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除腐败至少需要三代人的共同努力

对于腐败一词最被认可的定义是以公权谋私利，反腐败是一个历久弥新的话题，腐败几千年来都是令人疾首蹙额的。

收受贿赂、滥用职权、以权谋私等是人们看得见并深恶痛绝的腐败，在工作岗位上不作为、有令不行、有禁不止等均是容易被忽略的小成本的腐败。

在公权力机关产生的腐败，无疑都与权力相生相伴，权力越大的地方越容易滋生出令人发指的腐败行为。

关于腐败的讨论，想必每个人都可以从健全现行制度、加大媒体反腐宣传力度、提高群众监督意识、鼓励揭发、保护揭发人、从身边做起、从娃娃抓起等等众多方面谈上两天两夜。

但凡能称之为问题的，必是有很多智慧之人经过多次尝试要解决但未解决的。

《魔鬼经济学》中有一段是这样描写的：实际上解决问题并不容易，只要问题存在，你便能断定曾有很多人试图解决它，但都没有成功。解决简单的问题轻而易举，余下的则都是困难的。

我始终在思考一个问题，如某人不当得利一分钱与一百万，哪个更令人难以接受，必然是不当得利越多越容易被追究，而其实这是人们无形中的考虑的反腐成本问题，二者反腐所需的成本可能不相上下，但最后收益越相差甚远。这从另一个方面说明人们对一定限度内的腐败是可以容忍的。

我们不可鼓励腐败，但作为任何一个人来讲，在现行制度下，身处某种要位，如何避免个人滋生腐败心理却不是人人都可以做得到的，但凡找一个腐败分子，相信如果更多人处于与其相同的境遇，能够“出淤泥而不染”的寥寥无几，因为人性中的贪婪与自私恰恰需要这么一种条件来引诱其破土。

高薪养廉不失为一项防腐、治腐的上策，如果身居要职，对所受贿赂视之蝼蚁，那贪腐行为应该会少之又少。

我的工作单位，国家三甲医院，在2015年时，某位外科医生工资单上的数字是五位数，而他的妻子也是某三甲医院营养科教授，工资与其不相上下。在一次手术前，他的一位患者试图向他送1000元红包作为术前感谢，但他拒绝了。

因为他的家庭收入足以让他过上优渥的生活，而红包对他来讲只是一种负担与风险，相比自己的正常收入，红包的诱惑力少之又少。

这就很明显体现出一种某行业领域内生产力与腐败的负相关关系来。

很多官员滋生腐败心理，在一定程度上是受当前生产力水平的桎梏，生产力水平提高，经济发展才可能步入正轨，公务员的福利待遇才有可能随之提高。

如果官员有足够强大的经济背景，那因贪污金钱财产受贿的将会少一大部分，他对金钱的渴望值会比两袖清风的公务员要低得多。

而很多影视情节并非凭空捏造，像资助某官员得了重病的家人，或给予其家庭运行所必须的财力支持而将其收买的现象不足为奇。

瑞典是全球国际竞争力最强的国家之一，一位去被邀请去瑞典德隆大学访学的学者曾讲过：瑞典一位瑞典一位检察长介绍说，她当检察官32年，从未受理过一起官员腐败案件。一位警察讲课时说，他从警二十多年，只遇过一起试图向他行贿的。一个东欧国家的人，因为违章驾驶被他拦住，驾驶员试图给他500元瑞典克朗。警察说，我一把将他揪进警车。他违章驾驶，依法不过罚款，但他试图贿赂警察，被判刑二年！警察说，我根本不会考虑受贿，因为国家给我的工资，足以让我体面地生活。

完善的社会制度也是预防腐败的必要条件。还是那位到瑞典访学的学者：我在瑞典旁听过一起刑事审判。庭审结束后我问一位陪审员：你怎样防止自己腐败呢？他吃惊地问：我腐败？这怎么可能？我说：怎么不可能？他说：怎么可能……几个回合后，他认真想了一会儿，恍然大悟地说：根本不可能，我上庭之前，不知道审谁；被告上庭之前，不知道谁审；庭审一结束，我们就形成判决意见。他想行贿也没机会了。

最完美的制度莫过于你想行贿却行之无门，又碰巧行贿对象无欲无求，满足于“现状”。

而在中国尤其是北方城市的腐败中，与中国所处的历史传统文化不无关系，中国自古以来便是人情社会，古有“一人得到，鸡犬升天”，如今这种情况并未随着社会与时代的变迁而减少，反而靠关系、走后门现象愈演愈烈，大到职称评选、加官晋爵，小到孩子入学、就医看病，各个领域各个行业都无法幸免。

但不可否认的是，这种人情社会在经济越不发达的地区越猖獗，北上广深这种一线城市虽没有实现零腐败，但相比起二、三、四线城市，却有着让人可以接受的度。其实是在这种现象之外的阈值范围里，有着让人因自身得利的更多的可能性。有时候把问题大胆地交给市场解决不失为上策，市场自会选择出有用之人与无用之人，无用之人、社会驻虫自然会被优胜劣汰法则驱逐出去。

总之，我认为，腐败短期内不可能杜绝，我们的工作重心也不是完全去杜绝腐败，而是要去发展生产力，完善制度。

戴维·奥斯本和特德·盖布勒所著的《改革政府》一书中明确告诉我们：彼得·德鲁克很早以前就指出，“控制最后10%的现象所花的费用，总是超过控制前面90%现象的花费。”如果清除腐败所花的费用远远超过我们这样做所节约的费用，那么是否值得花费呢？如果我们由于使腐败几乎不可能出现，因而同时使优质的业绩也几乎不可能出现，那么我们是否做了一件好事呢？如果我们用规章把每个人的手脚束缚起来，使政府雇员的士气非常低落，以至于他们辞职不干，那么是否值得我们负担这笔巨额费用呢？

所以，我们要正视这一现实，在一定程度内接受它，社会便是在制度不完善中逐渐推进的，而不是在完美中一路顺水推舟。

但凡能够长存在于古今中外的问题，必不是三言两语、喘息之间可以讲得清理得顺的。

寻根溯源，腐败的根源是要发展生产力，而还有旁枝末节必不可忽视。还是史蒂芬·列维特和史蒂芬·都伯纳告诉我们：要进行魔鬼式思考，魔鬼式思考意味着浅显，而非深奥。这是为什么？首先，所有大问题都已经被比我们聪明的无数人思考过了。它依然未被解决，这说明问题太难，得不到完整的解决方案。这种问题棘手、复杂，背后还充斥着顽固而扭曲的动机。

牛顿也曾说过：“解释大自然的全部，对于任何一个，甚至一个时代来说，都相当困难，与其用推测的方式解释一切，却对每一件事都无法确定，还不如确定一件小事，把其他的问题交给后人解决。”

每人如果可以从腐败这一宏观的全面的大问题中，选一个小的方面来进行深入思考，并将思考成果付诸实践一试，想必会有所不同。

某些小问题可能因其表象上太不值一提，而很少被重视，我们研究过所有的小问题，组合起来不就是这复杂的大问题了吗？

我认为，在腐败这一大问题面前，我能想到的小问题便是在孩童时代我们是否重视对腐败的认知教育。比如，幼儿园里孩子在互相攀比，谁的父母财力更雄厚一些，谁的家里有泳池，谁的爸爸开宝马，谁又没有给大家送过礼物。这种观念发自最纯净与天真的孩子嘴里何时可以改变。

现在我们都深知，自查自纠，反腐败教育不过是走走过场，对有贪腐之心的人丝毫没有震慑力，腐败现象并没有销声匿迹。

“2016年，全国共处分乡科级及以下干部39.4万人，增长24%，其中处分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7.4万人，增长12%。”这是十八届中央纪委七次全会工作报告中的一组数据。增长的数据，从一个方面体现了过去一年严查基层“微腐败”的力度，也表明了治理工作依然任重道远。

而2017年一季度，人民检察院案件信息公开网信息显示，全国又有60多位院长、副院长及卫计委官员被查或被起诉。

无论身处哪一行业，腐败的性质是相通的，再多的人被处分，再多的新闻、教育片被宣传，也不会导致某些人收敛内心的不安分。但以儆效尤的工作不可不做，以此，腐败便可从处之泰然到惶惶不安，给以心里折磨亦算是一种成效。

我们知道改变一个人的认知是很难的，我们如果有强烈的冲动要改变自己，也很有可能实行不久后放弃，很多改变是突破自身的某一方面的瓶颈，更上一层楼的状态。所以无论从制度还是以警示的方式，都是以外力来制约某一类人群。有时可能存在杀敌1000，自损800的局面。

我们要如何做到人人见腐败二字敬而远之，最佳方式是发自内心，自内向外的力量有时是巨大的。

而唯有教育，从娃娃抓起的教育，可以做到，家庭的教育，学校的教育，如果我们对腐败的认知，可以做到就像不可以进异性卫生间一样理所当然、天经地义，刻入骨骼里的认知、与生俱来的理念是无需外力加以强制的。

腐败如需根除，至少需要三代人的共同努力：作为中老年一代的我们的父辈需要转变观念，不再以公款吃喝为荣。作为青年一代的我们需要不断更新自己的内存，提升自己的涵养，言传身教，为下一代做好榜样，更重要的是要在市场经济下坚持向前看，不停滞、不退缩，为生产力的发展贡献一己之力。作为新生的下一代，只要做好良性循环的开端，那腐败问题便不再任重道远，解决之策也指日可待。

虽然任何一种改变都是艰难的，但在小问题上带来改变与突破的可能性，比在大问题上要大得多。想得太大，从字面上就意味着缺乏精确度，甚至只是猜测。当你问小问题时，或许重要性降低了，但至少你更确定自己在说什么、做什么，甚至会有什么良好收获。

根除腐败至少需要三代人的共同努力
根除腐败至少需要三代人的共同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