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屋没有上锁
我最后一次离开故乡的时候是乘火车。
故乡在北，火车向南，一路驶过北部平原和南部山川。过往的风景都成浮光掠影，唯记忆里杨子庄的老屋成了永恒。
我爸是上世纪八十年从铁道兵部队转业的铁路工人，我妈嫁给他的时候，村里的人都说她找了个当官的。
对于世代居住在那个落后封闭村庄里的人们来说，那个年代在城里工作、吃商品粮的人，无疑都是干部。
在那个年代我妈高考落榜，是意料之中的事，但她不甘心。
那时候对外面的世界稍微有一点了解的年轻人，都不会再甘心蜗居在故乡的那片小天地。所以我总觉得，我妈当年嫁给我爸并不是因为爱情，而是她与命运的一次抗争，她嫁给我爸不用再像我的祖辈一样，过着面朝黄土背朝天的日子。
然而世事难料，我爸的工作具有很强的流动性，转业的之初的那几年，他们单位位于城市的局址也还没建成。所以婚后我妈依然住在我姥姥家，随着我哥哥姐姐的降生，姥姥家本来就不宽敞的土坯房，显得更加狭小拥挤。于是在我最小的哥哥出生后不久他们开始筹备建新房。
新房共三间，一色的青砖灰瓦，相当气派。当然也花光了我姥姥一生的积蓄和我爸好几年攒下的工资。
建房子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毫不夸张的说，那个年代，在我的家乡有些人家为了建一栋房子往往要倾注几代人的心血。
姥姥说我出生的时候砖房已经建成了四个年头。于他们而言依然是新房，于我而言确是名副其实的老屋了。
我家老屋门前种了两颗枣树和一颗泡桐，那年枣子成熟时，我妈带着我姐和两个哥哥离开了家乡。把几个月大的我留给了姥姥，杨子庄便成了我大学之前一直生活的地方。
我在老屋里一住就是十八年，至今都能清楚的忆起老屋里所有的物件，甚至于它们占据的位置。如今想来，恍如隔世。
记忆里老屋一年四季总是有点潮湿，夏日的雨季屋子的角落里甚至会长出青苔。姥姥陪嫁的红木大床便放在那青苔之上。
我小时候也颇调皮，一次趁姥姥做饭没注意，偷偷穿我姨的鞋子，人小鞋大，一不小心左脚踩了右脚的鞋后跟，脚下一滑，跌倒在地。额头刚好撞在了床脚垫的砖头上。正在做饭的姥姥听到我的哭声，跑过来一看，连围裙都没来得及脱，抓了一大把面粉捂在我额头的伤口上。抱起我就往街上的诊所跑，跑到诊所的时候小小的我已经晕了过去。这些都是长大后姥姥说给我听的，不过额头的疤痕至今还很清晰，成了我幼年时调皮的铁证，我也把它当成是老屋留给我的宝贵印迹。
我上小学那年，爷爷因病去世，我爸回老家奔丧。那是我长到六岁第一次见他，除了陌生和害怕没什么特别的感觉。听姥姥说我还没出生的时候我爸就已经很不高兴，因为我的出生无疑会加重他的负担，所以在我出生不到一个月他就写信给我妈让把我送人。后来在我姥姥的力争下，才把我留了下来，这就是他们带走了我的哥哥姐姐而把我最小的我留在老家的原因。
办完爷爷的丧事，爸爸去我姥姥家住了几天，对我不冷不热。那时候的我们像彼此的陌生人，不知道该用怎样的方式和对方相处。我还记得他说要给姥姥家围一个小院，当然那两棵枣树和泡桐都要砍掉。
那时候树上已经挂满了青色的枣子，我在等着它们一天天变红，到八月的时候和姥姥一起把它们打下来，晒干后捡大个的给我哥哥姐姐们寄过去，剩下的给我当零食吃。姥姥自己却一个都舍不得吃。
每年打枣子的时候我都高兴的像过年一样，所以那天当我爸拿着斧头正准备砍树的时候，我一下冲过去抱着树干死活不放手。任凭姥姥怎么哄我都不听，我就那样跟我爸沉默的对抗着。不知道僵持了多久，他突然把手里的斧头狠狠的摔在了地上，回屋拿起包就走了。
他显然不知道该用什么样的方式对待我。
总之那次我赢了，树没砍、院子没围。并且在以后的许多年里我再也没叫过他一声爸。
奇怪的是，我拼力护住的枣树第二年竟然一个果子也没结，那年冬天我终于还是跟姥姥一起把它们砍掉了。姥姥又请人来围了个小院，来年春天在院子里种了豌豆和蔬菜。豌豆成熟后姥姥照例把一大部分都寄给了我妈。
那时候远方的爸妈和哥哥姐姐对我来说，只是一个模糊的概念，我没跟他们一起生活过，更谈不上有多深的感情，当然我也不知道他们在城里过的好不好。反正我在老家除了偶尔饿肚子外，其他的都还好。
那时候饿肚子不像我姥姥她们那个年代，她们那时候是因为缺粮，而我挨饿确实是因为姥姥有时候太忙了，农忙时节真的没时间做饭。
姥姥家有十几亩旱地，但姥爷身体一直都不好，根本都帮不上什么忙。所以当我妈和我三个姨相继出嫁后，所有的重担都压在了姥姥一个人身上。那时候农用机器还没有普及，无论收割还是播种都要靠人工，每年农忙时节，姥姥每天回家时我都已经睡着了，第二天我还没醒她又已经走了。
印象最深的是，同村的小朋友放学回家饭菜都已经准备好了，即使是农忙时节，别人家一般也都有人留在家里做饭。只有我，每次回家都要自己弄吃的，基本上都是把姥姥蒸好的馒头放在锅里热一下，就着咸菜和白开水凑合一顿。
那些都没什么，只有一次，我从学校匆忙跑回家。正准备开门，却发现平时挂在脖子上的钥匙不见了。情急之下只好从门顶端和墙壁的缝隙里爬进院子。
那天仿佛所有的倒霉事都赶到了一起，好不容易爬进院里，却发现厨房里平时装馒头的竹筐那天竟然空空的。
现在想来并不觉得什么，但在当时，那种情况下，所有委屈、怨恨顷刻间爆发，眼泪像决堤的洪水，我从没像那一刻那样感到无助，也从来没像那一刻那样憎恨命运和我的父母。
不记得那天哭了多长时间，反正当我又费劲从门上爬出去，跑到学校的时候，已经上课好久了。
那天老师没让我进教室，我在教室门口靠墙站着，听教室里传来朗朗的读书声“一群大雁往南飞，一会排成个人字，一会排成个一字……”。 不经意间抬头看天空，竟然真的恰巧有大雁往南方飞去。
那个下午我第一次特别强烈的渴望离开杨子庄，希望自己能像候鸟一样，飞到很远很远的地方。那个孤独又奇异的下午我心里产生的逃离的渴望，成了以后的许多年里我不断前进的动力。
可是十多年后，当我终于考上大学，可以决然离开那里的时候，心底竟然又产生了一种温柔的情感，是依恋、是不舍，是还未离开就汹涌的乡愁。
我高中以后就在学校住宿，两周才回杨子庄一次。记得高一那年暑假，老家又爆发洪灾，有天早上一觉醒来，发现屋里的积水已经很深。因为老屋地势低，大部分水是从外面倒灌进来的，当然老屋年久失修，屋顶也开始漏水。
记得那年一整个暑假好像都在下雨，屋里每天都摆满了用来接水的盆盆罐罐。雨季结束后，姥姥终于下决心，请泥瓦匠对老屋的房顶进行了第一次翻修。换下来许多被雨水泡坏的高粱杆，换上了二姨夫从南方买回来的竹子。原来的灰瓦也全部换成了当时通用红瓦。翻修后的老屋虽然没有了昔日的古色古香，但看起来多了几分亮丽。
高三那年我姥爷病情严重，我妈跟我姨们回老屋照顾了他大半年。但姥爷最终还是没能熬过那个冬天，在新年将至的时候，永远离开了我们。当时家里人怕影响我学习就没有告诉我，我放假回家的时候已经是他老人家入土七天之后了。我妈安慰我说姥爷去的时候很安详，我欲哭无泪，不孝如我，没送老人家最后一程。
办完姥爷的葬礼已临近年关，赶回来参加葬礼的亲戚们都决定留在老屋过年，一家人难得团聚。十几个人却总是安安静静的，怎么都热闹不起来。我每次看到我妈她们吃饭时都恭恭敬敬的站在姥爷的遗像前，就感到莫名的悲伤。
那是我跟我爸妈第一次较长时间的生活在同一个屋檐下。在那之前我从没有近距离的观察过他们，鬓角花白的头发，额头密布的皱纹，苍老憔悴的形象跟我凭着碎片式的记忆拼凑出的一点都不一样。而且，他们跟我说话时总是小心翼翼的。我终于心软以致心酸，甚至开始试图了解他们的生活，理解他们当年抛弃我时候的艰辛和无奈。
吃年夜饭的时候，我爸喝醉了，絮絮叨叨的说着对我的愧疚，老泪纵横。我说，爸，别说了，过去的事就让他过去吧。那是砍枣树那年后我第一次叫他爸。
年后我姨决定把姥姥接去跟她们一起生活了，姥姥已经无力再操持那十几亩田地。姥姥家的老屋也即将赠给我姥爷的侄子，因为他在姥爷的葬礼上扮演了儿子的角色，按我们当地的习俗房子是要留给他的。
离开那天，我把老屋的角角落落都打扫了一遍，所有的桌椅板凳也都擦拭了一遍。过往的日子像一部老旧默片在我的脑海里清晰放映。我是最后一个离开老屋的，朱红色的木门被黄铜锁锁上的那一刻，我清楚的意识到，我在老屋生活的日子将永远结束了。
那年我考上了南方的一所大学，离开之前又特意回去了一次，我堂舅已经带着他的小孙子住了进去。原来的老旧桌椅都堆在了院子里，屋里换上他家的新式家具，我婉拒了他热情的招待，物是人非了。
我是乘火车离开故乡的，火车一路向南。在动荡的硬座车厢里，我闭上眼睛就看到了故乡那座典型的北方小城、看到了我生活了十几年的杨子庄、看到了那座门前种着两棵枣树的青砖灰瓦的老屋。
老屋没有上锁，我看到一个调皮的孩子跌倒了，她爬起来跑到门前抱着枣树嚎啕大哭。
我笑了，笑着笑着泪如雨下，我看到老屋没有上锁，她在旧时光里穿梭
