富。这是与他之前所做的努力相矛盾的自我毁灭行为,因为他看清了他实现理想的矛盾性——上流社会不可能真正接纳他,他也不可能获得真正平等和自由。
但他的行为在某种意义上却完成了一次自我救赎,这何尝不是一种英雄主义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